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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第三章 共识：等级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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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长库克巩固了由他那样类型的国会议员所制定的法律。国会是皇室政权的合作搭档，从地位等级来看，选举人员以及议员成员均来自社会高层。贵族和主教因为他们的头衔稳坐在上议院席位，下议院的成员则根据自己的身份、缴税额度和才智而当选，并以同样的原因担任市镇和乡村的管理者。选举这些人的过程是非常随意的，因为根本没有统一的选举方式，而且选区在选民数量上也大相径庭。1715年，40个共有16万选举人的英国郡县一共选出了80名国会议员，而拥有10.1万选民的205个市镇竟然选出了409名。有2.8万选民的威尔士威斯敏斯特选派了24名国会议员，而拥有2700位选民的苏格兰竟选派出了45名。考虑到当时全英国人口只有500万这一现实，约有1/5的人直接参与到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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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来说，这些选民被1376年组建的国会描述为“优等类型”，尽管主管当地选举的郡长们常常发现其中很多人都身份不明。仅在50年之后，就出现了各种相关抱怨，例如，“家财无几”的选举人竟然在郡内选举时频频出现，还自称和贵族及乡绅同等级别。为了杜绝有违公正的事件发生，英国在1429年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只将选举权授予拥有年价值为2英镑的不动产的土地所有者。这项标准在其后的四百年间一直执行，即使在其间通货膨胀和土地增值的时期，也同样保持不变。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郡内的选民人数越来越多：1679年，肯特郡共有5000名2英镑不动产持有者，到了1714年，这个数字变成了6200名。[1]此外，权贵们很容易就能在他们的支持者中培植出满足条件的不动产持有者，即人们熟知的“虚假”投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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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选举更是极其混乱。有的市镇，选举权只限定给市长和企业；1547年，马奇文洛克提交的国会议员名单，因“一致认定采用了大量的城市议员作为选民”而遭到驳回。同所有的城市寡头政治一样，马奇文洛克的城市议员们都是该市最富有的生意人。而在其他一些地方，选举人还有可能包括所有的自由民和房屋持有者，其中大部分为店主或者手工艺者，比如德文郡的奥克汉普顿，1677年大选时，其中一个候选人花了470英镑来支付酒馆里的账单，为的是确保“最贫穷的自由人”的正当投票权益。[2]不论等级地位如何，城市的选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款待；同一次大选中，威廉·贝克爵士在“饭店和酒馆中施舍了超过436英镑的烟草”给贝德福德的选民。当时烟草的售价是1磅烟草1先令，也就是说500个选民分享了一共近4吨重的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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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期，由于行贿受贿之风盛行，选举的权利一度成为有市场竞争力的资产。1681年，汉普郡斯托克布里奇的50个选民公开为他们的选票竞价，并且表现出对年长候选人的偏好，因为他们觉得“那些候选人很快就要过世，而自己就可以再选他人了”。[3]这也是有些道理的，因为查理二世的议院中有着大量骄奢淫逸的国会议员。两名做得有些过火的议员分别是因吸食过多鼻烟导致打喷嚏不止而亡的约翰·切特温德和“一日三餐”狂饮雪利酒然后转而饮用淡啤酒而亡的罗伯特·卡恩爵士。[4]不过行贿也不是在哪儿都行得通，因为有些市镇的选举还会受到来自王权或者当地地主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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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政治文化中蔓延。1690年，赛特福德的市长给他的儿子们——一名十七岁的未成年人和某个叫“霍布斯”的基本不去教会的家伙特许了选举权。在某次分发圣餐的时候，他直接把他们纳入到了当地议会中。[5]不过，这些阴谋的受害者们也可以通过向下议院申诉，然后由下议院出面审查郡县要员的不当操作来颠覆选举结果。1640年的秋天，一位名叫布尔斯特罗德·怀特洛克的律师——不久前在白金汉郡大马洛地区落选的候选人，就在他伦敦的办公室接待了一位“平庸粗鄙的乡下人”。那位乡下人指出，在这次选举中郡长暗箱操作，怀特洛克在一个市镇选区的不少选票被郡长直接抹掉。那个选区几乎所有成年男子，甚至那些住在救济院的贫民都被给予了选举权。一项国会调查证明了抗议属实，于是怀特洛克如期到任。证据还显示出了那四个候选人众多支持者们的极高参与度，他们一度走街串巷进行游行并高喊着“支持怀特洛克！”“支持博拉斯！”“支持希皮斯里！”或者“支持霍比！”当然这也显示出免费烟草和免费酒饮的强大效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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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洛地区的选举热情更是高涨，因为那里的大选结果会关系到其后一段时期王权和国会的权利均衡问题。自从1629年查理一世决定破除惯例，撤销国会进行独裁统治以后，他就同自己国家中那些资产雄厚、有权有势的行政机构人员结下了梁子。这样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司法机构、财政要员方面的强力干预以及弥漫着的对集权独裁政权倾向的普遍恐惧都是很好的证据。最强有力的反对要素，源自存在于清教徒和圣公会温和派教徒中的普遍猜疑，他们认为国王不是捍卫新教的适宜人选，而且他可能想推翻新教并提升天主教地位。尽管查理一世的大部分臣子都只求平安无事，却又无法对那样的动向不闻不问，因为照此发展下去可能会危及君主与那些一直鼎力相助的支持者们至今相安无事的关系。而指出国王已经步入歧途也是众位臣子们的职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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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英国还没有成文的宪法。国会是在层出不穷的社会危机中意外获权的。在14世纪，国会获得了批准税收以及斥责、清理并惩治王室大臣的不称职或腐败的权力。1399年，国会因理查德二世治国不当同意将其罢免并推举亨利八世即位。后者保证自己治国有方。不过被推翻的这个理查德后来在1640—1642年的社会危机中再次被召回，那段时期莎士比亚的《理查德二世》在伦敦的几个剧场重新流行起来。15世纪，国会还成功迫使那个无能的国王（即亨利六世）以及另一名暴君（理查德三世）退位，并相应地将立志优政的人选（爱德华四世和亨利七世）推上帝席。1529—1560年间，国会不假思索地批准了几项严重影响了英国和罗马教廷关系的议案，重新整改了教会管理机构并将其资产收归国库，还规定了整个国家的宗教信仰。不满的清教徒伺机倡导了彻底的教义改革，包括废除主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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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会成员是由社会高层人士推举并由这些人充任的，但有些时候也会代表一下贫苦大众的意见。国会在1449—1450年间对腐败王室官员的抨击就受到了国内各地民众示威游行的支持。1450年在伦敦就发生了从爵士、商人到织布工、劳工的跨阶层游行。那次游行席卷了整个伦敦市，并处死了好几名官员。杰克·凯德领导的造反尤为突出，因为作为富人的他一直深知与平民大众联合的要义，尽管那些民众其实也难以控制。在协助清理了不受欢迎的政权机构之后，暴乱分子对伦敦城进行了洗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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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后，政府将叛乱归咎于那些有忤逆思想的贵族和爵士们，认为他们通过文字宣传等措施颠覆了普通民众的思想，这也暗示了当时民众较高的读写能力。这一说法支持了当时的一个普遍猜想，即凭借自身的能力，普通民众与生俱来就不宜参加有组织有纪律的政治活动。1536年林肯郡的一项关于对亨利八世宗教政策的大规模抗议的官方调查表明，由于地方乡绅的秘密加入，才使得反抗运动进行得如此迅速。[7]此外，很多暴乱团体也承认自身的缺陷并乞求绅士们能够对他们加以管理，不过大多数遭到了拒绝，因为比起这些乌合之众的不悦，对国王的惧怕无论如何要更胜一筹。17世纪20年代，在威尔特郡突然爆发的反圈地运动被归咎于土地所有者对贫民的支持，“因为如果不是受到大人物的鼓动，贫民大众通常是低效拖沓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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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一世和国会之间抗争开始的1641年至1642年上半年间，民众的政治热情非常高涨。伦敦市民偏向国会，他们的暴力参与引起了保皇主义者的愤怒和不安。克拉伦登勋爵目睹了动乱之后，将这些乱民写成是有着“叛逆和蛮横灵魂”的人，只会通过“傲慢和煽动言行”来发泄自己。这些“污秽的暴民”嘲讽着国王和皇室官员。[9]这些人被戏称为“保皇党人”，作为回应，他们便将其攻击者称为“圆颅党人”，因为理发店学徒和短工会给他们剃成光头。在互相的辱骂以及不断增长的主教下台事件背后，暗示着地位等级概念本身正在受到挑战。人们对教会等级体系的抨击，拉开了对整个国家等级体系反抗的序幕。一首1642年的讽刺保皇党人的歌谣就表现了这个主题，这首歌谣在反教权主义者中也颇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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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教会贵族们怎样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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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学会时刻弯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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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礼节招致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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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只能眼睁睁看着傲慢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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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们也把礼节抛诸脑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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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哟一声，我们也一样爬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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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和国会之间展开斗争后的三年中，一份1645年保皇党派的报纸公然指责后者同民众中“骚乱的社会渣滓”联合在了一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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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必需，普通百姓往往被迫加入两方的军队中。指挥官们总是面临着兵源不足的问题，因此开始尽可能地强行征兵。那些曾因出身下层社会而没有资格在地方部队服役的人也被征入到军队当中。支持国会一方的士兵们有时会发现指挥官出身于绅士阶级之下。这些人所服务的军队，视自己是一支神圣的军队，是在履行神的旨意，在精神上净化整个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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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目标如何实现，大家的见地颇为丰富。在国王和国会斗争的早期，宗教煽动盛行，清教徒中各种各样的传教者们涌入伦敦鼓吹让主教们垮台的必要性，并宣讲如何建立新的更敬神的教会阶层体系。大量的布道手册被印刷出来，内容还包括如何让国家重生为另一个以色列。文学作品中弥漫着平等主义气息，指出真正的上帝之选民是那些遵循上帝旨意、不论现处何种阶层的人。一些怀着极大热情研究圣经的人，声称自己有着不可侵犯的解读圣经的权利，认为自己和其他受过更高教育的人相比能力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在1647年关于地方行政长官未来发展走向问题的辩论中，两名“技工”厉声驳斥了来自牧师的劝诫，宣称他们自己和“任何神圣之人一样神圣不可侵犯”。[11]总之，只要是读过新教手册——约翰·福克斯的《殉道书》的人，都明白在玛丽·都铎（血腥玛丽）疯狂的镇压中，真正不屈不挠坚守信仰的是那些穷苦的男男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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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自由和人人平等的思想，使得人们不再需要那个通过出身、财富、职业和教育来划分的等级体系。旧秩序变得多余，尤其对于那些读过《启示录》，并在内战时期觉察到巨大的宇宙力量即将爆发、整个世界将被重塑为新的天堂的人。王室军队在1645—1646年的溃败，查理一世的被捕及其新一轮对苏格兰战争计划的失败，也展现了上帝之手的万能，并被看作未来更多有利变革的征兆。关于战事究竟将如何发展，议会部队的士兵们有了整日闲谈和讨论的时间。他们中大部分人没有任何薪酬，因此不少人认为自己反抗王权暴政的努力必须在胜利后得到一定的回报。一个被称为“平均主义者”的强大集团出现，他们要求政治权利的重新分配，而且要首先照顾到富农、零售商和自雇技工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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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7年，在帕特尼教堂举行的辩论会上，高级官员们竭力维护旧的权力体系，这其中包括克伦威尔和他的女婿亨利·艾尔顿。[12]艾尔顿坚持认为立法者只能是那些“土地所有人”或者是城市企业中的“贸易从事者”，因为全国人民的“生计”都得仰仗他们，而且他们判断力强又立场坚定。艾尔顿的对手威廉·雷波洛则援引了上帝的法则中“生而自由”的原则，指出上帝之意已被“旧秩序法律”所扭曲。现行的律政法规被平均主义者称为诺曼底的“枷锁”之一，已经把英国人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真正享有的自由全部剥夺。说得客观点，这个论调在对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认识上有点过于乐观，但是这种认为自古就有众生享有自由和平等的黄金时代的观点，在当时和之后都是很有号召力的。[13]因为如果真是那样，那么所谓的地位等级和等级体系乃受神庇护就是些异端捏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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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尼之辩没有任何结果。它只是大规模论战时期的一段小插曲，人们探讨着如何能整理好这个国家和它的信仰。宗教信仰自由和人人享有人身自由的观念赋予了民众普遍的话语权，但在阶层高位人士看来，人们思想的躁动已经危害到了社会安定。各式各样的教派层出不穷，例如贵格会、浸礼会、第五王国派、马格莱顿教派、喧骚派以及公理会，都要求对宗教秩序和社会秩序进行彻底全面的重估。掘地派成员对此强烈反对，他们吸收了原基督的社会主义思想，认为要建立真正敬神的国度，土地的公有化是必需的基础。自由的思想有如脱缰野马，有时候甚至其拥护者们也要停下来喘口气。1649年，当掘地派把锄头伸向韦布里奇镇圣乔治山地区尚未开垦的土地时，一位平均主义者开始分发抗议小册子，宣称平均主义者“从来不是想要让地产均分，而是着手于让人人都能安享自己的个人财产”。[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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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开始加强各种防御措施，尤其是那些财产安全似乎受到威胁的人。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以死刑之后，共和国建立。新任的行政官员让一度摇摇欲坠的旧政治秩序重获活力。政见不同之人遭到了处罚，国会通过了反侵占与保护和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的土地所有者权益的法案。一位很有影响力的清教传教者休·彼得宣讲说，“受到神之保佑而精明富有，比他周围邻里更加杰出”的人理应处在上帝和民众选出的较高位置上。在1656年一项针对流浪汉的法案通过之后，贵格会教徒宣称，在这样的法规下，就连耶稣基督和他的追随者都应该被“依法”逮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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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旧价值观念的政府机构是尝试性的，是在追寻无王权统治的社会体系的过程中产生的。其最终失败了，并且在1658年克伦威尔逝世之后，国家权力机构仿佛落入到传统等级体系以外的一群军人手中，其势力来自他们统治的军团。不过不论是这些军人，还是清教徒欺骗性的道德立法，都不被民众看好。甚至在1659年开始协商将流亡的查理二世重新召回的时候，民众之间还广有如获安宁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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