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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第十四章欧洲的中东移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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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东与欧洲关系的“倒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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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在一个历史的长时段视野下回顾中东伊斯兰世界和欧洲的关系。我们看一下地中海的地图就会明白，它实际上是很狭窄的一片水域。地中海的南北两岸之间相距较近，西边直布罗陀海峡更是狭窄，从利比亚到西西里岛也是很近的。我们说的欧洲文明/西方文明、非西方文明/东方文明显然不是严肃的学术术语，但我们笼统地接受了这种表达，而且这种表达无形中给了我们一个心理上的距离，但打开地图一看，在一些节点上，文明的边界并非总是清晰的，而且物理上的距离又特别近。欧洲难民危机就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笔者想用倒叙历史的方式先梳理一下历史上的穆斯林与欧洲的大致关系，以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为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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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非和叙利亚的很多地方都曾是法国的殖民地。二战结束后不久，法国著名思想家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1902—1968）曾设想了所谓的“拉丁帝国”，想将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这样的拉丁国家团结起来。与此同时，他也建议应该将这些国家在地中海南岸的前殖民地囊括进来（详后）。[1]当然，后来欧洲的一体化没有这么走，而是以法德和解为基础的，并且显然是排斥了地中海南岸。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历史背景下，没有今天所谓的穆斯林问题，那个时候人们考虑的是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关系。所以，有学者评论科耶夫的时候曾说，如果他的那个拉丁帝国实现了的话，今天所谓的“穆斯林问题”可能就会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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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讨论欧洲难民危机前，不妨把眼光先穿越到100多年以前。“一战”之前发生了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这是巴尔干各民族联合起来反抗他们的宗主——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这场战争造成了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大量穆斯林从欧洲的大撤退。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欧洲裔穆斯林被从欧洲驱逐，这些人来到伊斯坦布尔，又辗转到了小亚细亚。他们的后裔成为今天土耳其人口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被称为巴尔干土耳其人（Balkan Türkler）。这里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家庭经历。凯末尔的故乡在今天希腊的马其顿地区，他显然是出生在今天土耳其领土之外的，甚至在革命年代，有人便想以他不是出生在土耳其领土上为由反对他。严格说，他可能算是个希腊人。巴尔干战争期间，凯末尔的母亲和其他家人历经磨难逃亡到伊斯坦布尔，全家才算团聚。西方的历史学家经常描写土耳其人统治的残暴，却很少提到穆斯林在那场战争期间所经历的被杀戮和驱逐的苦难。跟今天比起来，100多年前穆斯林难民逃亡的目的地是不一样的，但他们都是为了逃离战乱，寻求安定和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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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近代史，我们就必须重点讲一下最后一个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和欧洲的关系。奥斯曼帝国和欧洲的关系不是两个宗教世界或文明之间的关系，它首先是个政治关系，是不同王朝之间的关系。将其放在文明的意义上来叙述，显然是后世的建构。实际上，历史上奥斯曼帝国在很长时期里是参与西方事务的，这说起来有点儿像今天土耳其人在欧洲踢足球，奥斯曼帝国与欧洲的王朝除了竞争，也有类似于“合纵连横”的关系。从军事扩张的角度来说，1683年是个重要的节点。这一年，奥斯曼军队第二次围攻维也纳失败，被历史学家看作它在欧洲扩张的极限。从奥斯曼的军事扩张角度来说，大概在16世纪上半叶它就已经达到了鼎盛。巴尔干及其以东都是奥斯曼的领土，这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东南欧。较早赢得独立的是希腊，那也是到19世纪30年代了。更不用说更多的欧洲地区是在20世纪初才真正地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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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向前追溯的话，1683年以前，对于欧洲人来说心理上影响最大的应该是1453年。那一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土耳其人2012年时拍了一部电影叫《征服1453》（Fetih 1453），说的就是“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他实际上实现了先知穆罕默德在世时就提出的征服君士坦丁堡的梦想。1453年，对欧洲人来说，当然是一个噩梦的开始，它象征着十字军运动以来基督教世界最严重的一次失败，对于欧洲意识/认同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欧洲现在有了一个强大的“他者”，有一个建构自我的参照物了。1453年，对土耳其人来说是一个扩张的胜利时刻，同时也是一个帝国建设新阶段的开始。伊斯坦布尔的建设从1453年征服延续到现在，它还曾被评为“欧洲文化之都”，并且还在不断地申办奥运会。今天，在很多方面伊斯坦布尔都很接近欧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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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年，对穆斯林和欧洲的关系来说，留下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不止一次提到过的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1453年征服以后，欧洲人听说这次征服造成圣索菲亚门前血流成河。逃出去的人散播了这样的说法。但土耳其人并不想毁掉这座城市，实际上他们要将这个地方当成自己的地方，因此从各地吸引和征调大量的科学家、工匠、知识分子、商人来搞建设。圣索菲亚教堂没有被破坏，而是被改造成了清真寺。土耳其人没有改变它的格局和结构，而是将其整修加固，在教堂外面竖起了伊斯兰的宣礼塔。东正教对于宗教图像是很崇尚的，不知情的人以为教堂里的图像都被捣毁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它们只是被覆盖了，因为伊斯兰教不允许偶像崇拜。1935年，土耳其政府把圣索菲亚改成博物馆，不再当作宗教场所，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参观。圣索菲亚原来的穹顶画反映的是基督教的世界观，就是天空四个角是由四个天使托起来的，所以它原来画着特别形象、特别美的四个天使。1453年之后，穹顶画被灰泥覆盖，后来为增进跟欧洲的亲和力，土耳其人清除了一个角上的覆盖层，露出了一个完整的天使。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穆斯林和欧洲关系的一种缩影。2020年，圣索菲亚被改回清真寺，其所挑动的当然是传统上基督教欧洲与伊斯兰中东的敏感关系和历史记忆。据说，裸露出来的基督教画像被以特殊技术手段做了视觉上的处理，如果去参观，仍然可以看到那些露出来的镶嵌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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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边说的是地中海东部的情况，我们再来看15世纪时西部的情况。不得不说，这里正好存在一个相反的过程，简言之，在西南欧的西班牙地区，存在700年的穆斯林势力逐渐被基督徒的“再征服运动”驱逐，到15世纪末最终完成。当然，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包括对非基督徒的驱逐，其中包括很多犹太人，他们逃到了奥斯曼帝国的萨洛尼卡和伊斯坦布尔，成为勃兴的奥斯曼帝国的建设者。伊斯兰帝国历来对犹太教徒、基督徒这些“有经人”有相对宽容的制度设计。新帝国要吸引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比如有财政、医学等方面专长的犹太人。伊斯坦布尔有很多的犹太人墓群，还有犹太社区，它们成为这座城市重要的风景线。很多土耳其的文学作品都包含犹太社区、犹太姑娘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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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伊斯兰帝国，它所继承的遗产既有伊斯兰的，也有波斯的和拜占庭的，不管是在制度还是在文化上都是如此。即使在军事上，它的海军、外交等也很倚重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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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奥斯曼帝国阻断了地中海贸易商路，这样的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集想象与建构于一身的陈词滥调，早已被学术研究证伪。与其这样说，毋宁说是奥斯曼帝国改变了地中海贸易的格局，而编造这样一个伪命题且该命题能够长期被人信奉，反映的恰恰是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长期敌意。在奥斯曼帝国控制下，地中海贸易仍然在发展，而且英国人也参加进来了。现在叙利亚的阿勒颇很有名，但主要是跟近几年的战乱有关，但它历史上是奥斯曼帝国的重要商贸城市，除了伊斯坦布尔，它的地位与开罗、大马士革不相上下，而且一度还超越了大马士革。阿勒颇以地毯贸易闻名，这吸引了英国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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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前追溯，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时期，即11—13世纪十字军运动的200年。这是基督教历史上披着极端宗教狂热外衣的政治性和军事性运动。运动规模很大，持续时间很长，宗教的狂热、对圣城耶路撒冷的再征服和对战利品的追求纠缠在一起。这个运动实际上对两方面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当然负面的影响大家可能相对清楚，比如加深了彼此的敌对，以及“圣战”的军事化和暴力化相互加强了。但它也还是有些正面影响的，比如，当时有一些欧洲人来到伊斯兰世界的时候，发现伊斯兰世界正处于鼎盛繁荣的时期。那个时候的阿拔斯王朝代表了当时的“现代性”。伊斯兰世界的经济、政治、医学、科技和文化都很发达。并不统一的伊斯兰世界在当时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高度，其不同的地区都存在着自由的“思想市场”，从东边的布哈拉、撒马尔罕，到中东的大马士革、开罗、亚历山大，再到西边的安达卢西亚，穆斯林统治的地盘上出现了文化的大繁荣。甚至在十字军到来之前，就已经有欧洲人发现了这一点。波斯、希腊、罗马、埃及、中亚、印度甚至中国的文化与文明遗产在伊斯兰世界交汇，产生了丰富的思想和文化成果，这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早期启蒙运动”。从天文、物理、代数、几何、医学、法律等多方面看，伊斯兰世界的学术都非常先进，多个地方的统治者都支持学术的进步。比如哈里发曼苏尔、迈蒙，都是非常有名的学者型统治者。他们建立图书馆，组织研究院，招聘人才。学者们的翻译、注释、研究等工作，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成果。欧洲人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推进到近代科学的，虽然他们刻意要掩饰这种继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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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往前推，就要说到穆斯林的扩张了。在一神教的体系里，伊斯兰教崛起较晚。610年先知才受到启示，632年先知去世时，阿拉伯人基本上已经统一起来。之后，阿拉伯的伊斯兰帝国迅速崛起。当时，北边萨珊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之间的争斗已经使这两个帝国十分疲敝，所以阿拉伯人崛起的时候没有遇到多大阻力，推进速度非常快。到了732年就发生了图尔战役，也就是法兰克人阻挡了穆斯林进一步北上，使他们止步于西班牙；几乎同时，穆斯林在东边到达了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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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地中海周边，都曾属于基督教世界。我们从一个典型的时间点来看，比如1071年，此时讲突厥语族语言的游牧部落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小亚细亚。1071年，在小亚细亚东部发生了曼齐刻尔特（Manzikert）战役，这次战役是塞尔柱人赢了，他们撕开一个口子，之后就有大量游牧民进入小亚细亚。塞尔柱人是刚刚皈依伊斯兰教的，没有那么正统。他们刚进入小亚细亚的时候，那里大量的人口是希腊裔基督徒，有很多教堂，而塞尔柱人就直接去教堂，基督徒出来了他们就进去礼拜，很“和谐”。所以说，伊斯兰化是有一个缓慢过程的。1071年后，小亚细亚出现了一个民族再生成的过程，也就是讲突厥语族语言的游牧民与当地人融合，这就出现了早期的土耳其人。但是，直到“一战”结束时，实际上爱琴海周围基本上还是希腊人为主的。凯末尔革命胜利后，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发生了一起十分悲剧性的事件，这就是所谓民族大交换，简单来讲，就是穆斯林被逐出希腊，东正教徒也要从土耳其去希腊那边。民族交换时区分不同的民族，就是以宗教作为标准的。现当代历史上，希腊和土耳其的关系绝大部分时间是不好的，这段关系在今天的一个重要缩影就是围绕塞浦路斯问题的长期纷争。这里面胶着的是土耳其（穆斯林）与欧洲（希腊基督徒）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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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我们粗略地回顾了伊斯兰世界和欧洲之间的表面关系。二者其实没有一条明确的界线，它有很多部分是重合的、反复变化的，是犬牙交错的，今天也还是这个样子。这对欧洲的影响也很复杂。今天我们看到的欧洲一体化，是从法、德两国在二战后和解开始的，然后发展到欧共体，再到欧盟这样一个过程。欧洲的一体化是从经济性的考虑开始的，慢慢继续走向了制度、金融、法律和文化的一体化构建。在这个过程的背后有一个均质性的假定，但是已经日益遭到异质性的挑战，这个异质性当然也包括穆斯林后裔和移民的存在以及不断增长。这种情况造成的所谓“伊斯兰恐惧症”，势必对欧洲未来的发展造成冲击。近些年来，欧洲移民和难民问题的加剧，恐怖袭击、文化冲突也威胁着欧洲，这些问题不断地暴露在世人面前，不断地考验着，也改变着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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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纱头巾之争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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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月10日，法国国民议会一审以494票赞成、36票反对和31票缺席的结果通过了《面纱头巾法》，禁止女学生在公立初中和高中佩戴伊斯兰头巾，同时强迫学生摘除大十字架和犹太人的小帽等属于明显宗教标志的服饰。不过，这一法案不适用于私立中学，也不适用于海外的法国学校。该法案将于当年3月递交参议院投票表决，并于当年9月正式实施。这只是法国的内政问题，而且算不上是重大事件，然而，从实际影响来看，这个问题得到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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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锋：不同立场间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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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对一个事件进行客观评述，必须公平对待不同立场。在法国《面纱头巾法》这个问题上，至少存在两种声音：法国政府及支持者的声音、反对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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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法国政府角度看，这个立法的动机至少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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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为了维护所谓的世俗主义原则。法国有关方面认为，在学校等公共场合佩戴明显的宗教饰物，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过度张扬，也是在现代世俗社会有意或无意地强制传播宗教习俗，这有悖于现代文明。法国民政部长弗朗索瓦·菲永（François Fillon）在议会辩论时说，法国必须坚持维护世俗主义国策，保护法国固有的价值观。法国最大的中左翼政党——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也支持在学校中反对宗教意识的动议。他们说，应当尽快帮助移民融入法国世俗社会，而为了体现法国教育的非宗教性质，必须排除任何宗教的影响，尤其是穆斯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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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为了避免宗教冲突。法国的主流宗教是天主教，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十字架、《圣经》、祷告等都不得在学校出现。21世纪初，法国有500万穆斯林。作为一个具有明显宗教标志的群体，他们与宗教相关的言行也应在法律的管辖范围之内。因此，天主教徒要求政府与法律一视同仁，这也就是大多数人支持该立法的重要原因。法国政府的考虑是，如果出于不良意图和动机，佩戴明显的宗教饰物，必然导致宗教间的纷争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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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观点认为，此举是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为了在2004年3月的法国地方选举中从“国民阵线”手中拉回更多选票采取的策略。从法国的主流社会舆论看，民意调查显示，多数意见支持政府的禁令，并呼吁穆斯林民众给予理解和保持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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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反对者的立场来看。了解时事的人应该不会忘记，2004年1月17日，法国首都巴黎和一些欧洲和中东国家发生了示威游行，反对法国政府计划实施的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所戴面纱和头巾的法律。当年1月31日，数千名锡克人也在巴黎市中心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法国政府准备实行的法律，因为被禁止的宗教象征饰物中包括锡克族男子的头巾。这些持反对立场的人到底如何看待宗教饰物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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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许多反对党指出，政府颁布反伊斯兰教的政策将“导致严重的后果”，破坏法国自由与民主的光辉传统，取笑于世人。他们要求法国政府慎重考虑对穆斯林采取扼制的政策，声明说这是赤裸裸的种族和信仰歧视。有的穆斯林和人权组织认为，自1789年《人权宣言》公布以来，法国就赋予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穆斯林女性有权决定自己是否戴头巾，戴头巾并没有妨碍他人，也没有影响其他人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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