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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第二章从奥斯曼到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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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奥斯曼帝国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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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奥斯曼人的起源其实并无可靠的史实支撑，大致上说，他们的核心在源头上是不断向西迁徙的、来自内陆亚洲的游牧部落成员，其在迁徙过程中皈依了伊斯兰教。来自内陆亚洲的游牧部落早在11世纪曼齐刻尔特之战后就进入了小亚细亚半岛，这同时开启了小亚细亚地区的伊斯兰化。11世纪末，塞尔柱王朝分裂，从中分出的罗姆苏丹国，以科尼亚为中心，控制了小亚细亚的重要地区。13世纪中叶，蒙古人的到来对罗姆苏丹国造成重创，后者成为蒙古人的附庸，于14世纪初灭亡。与此同时，蒙古人在1258年灭亡了阿拉伯人的阿拔斯王朝。蒙古人的征服给小亚细亚地区带来了巨大动荡，游牧民族向西的迁移更加频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奥斯曼人趁机崛起。他们混合了流民、游牧部落、对战利品的追逐和宗教狂热等多种元素，一般认为奥斯曼人是一个生长于边疆社会的、混杂的“劫掠集团”，最终从一个边疆地区的公国发展为一个规模巨大的中东帝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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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集团的核心，是有着内陆亚洲游牧社会背景的、讲突厥语族语言的奥斯曼家族，信奉伊斯兰教。不过，至迟到13世纪末的时候，奥斯曼部落已不再是一个典型的游牧群体了，其失去了很多游牧特征，比如，季节性的转换牧场这种做法，最晚到奥斯曼一世时代（1280—1324）初期就已经不存在了，相应地，奥斯曼人的传统部族纽带也不重要了，但一种新的能够把人们团结起来的方式出现了，这就是备受争议的参与伊斯兰“圣战”（gaza/غزاء）的“加齐”（gazi/غازى，为信仰而战的武士）的共同体意识。奥斯曼及其儿子奥尔汗（1324—1362年在位）都有“加齐”称号，并率领同辈的战士们参与“圣战”。但这不是正统伊斯兰神学所谓的“圣战”，他们所做的就是一种集团式劫掠，还与周边的、同属突厥系的公国冲突不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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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奥斯曼帝国经常被误以为是由来自内陆亚洲的游牧民族所创立的“大陆帝国”，但实际上，奥斯曼帝国在很长时期内也算一个海陆复合型帝国，无论是北边的黑海，南边的地中海还是波斯湾以东地区，奥斯曼人要么将其收入囊中，要么在那里开展海上行动。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的疆域涵盖从巴尔干、东南欧地区到小亚细亚再到阿拉伯地区和北非，地中海沿岸大部分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是奥斯曼帝国的实际控制范围。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奥斯曼帝国视为一个大陆帝国，还应该考虑到它在地中海地区长期的霸主地位。历史上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东部曾拥有非常强大的海军力量，北非地区的领土主要也是靠海军的力量来维持的。当然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有那个时代比较普遍的特征，就是主要利用海盗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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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奥斯曼人其实并不喜欢别人称呼自己为“土耳其人”（Turk，或者突厥人），他们也不会这么自称。这是为什么呢？简单来讲，自古以来，某个群体如何称呼自己（自称）和别人怎么来称呼或看待它（他称），这中间往往是有差异的。随着奥斯曼人力量逐渐发展壮大，西方人把活跃在小亚细亚地区的这些长相、语言、习俗、宗教相似的部落或者是部落联盟，都称作土耳其人，欧洲人长期称奥斯曼帝国为土耳其帝国。欧洲人这种说法，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的同代欧洲人所使用的Turquie。讲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当然有自己的部落身份或认同，比如，奥斯曼部落的名称来自一个叫奥斯曼的著名酋长，这往往是内亚游牧民集团命名的一种习惯，建立塞尔柱帝国（Seljuk Empire，1037—1194）的游牧民集团的名称，其实也是来自一个叫塞尔柱的著名的部落酋长。这些游牧部落都有各自的身份和认同，但自身没有一个统一的所谓“土耳其人”或者“突厥人”的认同。外人可能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界定，比如，在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认知里面就会将他们统称为“突厥人”，前面讲到的欧洲人对这些游牧部落的指称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到的“土耳其”或“突厥”是比较泛化的一种统称，显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民族认同，所以，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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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人的国家继续发展，它以后怎么自称呢？就是叫“伟大国家”（Devlet-i Aliyye），大概有“天朝上国”的意思。奥斯曼人当然也知道波斯—阿拉伯的那个认知传统，而且波斯—阿拉伯这个认知传统也进入了奥斯曼的文化或历史书写中，这对奥斯曼人是有（再）教育意义的。所以，也不能说奥斯曼人对土耳其或突厥没有认识，或者说他们完全遗忘了出身，他们至少也会承认自己说的语言是突厥语；但是，精英阶层、统治阶层的人还是不愿意认同“突厥”，而更喜欢自称为“奥斯曼人”（Osmanlı）。在当时，如果日常说起“土耳其人”或“突厥人”，主要是指有游牧背景的、较为不开化的那些部落民。这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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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统治着广袤的领土，内部有着非常多元的文化身份，这常常体现在奥斯曼帝国君主的称号上。这些头衔中包括跟伊斯兰有关的“加齐”（字面意思是为信仰而战的武士），跟中东地区历史传统有关的“苏丹”（Sultan），然后，还有跟内陆亚洲有关系的“汗”或“可汗”（Khan），以及跟波斯有关的“帕迪夏”（Padişah，意思是“大王”），此外还有跟欧洲传统有关的“恺撒”（Caesar）等。当然跟穆斯林关系最密切的，是在16世纪奥斯曼帝国达到鼎盛后更多采用的“哈里发”（指的是先知的继承人）这个头衔，一直延用到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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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仅仅从这些表面的现象就可以看得出来，奥斯曼帝国是一份非常复杂的遗产。研究奥斯曼帝国史的著名专家哈里勒·伊纳尔哲克（Halil İnalcık）打过一个比方，说奥斯曼帝国就像一把伞，伞下面罩着一群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族群以及次级政治体。奥斯曼帝国作为一把伞，苏丹就是这个伞的顶尖，维系帝国需要的就是对苏丹的效忠。这个帝国是建立在多族群、多文化、多宗教的基础上的。理想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建立在“一族一国”基础上的，但实际上当然很难完全做到。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和族群是多元的，在传统的技术条件下，就跟其他很多规模较大的政治体一样，很多时候它都要通过“间接统治”来维持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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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一个小公国向国家和帝国的转变过程中，奥斯曼政权首先着力经营和征服的是基督教地区，尤其是东南欧巴尔干半岛，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发展成为一个巴尔干大国。到1356年，奥斯曼人已经控制了达达尼尔海峡，打开了通向欧洲的大门。之后，他们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开始在欧洲攻城略地，用了差不多100年的时间征服了整个巴尔干半岛，其中最重要的，是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Fatih Sultan Mehmet II，1444—1446年、1451—1481年在位）率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到15世纪晚期，土耳其人已经据有整个小亚细亚以及巴尔干半岛上的保加利亚、马其顿、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阿尔巴尼亚等地。可以说，随着奥斯曼人在欧洲的扩张，其治下的人口中基督徒的比例逐渐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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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6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继续征战扩张。苏丹塞利姆一世（Selim I，1512—1520年在位）时期，其扩张主要表现为对伊斯兰世界的领土兼并。奥斯曼人的军队于1514年在小亚细亚东部的查尔迪兰（Chaldiran）重创什叶派的萨非王朝（Safavid Dynasty，1501—1736）伊思迈尔一世（Ismail I，1501—1524年在位）的军队。此后，奥斯曼帝国将扩张的矛头主要指向了以埃及为基地的马穆鲁克王朝（Mamluk Dynasty，1250—1517）。1516—1517年，奥斯曼人征服了马穆鲁克王朝，把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半岛的汉志地区纳入统治范围，结果之一就是帝国的穆斯林人口比重明显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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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埃及之后，奥斯曼土耳其人继续在北非、欧洲和地中海上取得一系列进展，1529年攻陷阿尔及尔，1574年占领突尼斯。在东南方向，奥斯曼军队将亚美尼亚大部、格鲁吉亚一部分以及包括巴格达在内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都纳入了帝国版图。在东北方向，衍生自蒙古四大汗国之一金帐汗国的克里米亚汗国奉奥斯曼帝国为宗主，黑海北岸（今属乌克兰的草原地带）也被纳入了帝国版图，黑海成为奥斯曼帝国真正的内湖，成为定都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安全保障。在西北方向，土耳其人于1504年吞并了罗马尼亚，1521年攻陷贝尔格莱德，1526年占领布达佩斯。1529年苏莱曼大帝（Süleyman I，1520—1566年在位）率军进攻维也纳受阻，此后奥斯曼土耳其人与哈布斯堡王朝（House of Habsburg）在中欧对峙一个半世纪。奥斯曼帝国在海上的扩张也很成功：1522年征服了罗得岛，1538年占领亚丁，1570年攻占塞浦路斯岛，1669年夺取了克里特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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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在16世纪初已成为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随着帝国版图的迅速扩大，其人口总数也从1500年的900万增至1600年的2 800万，但这大部分是由帝国版图扩大带来的。1600年后，随着帝国领土面积的缩小（如19世纪初希腊的独立），奥斯曼的人口总数下降到了2 400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晚期。1500年，小亚细亚地区有600万人，1600年后达到750万人，到1800年增长到900万人。根据布罗代尔的估算，在1600年左右，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在2 200万到2 600万，其中，欧洲领土上约800万，亚洲领土上约800万，埃及有200万到300万，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有200万到300万。土耳其学者巴尔坎（Barkan）认为，1520—1530年，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共有1 200万到1 300万人，1580年左右时有1 700万到1 800万人，到1600年左右，奥斯曼帝国可能有3 000万到3 500万人，不过布罗代尔认为这个估计过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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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曼帝国的非穆斯林中，最多的是希腊正教徒，不过，大叙利亚地区和伊拉克还有叙利亚正统教会［雅格派（Jacobites）］和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埃及还有比较多的科普特人（Coptic）。小亚细亚东部和伊斯坦布尔有相当多的亚美尼亚人，不过，亚美尼亚教派的中心在伊朗。黎巴嫩有马龙派（Maronites），他们跟威尼斯和教皇关系密切。耶路撒冷的情况也比较复杂。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在今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还有相当多的天主教徒，此外，伊斯坦布尔的加拉塔地区也有一些天主教徒。在匈牙利，奥斯曼苏丹允许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存在。有学者曾认为新教徒很受奥斯曼帝国的欢迎，因为加尔文派在匈牙利激烈反对奥斯曼人的最大敌人哈布斯堡王朝。不过，这并未导致奥斯曼人正式地支持匈牙利的新教徒。天主教的主教则不被允许住在奥斯曼领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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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征服阿拉伯地区后奥斯曼帝国境内非穆斯林的人口比例问题，学界并无统一看法，估算的比例大约在20%—40%。可靠数据的缺乏是最大的障碍。在19世纪晚期之前，奥斯曼帝国统计的是臣民的财富，而不是人口。如果说有统计的话，也只是针对那些需要缴税的人，通常也就是男性户主，或者是需要服兵役的人。因此，在19世纪晚期之前，关于奥斯曼帝国某个地方的人口数量，人们只能估计。在16世纪初期奥斯曼帝国征服阿拉伯地区之前，其人口结构中非穆斯林仍占较大比重，而这些非穆斯林主要是希腊正教徒、亚美尼亚教派信徒和犹太教徒。根据巴尔坎的统计，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即便是在征服了阿拉伯地区以后，穆斯林人口也并未占据明显的优势，在1520—1535年的奥斯曼帝国人口中，基督徒的比重虽然已经少于一半，但可能仍然超过40%；可以说，其与穆斯林人口相比只是略低，几乎是大体相当的。到16世纪中期的时候，巴尔干地区的人口中约有18%是穆斯林，城市地区的伊斯兰化要比农村地区的程度深。从有限的数据可以推算出来，巴尔干地区的人口密度一直是小亚细亚的两倍，阿拉伯地区的人口密度则更小。1850年的时候，尽管希腊此前已经独立出去了，巴尔干地区的人口仍占奥斯曼帝国总人口的一半。1906年，尽管帝国能够掌控的巴尔干领土已经不多了，但巴尔干地区的人口仍然占了奥斯曼帝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所以，巴尔干地区的经济比重长期以来都很大，而巴尔干地区的绝大部分人口是基督徒。一般认为，直到19世纪晚期之后，随着大量基督教人口占优势的省份的失去，奥斯曼帝国才第一次成为穆斯林占绝对优势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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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奥斯曼帝国大部分时间里都统治着大量的非穆斯林人口，那么，他们总需要想一些办法来汲取非穆斯林的人力资源。他们有一个饱受争议的制度——“德武舍迈”（devşirme，本义为“征召”），简单来说就是从基督徒的边远农村征召主要是10岁到15岁左右的男孩。这些人被送到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大部分成为禁卫军的一员，极少数出类拔萃者，经过严格且长期的教育，最终会成为帝国大员（统治精英），当然他们都皈依伊斯兰教了。“德武舍迈”就是所谓的“奴官制”，有时也被称为“血税”（blood ta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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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奥斯曼帝国的后宫里面，有大量奴隶出身的甚至是从奴隶市场购买来的不同民族的女性（主要是白人）。到后来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其实是没有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婚姻的，他们的后宫有大量的女性，可以说都是他们的生育工具。像苏莱曼大帝和许莱姆（Hurrem Sultan，约1502—1558）正式举行婚礼这种事，都算非常特殊的例外情况，而且在当时就争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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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需要关注，就是所谓的“米勒特制度”（millet system）。一般认为，米勒特制度就是伊斯兰帝国赋予境内不同宗教团体以较大自治权的一种安排。学界对所谓“米勒特制度”问题曾经有很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以前并没有一种明确的制度设计意义上的“米勒特制度”，只有一些临时性、特殊性的安排（ad hoc arrangements）；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奥斯曼帝国尽管可能没有明确地设计一种叫作“米勒特制度”的体制，但在实践中，又的确存在给予非穆斯林宗教共同体较大自治权的做法，而这是奥斯曼帝国内部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帝国要统治这么一个国土广袤、文化多元、人口构成复杂的帝国，就必须倚重已有的传统，实行某种“因俗而治”，才能最大程度地节约管理和行政成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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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给人留下过很多谜团。关于它的建立，人们在过去常感困惑的是：那群仅有百十顶帐篷的突厥人，怎么就能建立这么伟大的一个帝国？关于它的崩溃，一般的理解也是西方崛起了，奥斯曼帝国落伍了，没赶上西方的步子，成了西亚“病夫”，所以，在面对西方人时就被打败了。这样说很简单，似乎也能说服大部分人。但其实，奥斯曼帝国的建立并不仅仅是蛮族部落靠军事强力推动的结果，它是中东—地中海文明的优秀继承者。至于它的衰落和解体，也不只是欧洲人推动的，在奥斯曼帝国面对真实的西方冲击之前，它的内部并没有出现欧洲那样的走向工商业文明的突破，后来它向欧洲学习也并不顺利。更不必说，它内部还在18世纪后出现了强大的地方分裂主义势力，而对这些，奥斯曼帝国无法通过内部的体制改革予以消化，这是它解体的内部原因。也就是说，对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不能完全从西方与奥斯曼之间的“冲击—回应”这个视角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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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合合这种事儿，对人生和历史来说，都是经常出现的主题，只是每个人、每个民族因其特殊性而处于不同的阶段罢了。近代欧洲的崛起的过程也是所谓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这个模式在欧洲出现得最早。从近代君主国到主权国家，有一个从贵族制/分权制到官僚制/集权制的转变过程，中央政府的效能提高了，国家强大了。欧洲长期存在封建战争，尤其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虽然带来了长期战乱和纷争，但残酷的竞争也增强了欧洲人的国家认同，带来了军事、技术和财政革命，使得近代欧洲国家的强大成为现实（这就是所谓“战争造就国家”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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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形势，19世纪改革时代（Tanzimat，1839—1876）的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考虑给予国内所有民众平等的地位（公民权），这当然是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同时也是一种外交上应付列强干预其内政的一个姿态或策略。这种平权主义的改革理念被称为“奥斯曼主义”（Ottomanism），这意味着奥斯曼人想打造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奥斯曼国家。在整个国家内，无论你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不论你是哪个民族、哪个族群或哪个教派的人，在奥斯曼国民这个公民身份的意义上大家都是平等的。这是一种建立现代公民权的国族主义，这个努力方向是值得肯定的。这可以视作奥斯曼国家要把自己整合成一个像西欧式的近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所做出的努力，但遗憾的是最终并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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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主义倾向的改革之所以没有挽救帝国，究其原因主要是民族主义的发展以及外部列强的干涉。在构建一个新型的、基于平等公民权的现代主权国家的努力失败后，奥斯曼帝国最终被内部的民族主义严重削弱，它以往统治的领土上出现了一系列的民族国家。希腊在19世纪上半叶率先独立，后来巴尔干地区的不同基督教民族在帝国解体前都陆陆续续获得了自治或者独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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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奥斯曼帝国境内讲土耳其语的穆斯林，也就是土耳其人，也不得不寻找和建构自己的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关于什么是突厥人/土耳其人，作为一套近代民族观念，最初也不是土耳其人自己提出来的。除了历史上的波斯—阿拉伯语文献那个传统之外，对近代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东方学里找到的“土耳其”。从土耳其思想家的叙述中，我们很容易了解这个过程。在现代土耳其共和国选择“土耳其”（Türkiye）为国名时，政治精英们也强调，欧洲人长期以来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即欧洲人长期称奥斯曼帝国为土耳其帝国。[6]但实际上，“土耳其”在欧洲几乎就跟“伊斯兰”同义。欧洲人对“土耳其”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从肯定/赞赏到恐惧再到蔑视的过程，变化主要是在启蒙运动之后发生的，经历启蒙的欧洲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塑造为一个野蛮、专制和暴政的社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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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了的土耳其人逐渐被迫或主动去西方学习。留学时，他们会读到很多西方人关于东方的著述。当然，那些著述的材料也是从东方获取的，比如大量关于突厥—蒙古的历史知识，就是来源于中国的古代史书（当然也有波斯—阿拉伯的史书），但是，经过西方人的加工，这些知识又变成西方知识体系中所谓东方学的一部分。这是西方表述东方的方式，也是相对中性意义上文化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对土耳其人来说，将东方学中有关土耳其的部分译介回奥斯曼帝国，就是通过西方的那个知识系统来了解自身，并建构自身的认同的必经之路。与此同时，那也是利用西方的知识和思想资源来消除对土耳其的蔑视性史观的手段。强势的西方所带来的有关东方（土耳其）的知识，就成为东方与西方抗争的“子之矛”，因为，土耳其民族主义兴起后，其与西方的话语相对抗的武器，说到底还是西方生产的知识。这就跟我们在这一部分的引言中讨论的“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类似，只不过在主题上，它们一个是民族的，一个是宗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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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末，大规模的连续丧权失地、经济崩溃、列强入侵，已使奥斯曼帝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到20世纪初，民族主义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帝国辖下欧洲各省份大部分已经丧失或正在闹独立，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宗教，而且欧洲列强也利用宗教作为瓦解奥斯曼帝国的工具。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是该地区基督徒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顶峰，奥斯曼政府被巴尔干同盟国击败。战争中巴尔干地区的穆斯林群众被大量屠杀，很多清真寺被毁掉，奥斯曼的文武官员大量逃亡，广大穆斯林也被迫逃亡至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不过，这些就跟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危机时穆斯林遭遇屠杀的情况类似，西方主流舆论是不太会关注的。1913年，巴尔干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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