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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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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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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斯大林来说，战后当务之急就是加强国内的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苏联所造成的严重损害，不仅包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人员的惨重损失和工业产量的大幅度下降，而且还包括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削弱。不少苏联人出于对斯大林高压统治的强烈不满，在战时同德国人合作，德国的入侵严重削弱了斯大林的控制权。在战争期间，斯大林借助民族主义来号召民众，因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已经下降，不足以动员苏联人民。（那时的苏联人以及今天的俄罗斯人都把这场战争称为”伟大的卫国战争”。）战后，斯大林采取了孤立主义的政策，旨在消除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外部影响。斯大林把美国当作敌手，以此让苏联人民不信任外国人，并且加强对苏联人民的集中控制。但是，这并不是说后来发生的冷战正是斯大林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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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际合作有助于苏联实现其在东欧的目标和从美国获得一些经济援助，那么斯大林愿意采取某些合作的态度。作为一个杰出的共产主义者，他相信美国会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向外输出资本，以解决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斯大林还相信，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场新的危机将在10年到15年内爆发，苏联到那个时候已经复兴，将在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避免要发生的冲突中占据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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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政策方面，斯大林既要维护自己在国内的地位，也要维护苏联通过1939年苏德条约所获得的在东欧的权益。斯大林也曾试探能否在其他地方扩展自己的影响，这样的举动在没有发生危机的时候更容易获得成功。1941年，斯大林告诉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他喜欢算术，不喜欢代数。换句话说，他喜欢务实性的东西，不喜欢理论性的东西。所以，当温斯顿·丘吉尔提出一个有关瓜分战后巴尔干势力范围的方案时，斯大林做出了积极的反应。根据丘吉尔的这个方案，巴尔干有些国家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有些国家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而英国和苏联在某些巴尔干国家中的影响力各占50%。战后初期，斯大林对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共产党人的支持都是有所节制的，这同斯大林喜欢以算术而非代数的方式追求目标的行为方式是相吻合的。斯大林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虽然他用共产主义的认识框架看世界，但是他经常采取务实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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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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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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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冷战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45—1947年是冷战的序幕和滑向冷战的阶段；1947—1949年是冷战开始阶段；1950—1962年是冷战高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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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杜鲁门，都不愿意看到冷战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杜鲁门就派罗斯福的助手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出访莫斯科，寻求同苏联达成共识。即使是在波茨坦会议以后，杜鲁门依然把斯大林看作是一个稳健、温和的人。直到1949年，他还把斯大林比作自己在堪萨斯城的老朋友博斯·彭德格斯特（Boss Pendergast）。1946年，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代办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回一份电报，试图让美国决策者了解斯大林政权的真实性质与动机；温斯顿·丘吉尔则在密苏里的富尔敦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说，警告说一个”铁幕”已经降临欧洲。当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James Byrnes）还在努力与苏联进行谈判、希望同苏联达成一项战后条约的时候，杜鲁门指派其助手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准备一份有关苏联真实计划的报告。克利福德与一系列人士交换意见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即凯南的看法是正确的：苏联人会抓住一切代价不高的机会进行扩张。然而，杜鲁门在1946年12月看到这份报告后告诉克利福德，他不想让很多人知道该报告的结论，因为他还在努力遵循罗斯福的大政方针，尚未制定出一个新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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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6个问题促使美国最后调整了战略，导致冷战的爆发。第一是波兰和东欧问题。波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催化因素，并且美国人认为，斯大林违背了战后在波兰举行自由选举的诺言。然而，斯大林的承诺是不甚清楚的。斯大林与罗斯福1943年在德黑兰会面的时候，罗斯福提出了波兰问题，但是他主要是出于1944年美国将进行总统选举的考虑，吁请斯大林允许波兰举行选举。罗斯福自己将参加总统选举，美国有许多美籍波兰裔选民，他需要向这部分选民承诺，波兰在战后将举行自由选举。斯大林从来就不担心苏联的选举，所以他对罗斯福的吁请并不是很在意。1945年2月的雅尔塔协定也比较含糊，斯大林极力按自己的需要来解释其含义，当苏联红军从波兰赶走德国人之后，苏联便在华沙建立了一个共产党政府。美国人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但是斯大林认为美国人会接受现实，因为是苏联军队解放了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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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美国在1945年5月，突然终止租借援助计划，美国和苏联的经济关系因此陷入一个紧张的境地。租借援助计划突然终止执行，在某种程度上是官僚机构所犯的一个错误，而1946年2月美国拒绝了苏联的贷款要求，则是两国总体关系没能改善的结果。苏联人把以上美国的两个做法解释为敌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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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德国问题。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和苏联同意，德国要支付200亿美元的赔款，其中一半给苏联。但是雅尔塔会议并没有确定如何以及何时支付赔款，只是决定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苏联要求获得100亿美元的赔款，而且它要求这些赔款应从美、英、法占领的德国西区获得。哈里·杜鲁门关心德国的重建问题，他提出，如果苏联要从德国获取100亿美元赔款的话，那么它应该从自己占领的德国东区获得。杜鲁门声称，在德国西区实现重建之后，如果那里还剩下什么东西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告诉苏联人。这样，在有关德国如何重建这个问题上，美国和苏联人存在着分歧。美国同英国、法国一道，在德国西区发行新货币，开始了把德国西区融入西方的过程，这也导致了苏联加强对德国东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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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东亚问题。直到战争结束的一个星期前，苏联在太平洋战争中还保持中立的态度。然后苏联就向日本宣战，并乘机从日本手中夺取中国东北、库页岛南部以及整个千岛群岛。在波茨坦会议上，苏联要求在日本获得一个占领区，就像美国拥有一个德国的占领区一样。杜鲁门的反应实际上是这样的：苏联人来迟了一步，所以不能获得一个占领区。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十分合情合理的。然而，这不能不让苏联人联想起东欧的情形，美国要求在东欧举行自由选举和在东欧事务上拥有发言权，而苏联军队是最先到达这个地区的。因此，苏联人把远东情势与东欧情势相类比，而美国人则把远东发生的事视为苏联努力扩张其影响的又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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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是原子弹问题。罗斯福已经决定美国不与苏联分享原子弹的秘密。今天，大多数的历史学家认为，杜鲁门下令在广岛和长崎投掷两颗原子弹，主要是为了使对日战争早点结束，而不是如一些修正派人士所说的旨在吓唬苏联。但是，他确实希望原子弹会产生一些政治效果。在波茨坦会议上，当杜鲁门告诉斯大林美国已经拥有原子弹的时候，斯大林脸上表情木然，显得若无其事。显然，斯大林事先已经通过自己的情报人员知晓了这个消息，但是他的镇定态度让美国人感到惊讶。1946年，美国提出了由联合国控制核武器的”巴鲁克计划”，斯大林对此表示断然拒绝，因为他想制造自己的核武器。在斯大林看来，处于国际控制下的原子弹仍然是美国的原子弹，因为只有美国人知道如何制造原子弹，苏联拥有原子弹更有助于维护自己的安全。苏联研制的原子弹终于在1949年爆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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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问题涉及东地中海和中东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在该地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该地区发生了一些事件。首先是1946年3月苏联拒绝从伊朗北部撤军。美国在联合国的有关辩论中支持伊朗。苏联最后还是撤走了军队，但是这个事件让苏联人感到很不高兴。接着，苏联又对其南面的邻居土耳其施加压力，而且希腊共产党看上去快要获得希腊内战的胜利。这些事件让西方更加相信，苏联人正在扩张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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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述每一个问题中都包含着某些误解的因素，但这6个问题都是实实在在的。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协商和绥靖的方式得到解决吗？绥靖能起作用吗？或许不能。凯南声称，苏联人倾向于试探对方的每一个弱点。绥靖政策可能被视为一个弱点，从而招致苏联采取更多的试探行为。1946年6月，苏联前任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告诫美国国务卿不要做出让步，因为紧张关系的根源是”这里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即共产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让步只会导致”西方将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面对越来越多的要求”。[5]绥靖政策或许并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强硬的讨价还价态度可能制约了某些事态的发展，导致冷战的爆发。如果美国在采取坚定立场的同时，对斯大林的机会主义行为采取一些安抚性的策略，并且做出愿意进行谈判的姿态，那么1945—1947年间的事态发展或许会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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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即1947—1949年的冷战开始阶段，是在希腊与土耳其问题出现后开始的（图5.1）。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严重的削弱，觉得自己已经无力再向东地中海地区提供安全保障。美国面临着或者让该地区继续存在一个真空地带，或者取代英国，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的政策选择问题。介入这个地区的事务意味着美国要改变传统的对外政策轨道。杜鲁门不敢确定美国国内舆论是否会支持这么一个举动，当时人们仍然担心，孤立主义可能继续主导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杜鲁门问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参议院是否支持美国政府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范登堡回答说，杜鲁门必须”让议员们感到害怕”，这样才可以使得国会支持政府改变美国传统对外政策。于是，杜鲁门在向国会解释政策变化的时候，没有提及通过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来维持东地中海地区均势的必要性。相反，他却大谈美国需要支持各个地方热爱自由的人民。这种从道义和意识形态角度解释美国对外援助的做法被称为”杜鲁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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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已经回到国务院任职的乔治·凯南，反对这种用意识形态语言表述对外政策的做法，认为它是没有限度的，会使美国陷入困境。显然，“杜鲁门主义”所表述的遏制政策包含着极其含糊不清的内容。美国到底是要遏制苏联的权力，还是要遏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呢？刚开始的时候，遏制苏联的权力和遏制共产主义似乎是一回事，但后来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这种含糊不清所造成的问题就很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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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夸大了美国所面临的威胁，并且用意识形态的语言解释美国政策的变化，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吗？一些观察家指出，在民主国家中改变公众舆论比在极权国家中改变政策要困难得多。他们声称，夸大威胁的做法加快了民主国家公众舆论的转变过程。为了让一辆狂奔中的马车掉转头，勒紧缰绳是十分必要的。不管夸大威胁的做法是否必要，它的确促使冷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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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欧洲冷战的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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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6月，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提出了一个援助欧洲的计划。按照马歇尔计划的最初建议，假如苏联和东欧国家愿意的话，它们可以参加该计划，但是斯大林向东欧国家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使它们不敢参加这个计划。在斯大林看来，马歇尔计划并不是美国慷慨大方的表现，而是一个经济大槌，它被用来破坏东欧作为苏联安全缓冲区的地位。在捷克斯洛伐克表示想得到美国的援助之后，斯大林加强了对东欧的控制，1948年2月，共产党完全掌握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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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从这些事件中听到了20世纪30年代事态发展的回声。他开始担心斯大林可能成为另一个希特勒。美国提出了一个有关德国西区货币改革的计划，斯大林则以封锁柏林来加以回击。美国对柏林封锁的反应是实施空运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双方针锋相对，冲突不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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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发生的两个令人震惊的事件使得冷战进入了最为僵硬的阶段。一个事件是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比美国人预计的时间要早得多。另一个事件是中国共产党解放了中国（除了台湾）。美国人的惊慌心理表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这个绝密政策文件上，该文件预测，苏联在4年到5年内会发动一场进攻，这是它追求全球霸权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NSC-68呼吁美国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杜鲁门由于受到财政问题的困扰，直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才批准NSC-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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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所起的作用就如同往小火苗上浇汽油（图5.2）。它使得西方确信斯大林具有扩张主义野心，并导致美国杜鲁门政府大大增加国防预算。为什么斯大林允许朝鲜的行动呢？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做这样的解释：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促使斯大林抓住统一朝鲜的时机。美国人曾经表示，朝鲜半岛不在其防御线之内，艾奇逊国务卿表明了这一立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进行相应规划。对斯大林来说，朝鲜就像一个软腹部。但是，当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杜鲁门的反应是不由自主的，而非深思熟虑的。他想起了希特勒进军莱茵地区，并且想到了必须在各处反击侵略行为的格言。朝鲜战争所引发的历史类比，其作用之大让有关防御线的精心计划黯然失色。美国当时可以动员联合国安理会同意实施集体安全原则（美国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当时苏联抵制安理会，当时联合国安理会未能给予中国共产党政权以合法地位，而让台湾当局享有合法席位），并且打着联合国的旗帜出兵朝鲜，把共产党人推回到”三八线”以北，“三八”线把朝鲜半岛分为南北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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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与NSC-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