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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附言分裂的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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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主角是人。如果中东是一个可以被讨论的单位，那么，中东人为什么总给人以一种四分五裂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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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禁要问：伊斯兰教到底对阿拉伯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历史性影响？现在阿拉伯国家有二十几个，这其实也就是说，阿拉伯人处在一种碎片化的分裂之中。众所周知的是，在当代阿拉伯社会中，部落传统依然盛行。那为什么伊斯兰教没有促成阿拉伯人最终的团结和统一？历史地看，伊斯兰教当然是一种普世的一神教信仰，为阿拉伯人提供了超越部落认同的纽带，但血缘纽带、部落认同以及民族传统中某些与伊斯兰正统教义并不完全符合的因素，并不容易克服。这与人性有关。就像玄石仍然被保留在天房中一样，借用汤因比的话来说就是，一神教是高度理性化的宗教，对人的要求极高，但人性中自然崇拜的因素也是强大的，不会因为理性化的一神教之出现而彻底消失，它仍然会以变化了的形式潜伏在日常生活和人的精神深处。这就像在一个教育普及、科学昌明、信息发达的社会里，你不会期待就能彻底消灭所谓迷信、偏执或反智一样。部落认同因与血缘、归属感、传统、利益和权势等紧密相关，从而有着强大的历史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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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阿拉伯国家既没有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强大执政党，也基本上不存在建立在理性的公民认同和市民社会基础上成熟的政党制度，更没有能够大规模解决人民就业的制造业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对处于东、西方之间的阿拉伯人来说，其民族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的任务还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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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问为什么伊斯兰教没有团结起所有的阿拉伯人，倒不如去强调，在人类社会中，经典中的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永远存在着较大的距离。我们也不宜把历史上的阿拉伯帝国理想化，将其作为一面照亮当代现实的镜子。倭马亚王朝最大的问题就是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之间的不平等，倭马亚就亡于波斯人的不满。阿拔斯王朝中波斯因素很重，其虽延续了500多年，但大部分时间是四分五裂的，哈里发的权威也日益衰减。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人也是分而治之的。奥斯曼帝国解体后，西方人更不会再允许中东这个地缘位置如此重要的地区出现一个统一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种种内外因素，使得处于中东核心地带的阿拉伯社会至今仍然是碎片化的、分裂的，短期内，也看不到重构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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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伯半岛之外，叙利亚地区、两河流域、北非都是被阿拉伯人征服后出现了伊斯兰化与阿拉伯化，不过，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地的历史传统也并未完全消失，不管是部落传统还是习俗，都还在继续，并不存在一个同质化的阿拉伯社会或阿拉伯民族。阿拉伯民族主义在20世纪遭遇巨大挫折，更是让今天和未来阿拉伯人团结一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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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我们追问，为什么过去的阿拉伯人能够借助伊斯兰教建立强大帝国，而现在的阿拉伯人反而陷入了四分五裂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阿拉伯帝国的强盛与其说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毋宁说有其特殊的历史阶段性，而阿拔斯帝国之后，巴格达不再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在伊斯兰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也已经不是阿拉伯人。我们也说过，阿拔斯帝国虽然是阿拉伯帝国，但促成这一帝国的其实是波斯因素，阿拔斯帝国具有很强的波斯属性。波斯的复兴后来接续上什叶派的萨非王朝，使其与阿拉伯人最终分道扬镳。而从内陆亚洲来的游牧的突厥人，虽然在小亚细亚—巴尔干—阿拉伯地区先后建立了塞尔柱王朝和奥斯曼帝国，但最终退缩为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国，成为与阿拉伯、波斯分立的中东伊斯兰民族。这些因素都是今日中东格局形成的历史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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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在犹太复国主义兴起之前，其长期的传统是特定的上帝选民意识和安于流亡的精神，将流亡作为自身的宿命和认同；因此，犹太人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长期并不在巴勒斯坦。在奥斯曼时代，犹太人在希腊人聚居的城市萨洛尼卡、首都伊斯坦布尔都很有影响力。但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干预和不公，最终造成了至今难解的巴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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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现在有3 000多万人口的库尔德人，他们在奥斯曼—萨非帝国时代被伊朗和土耳其两个力量所拉扯。主要生活在奥斯曼治下的库尔德人，享有较高的自治，保留了部落结构。虽然库尔德人在20世纪以后形成了统一的民族意识，并在不同时期得到了域外大国的支持或利用，但他们仍然没有一个合适的历史机遇建立自己的国家，而只能依附于周边的土耳其、伊朗或阿拉伯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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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内部的多样性和分裂，还有外部因素需要注意。在伊斯兰文明崛起后，中东地区的统一帝国长期对欧洲基督教文明造成重大压力。到奥斯曼帝国后期，已经崛起的欧洲人之所谓解决“东方问题”，其实就是消除其所认定的历史性威胁。“一战”后欧洲人瓜分和分裂中东（奥斯曼帝国）的战略，也可以放在这个视野下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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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是欧亚大陆的交通枢纽，这一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也使其成为多种外部力量长期争夺的对象。属于埃及的苏伊士运河，连接着红海和地中海，被认为是连接非洲、亚洲和欧洲的最重要、速度最快的航道。全球有25%的集装箱运输需要经过苏伊士运河，而在亚欧海运集装箱贸易中，经过苏伊士运河的比例更高，其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甚大。2021年3月，一艘名为“长赐号”的货轮在苏伊士运河新航道搁浅，堵塞航道一个星期，各方预估这引起的全球经济损失达到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苏伊士运河带来的收入长期是埃及国家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之一，尽管受新冠疫情的冲击，2020—2021财政年度（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苏伊士运河带给埃及的收入仍达到了58.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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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用说，中东1 500多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蕴藏着占世界65%的石油资源。石油资源作为工业的“血液”，长期以来，其对工业化世界的意义不言而喻。在过去一百年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图谋控制中东石油，在中东地区造成了持续的动荡。中国目前每年进口5亿多吨的原油，有一半来自中东地区。近10年来，随着美国的“页岩革命”，美国日益减少了对中东地区石油的依赖，美国从中东的战略收缩，使得中东的地区性大国日益活跃，中东形势更加复杂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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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第二部分从霍梅尼革命到“阿拉伯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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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东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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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由2010年底的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开始，中东多个伊斯兰国家发生了以反抗现政权为主要意图的群众性政治——社会运动，尤其是北非的几个国家已经出现了政权更替。这显然是有深刻历史根源且具有明显联动效应的政治动荡，最初被叫作“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也有人叫“阿拉伯觉醒”（Arab Awakening）或“阿拉伯起义”（Arab Uprising）。席卷诸中东国家的剧变，无论是否可以被冠以“革命”之名，也无论人们如何称呼它，它都具有了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阿拉伯人民的社会运动矛头直指国家，最终改变了本国的政治体制，一些统治者被推翻了，其他的则死的死，逃的逃，退的退。但像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等国家则长期陷入内战和动荡，难怪又有人称之为“阿拉伯之冬”。无论如何，毫无疑问的是，事实一再表明，中东一些国家出现了普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从这个角度考察近些年来的中东局势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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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政治的本质之一就是统治，统治必然涉及正当性/合法性的问题。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出现过的合法统治形式有三个基础：一、理性的基础——相信法律，规章必须合乎法律，统治与服从都基于对法律的共同信守；二、传统的基础——相信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拥有权威的人依照传统实施统治，统治与被统治都基于对传统价值的服从；三、卡里斯马（charisma）的基础——对具有超凡魅力人物的服从。[1]韦伯提出的合法统治的三种类型具有理想型的意义，反过来也可以为我们解释政治合法性的危机提供重要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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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中东的角度来说，中东有27个国家，包括22个阿拉伯国家和5个非阿拉伯国家，其中除以色列、塞浦路斯外都是伊斯兰国家。按照政体的不同，中东国家大致可以分为君主制（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约旦、摩洛哥等）与共和制（如伊拉克、也门、黎巴嫩、叙利亚、利比亚、伊朗、埃及、突尼斯、以色列、土耳其等）。中东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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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政治的合法性，既有历史基础，又有现实因素。笼统地看，中东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革命（民族主义）、改革（发展、进步）、传统（伊斯兰教）、公民社会（个人权利、自由与尊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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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现代国家建立之初，其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是多元的。但普遍来看，革命（反帝、反殖）与改革（发展、进步）是其主要来源。这在凯末尔的土耳其、纳赛尔的埃及、礼萨汗的伊朗是非常明显的。虽然这些国家在当时都属于威权主义政治，但其统治的合法性是牢固的。但随着主权的巩固、卡里斯马式人物的去世以及改革带来的经济——社会大发展，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也将随之位移，以往的革命和改革意识形态将逐渐成为过时的东西，新一代公民关注的更多的是民生、权利、价值和尊严的问题。一个威权主义的政权能否通过进行有效的变革来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是其政治合法性面临的最大考验。土耳其通过漫长的民主化过程基本建立了稳定的世俗民主制度；伊朗因伊斯兰革命而改变了国体和政体；埃及先是经历了穆尔西（Mohamed Morsi，1951—2019）领导的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通过选举上台，而后穆尔西政府又被塞西将军领导的军方推翻。从某种意义上说，埃及正在经历的颇类似于20世纪后半期土耳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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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沙特和伊朗这样典型的神权国家而言，其政治合法性主要是建立在伊斯兰教法基础上。但沙特和伊朗又差别很大。沙特更像是一种传统型统治，它的合法地位来自伊斯兰教以及王位的世代相袭。现代沙特王国没有成文的宪法和立法机构，伊斯兰教法是法律的依据，甚至国王的废立与继承也遵循古老的伊斯兰传统——舒拉（Shura，协商），王国所推行的每一项政策，往往都要从伊斯兰教的经典中找依据。对伊朗而言，抛开其神权特征，其表面上则更像一个现代的西式民主共和国，有着非常复杂的权力制衡机制与选举制度。对教权国家最大的挑战来自西方的所谓“现代性”，即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公民社会传统及相关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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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年来中东政治动荡的普遍特征来看，中东多数国家面临着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巨大考验。这一考验的根本在于，多年当政的当权者囿于自身固有的局限性，无法与时俱进地满足广大群众的新要求，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与社会现实脱节/失衡造成的。以“阿拉伯之春”中最为典型的埃及为例，它的合法性危机表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没有惠及广大普通民众，专制主义政体严重损害了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亲美国和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使埃及人在阿拉伯世界失去了尊严。可以说，这是后纳赛尔时代埃及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总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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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而言，它们的政治合法性还面临一个共同的挑战，那就是，在有原教旨主义倾向的伊斯兰主义势力看来，几乎现在所有的中东政权都是非法的，因为它们把广大的穆斯林置于世袭的专制王权或非伊斯兰政权的统治之下，受到西方列强的制度和价值观的控制，丧失了穆斯林自身的主体性，从这个角度说，这些政权最终都是应当被推翻的。另外，温和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从伊斯兰传统中既寻找支持世俗变革的依据，也寻找挑战现政权的思想和政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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