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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极端主义与现代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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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极端主义问题，需要多个学科的视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归根到底是一种“反政治”[2]。法国在2015年11月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不是一群走投无路或者对社会不满的人绑架了人质要向“有关部门”提什么政治要求，而是极端分子对平民的赤裸裸的无情屠杀，是恐怖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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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在200年前曾经说过：“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外一种手段的继续。”[3]但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战争，不是为了争夺哪一个阵地或者哪一片领土，也不是这个文明圈和那个文明圈之间的冲突，而是不同价值观、秩序观和世界观之间斗争的外在表现。“9·11”的时候，美国总统小布什一再强调，反恐战争不是针对穆斯林的战争，而是对恐怖主义的攻击，“恐怖分子是他们自身信仰的叛徒，实际上，他们力图绑架伊斯兰教。美国的敌人不是我们的众多穆斯林朋友，也不是我们的众多阿拉伯朋友。我们的敌人是一个恐怖分子的激进网络，以及所有那些支持他们的政府”[4]。恐怖主义是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针对平民的暴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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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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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文明（艾森斯塔特的定义[5]）与不同地域的传统文明之间的矛盾，是现代历史的重要内容。极端主义与现代化和全球化这两股世界潮流密切相关。现代化的社会影响，是源于西欧的现代性文明打碎了传统社会那种温情脉脉的依附性联系，造成了传统社会的不适应。对西方社会来说，由于现代性文明有“西方性”，接受它并不难，但是，对非西方社会来说，一来和它接触的时间比较短，二来它可能会被认定为“异族的”。所以，在现代性文明与悠久的传统文明的汇聚之处，才会产生某种极端主义思想——不管是以宗教还是以民族为名。这种极端主义当然可以被视为现代性的产物。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说，不是过去简单强调的那种全球性的联系影响了人类社会，而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和扩张意义上的全球化对当下人类社会的处境影响深远。全球化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的扩张，这一点是根本性的，也只有通过这个角度，极端主义与世界体系的关系才能被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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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凯指出，极端主义是一种绝对主义立场。最典型的就是宗教中绝对地排斥异教徒，无法理性谈判或沟通。极端主义复兴的21世纪初和被霍布斯鲍姆喻为“极端的年代”的20世纪有很多共同点，而现代性陷入了重重危机，为极端主义的复兴提供了诸多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极端主义不一定只是个选项，而是代表了现代性危机和历史断裂之下的人的心理寄托与归属，这种诱惑特别针对年轻人。例如据报道，IS中有很多欧洲国家中上阶层的子女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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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刚认为，另一种寓于现代性之中的极端主义也值得关注：“人的信仰问题是现代国家无法管控的，这是对现代政治理论的很大威胁。在对现代性政治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观察的韦伯看来，与世界的祛魅相伴的就是世界的理性化与理智化，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诸神之争。现代生活的特点是无聊、破碎，那么，如何追求美和神圣？恰恰是不美不善，成了我们的普遍状态。因此，韦伯说我们需要呼唤英雄甚至是超人，即在现代性的逻辑中本身就有对卡里斯马的呼唤。”这是应对现代性挑战时出现的新挑战，是对极端主义的诉求。张新刚接着指出，韦伯在1914年后对卡里斯马有了正面积极的评价。卡里斯马的出现有两个路径：一是像俾斯麦一样的政治领袖，二是在国家层面推动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扩张的道路。从德国的历史来看，应对现代极端主义挑战的两条道路都失败了。似乎只有英国比较成功，但这种成功很难复制。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后发国家，包括当前的伊斯兰国家，德国经验仍值得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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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毅指出，极端主义似乎成了恐怖主义的别称，但实际上其所针对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社会，而是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意义上的世界体系。极端主义是反对这种体系的，只是恐怖主义的手段和方式带有极端主义和非理性的色彩。源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国际社会是讲求平等的，但平等只是以口号或理念的形式存在，而没有成为现实。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2019）论述的世界体系是反国际体系的原则的，是分中心和边缘的。既有的世界体系过于强大，使边缘地区在反抗的绝望中出现了极端主义的情况。IS也宣称反对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不能忍受“大压小”。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和改变世界体系的不公正性，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把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原则以及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理想真正落实。我们要区分宗教极端、极端宗教的概念，辨别宗教和极端主义的关系。相比于认为极端主义是从宗教中异化/退化出来的解释，也许“极端主义歪曲和利用了宗教”这种解释更符合现实。极端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性问题的本质之一就是圣俗之争。流行的意见中将极端主义等同于恐怖主义是不贴切的。从法国史的角度看，恐怖主义是罪恶的，极端主义则未必，比如，近来有学者研究指出，法国大革命中也有极端主义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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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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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极端主义源于一种对宗教文本的原教旨式的、不考虑具体情境的、拘于字面意思的理解。它往往被不恰当地等同于原教旨主义，不过两者的确有很多共性。其实，原教旨主义在各种思想流派中都存在，现代原教旨主义运动指的是，“起源于美国新教团体、后来贯穿整个20世纪的那些运动，以及后来首先是在伊斯兰，随后在犹太民族中出现的那些运动”。原教旨主义者的共同特征是：现实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自认是某种教条的代言人，他们的很多宣传看起来常常是引经据典的，他们谴责的是同为信徒的大多数人竟然已经遗忘了根本性的信仰之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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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革新的乌托邦宗派主义”，原教旨主义建立在更早的宗教传统和历史经验之上（尽管是“各自的异端传统”），它的主张看起来与当代现实脱节，甚至似乎带有某种复古、反现代、反启蒙的特点。历史已经发展到人民主权的时代，可是，这在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反而是人的僭越，是人的悖逆，是不合他们所谓的宗教法度的，是需要被批判或者被清理的。但原教旨主义仍然是“彻头彻尾的现代运动”，“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带有强烈雅各宾倾向的现代运动”，这主要体现为，“挪用了在所谓的大革命中形成的现代性政治规划的一个重要成分——雅各宾极权主义的、参与式的（participatory）、后来演变为极权主义的成分。……以某种尽管是悖论的方式，原教旨主义团体和体制同最极端世俗的、左派雅各宾运动和体制共同享有某些最重要的特征”。原教旨主义运动并不一定都诉诸暴力，有时只是一种主张，一种批判，但也有个别人主张运用暴力（或者说发动“圣战”）来清理这个他们不认可的、不符合其教义的世界。现代的大多数原教旨主义运动，“高度强调有意识的道德选择的重要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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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认为，伊斯兰主义不等于极端主义，更不等于恐怖主义，但是其重要源头之一。西方有学者认为，毛杜迪[7]是一切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源头，这是对毛杜迪的误解。实际上，毛杜迪是十分提倡“创制”的。他提出了神权民主的概念，对伊朗的霍梅尼影响很大。当前，关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极端主义的形成，教派冲突、大国博弈、“主义”之争当然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其根本原因在于该地区的政治边缘化、贫穷、政治压迫、文盲和各类宗教教育不健全等。尤其是普通穆斯林无法进入世俗学校的情况，更影响了广大穆斯林的世界观。正统的宗教学校本身不极端，但是问题在于，它很难接受多元知识。丁隆指出，萨拉菲主义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具有极强的排他性。萨拉菲主义视“圣战”为宗教功修。在“圣战”全球化的趋势之外，还有另一个本土化趋势，即“就地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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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背后有某种精神的支撑，这是确定无疑的。对于精神在战争中的作用，克劳塞维茨说：“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锋利的刀刃。”自由与繁荣诚然美好，但沉迷于自由带来的享受，而丧失了捍卫自由和安全的精神与政治意志，那“刀”也就不再锋利了。欧洲、北非、中东共享的是一个地中海世界的传统，它们之间的纠葛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穆斯林进入欧洲与十字军东侵，既是历史上发生的事实，更是不断被记载、书写、重构和唤醒的记忆，而现在，欧洲人关注的焦点则集中在移民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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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极端主义并不是与某一个族群或特定教派相关联的现象，而是对当下秩序的一种挑战。历史地看，极端主义也可谓是贯穿人类所谓“轴心文明”历史的一种独特现象。“伊斯兰国”，作为一个极端组织和恐怖主义组织，是既有秩序的不满者和破坏者，但不足以颠覆既有的社会和世界秩序，也不可能提供一套新的秩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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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4年11月16日，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成立，借此机会，笔者召集并主持了首届“历史与社会”学术论坛，主题是“极端主义与世界秩序”。本文初稿写于2015年11月，是笔者对当时多名参会学者观点的综述，收入本书时又进行了修订和进一步发凡。相关报道参见董雨、周哲：《极端主义是现代性文明与传统文明间的冲突》，“澎湃·思想”，2014年11月23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79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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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阿伦特为什么重要》，刘北成、刘小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46—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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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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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ttps://www.ruhr-uni-bochum.de/gna/Quellensammlung/13/13_freedomandfearatwar_2001.htm（获取于2021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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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N.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艾森斯塔特（Shmuel N.Eisenstadt，1923—2010），以色列著名社会学家，新功能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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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原教旨主义运动的论述，参见S.N.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第285、287、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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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毛杜迪（Sayyid Abul Ala Al-Mawdudi，1903—1979），巴基斯坦著名伊斯兰学者、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重要理论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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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第十三章极端主义的政治—社会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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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S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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