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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第七章 灵光人士：信贷和金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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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皮斯和他的同伴应该都是用现金付账的，尽管他们完全可以让酒馆老板把当天的消费计入账单。如果老板得知他们都是经济上很有信誉之人，也一定会同意让他们赊账。关于他们的信息，只要稍微加以打探或者暗地留意下邻里间的传闻就能有所知晓。1712年发行的一本关于船运保险的册子和后来的一本小说，都推荐船舶拥有人应该去皇家交易所逛逛，看看自己的哪艘船应该上个保险。在考察各个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后，找出其中“最好的保险人”，便可以在交易所或者他们住所附近详细询问保险事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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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形式的经济信贷都需要相互的信任，同时自己也要擦亮眼睛。为提高自己信用度而做出的努力并不是白费的。18世纪最初的20年里，伦敦那些看起来发展最好的创业者中，就有多达15％的人面临过破产的危机。一些小企业也同样容易受损。1595—1599年间，肯特郡就有1/3的酒馆先后倒闭。想必是这些酒馆的老板在允许顾客赊账的问题上，有点儿太过大方了。在只有7500个居民的港口城市金斯林，平均每年就有超过200起债务诉讼。被逮捕的人中有一些还是当地挺有名气的经商者，不过大多都是朋友凑钱又把他们保释出来。把朋友保释出狱并不是出于什么利他主义。因为破产通常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即其他的企业可能被迫付清之前的欠款，以减轻政府对他们经营状况的担心，伴随而来的，通常是那些企业自身信誉度的降低。1651年，外地的市场竞争也开始影响伦敦市的红酒消费，因此大量的葡萄酒商们手中资金匮乏，在支付进口商购买费用时，不得不“缓而又缓”。商业信誉整体上消失殆尽，越来越多的企业宣布倒闭。一个伦敦的红酒商人如是说，“万万不可轻信他人”。“埃利斯先生破产时欠下了近1.5万英镑，他本人被关进了监狱，而他的欠款连带了另外两名商人的破产，只要和他有贸易往来的人现在也都跟着玩儿完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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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是商业运作的润滑剂。金钱就像知识或者技能那样能够发挥很大的实际效能，因为资本是商业生活不可缺少的必需。几乎所有的人，不论他们从事哪行哪业，只要有多余的闲钱就会借贷出去，以便收取利息。中世纪时期，君主们在备战和战时会从贵族、牧师以及商人那里借钱，而较为富有的农民也会贷给穷邻居们一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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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支付通常都牵扯到信用问题。一旦卖方和买方商定了价格，就会定下支付日期并签下一定的合约。硬币流通越发缓慢，因为国家的经济运转中硬币的发行量总是不足，而且常常在流通中因磨损而导致价值低于面额。由于金属铸币的这些缺陷，人们对信用制度的偏好在各个社会阶层的财产遗嘱或财产清单中可以得到显著的体现。来自斯韦达尔的伦纳德·洛夫特斯——同时也在经营当地铅矿的畜牧商人，在他1560年过世之时留下的就是7英镑的铸币和来自其客户的价值300英镑的转让契据。伊普斯威奇的肉店老板约翰·丹尼，在1590年去世后留下了251英镑的遗产，其中有191英镑是别人还未支付给他的欠款。伊普斯威奇一名染坊工人在1602年去世之后，留下了20英镑“收债无望的借条”，而这笔款项差不多占了他生前总资产的一半。他肯定是在最近的经济萧条时期对当地布商的赊账行为有点儿太过迁就姑息。[3]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更高层次的经济领域中。一个叫威廉·特纳的伦敦商人在1671年从商场隐退之时，身上有70英镑的现金和2.5万英镑未被偿还的欠款，而这欠款的数目比他总资产的一半还要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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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和店主把信贷的权限扩大到同他们顾客之间的交易上，是全国性的信贷体系的一部分。雇主可以借钱给他们的雇员，也可以拖欠一定的工资。夫妻之间也可能相互借钱，而亲属关系的要义之一，就是要乐意、主动地借钱给自己的家庭成员。有多余闲钱的专家、牧师以及商人，还会借钱给他们的朋友、同事，当然也会同样收取一定利息。土地拥有者则按照自己的地产价值通过一定的契约方式（即现在所谓的抵押借款，直到1925年才被认可为合法经济行为）来进行融资。仅1641年一年时间，121个土地拥有者就一共背负了150万英镑的贷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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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与贷总是相伴相随的。对于擅长计算而又简单率直的罗伯特·卡勒姆来说，这根本没有任何问题。罗伯特是萨福克郡某个家庭的小儿子，他家的富有程度介于自耕农和绅士阶层之间。1607年，他开始给伦敦的一名布商当学徒，之后的8年时间里，他把自己所得的哪怕是再少的钱都拿去投资。在一本小书中他仔细地记录了每一笔交易，截至1615年，他就为自己后来的事业积攒了92英镑。接下来的几年间，他又累积了更多的创业资本，一部分是工资收入，另一部分来自其父亲的遗产分配，不过其中大部分都是提前预支给他的。1616年，他获得了19英镑的利息收入，1622年涨到了22英镑，刚好可以支付他一年的生活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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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俭的生活和对借贷者偿还能力的良好判断力终于让卡勒姆开始了自己的纺织品生意。他的生意后来越做越大，很快就拥有了每年1000英镑的年利润。他的声望吸引很多年轻人争相去做他的学徒。每个学徒他都要收取80英镑的学费，但仍有11位商人乡绅认为此价格确实合理，并把自己的儿子们送到这位杰出的师傅那里当徒弟。卡勒姆后来还在伦敦市政府中担任要职，尽管他在内战中倾向于国会一方，但由于表现一直比较平平，所以在查理二世复辟之后，又被授予了准男爵的爵位。在对资本能够高效致富这一点的认识上，卡勒姆与常人并无二致，但是他账目运算的能力，以及对自己所有资产和所获利润的了如指掌，却是惊人的出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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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难以置信，但是当时很多商人的突然破产都是因为他们几乎对自己所有资产和所能承担的债务完全不清楚造成的。1727年，笛福敦促所有的从商者要对其资产运营进行系统的记录，以此来杜绝破产危机。他说：“一个生意人的账目册，就像基督徒的道义良知一样，需要永远保持洁净和有条理。”[7]拉尔夫·乔塞林的账目就做得非常详尽全面，使得他能够结算出他在埃塞克斯郡的土地年收益以及他的个人总资产。他在日记簿中记下所有账目，其显示的充裕的偿还能力，让他能够长舒一口气。其1662年的账目中写着“今年的积蓄较去年又增了几英镑”，1665年的则是“今年的地产收入预计会有所增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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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永远都是人们压力的来源之一。那个时候的文字记载了中等富裕人士们普遍关注的五个焦点问题，即他们的灵魂状况、健康状况、家庭关系、自身还债能力以及他们债务人的偿还能力。1647年8月15日，一个名叫亚当·艾尔的人在“仔细思量”自己所背债务之后，彻夜难眠。最后只能绝望地说服自己，要解决债务问题，最好放弃约克郡的农场，然后迁到伦敦“寻找新的机遇”。因为他之前跟朋友借了50英镑，并保证在一年之内偿还53英镑2先令6侏儒。这同时表明当时的一般贷款利率或多或少也有6个百分点。似乎这样的压力还不足够沉重，他的坐骨神经开始患病疼痛，他还经常觉得妻子穿着不够检点、有失妇道而和她口角不断。更重要的是，他把钱大把花在了跟朋友抽烟、喝酒以及参加球类赌博游戏之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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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压力有时候真的会把人完全击垮。1693年，一个年纪轻轻的生意人就由于家庭的贫困以及日益增长的债务重荷而走到了绝望的边缘。“我一直都在努力工作，克服了重重困难，辛苦地经营生意，维持我的信用，好让债权人察觉不到自己生意滑坡的状况……然而我发现在很多事情上，神恩总是让我感到悲哀和失望。”他最后得出结论，“可能是万能的上帝不太喜欢我，对我有所不满”。在这样的真情流露之后，他最终选择了自我了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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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佩皮斯在当公务员的早期，常常因借钱者还债能力的不确定性而担心不已。1661—1663年间，他把自己积蓄的一大部分——足足700英镑的存款借给了他的职权授予人桑威奇勋爵，并保证还能从侄子托马斯那里再要1000英镑借给他。由于没有还款保证，佩皮斯感到非常不安，但是桑威奇勋爵的代理人警告他说，爵士认为任何还款保证的索求都是“非常邪恶的行为”。佩皮斯于是选择了沉默。尽管那次的借款已经倾尽了他所有的资源，但至少也算是做了投资，能获得有权有势之人的偏爱，毕竟是后利无穷，即使当下处于近乎赔钱的状态。到了1665年初，佩皮斯在遭受了几次心肌绞痛之后，欠款终于偿付得差不多了，仅有250英镑还未到账。而那笔未偿付的资金对于当时的佩皮斯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他当年年底的总资产达到了4400英镑，是十二个月前的三倍之多。其中有1/4是他作为海军部官员的津贴和酬金。那个时候，公务人员工资微薄，常常通过收礼和受贿来稍作生活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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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皮斯的年度结算总是能让他引以为豪。其稳定增长的年度盈余表明他是个有着“高信誉度”和“高身价”的人，而“信誉”和“身价”在当时的世人眼中几乎就是两个同义词。1666年的最后一天，他一大清早从自己在民辛巷的私宅中踱步而出，然后和他的一个雇员一起去市里的皇家交易所清算他及其太太还未收回的账目。到了那里，他把小伙计留下来跟自己的蜡烛供应商洽谈，然后只身跑去和两个认识的女人一起喝热酒酿。回家之后，他便开始在账目簿中记录下当年的最后一笔账目，并庆祝个人的胜利。“我所拥有的资产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雄厚，”他在账目簿中写道，“我有着大量的银条银器，以后我的所有餐具都要换成银盏银盘”。[11]这样的自我喝彩方式，在19、20世纪取得同样地位的人们身上都展现得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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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皮斯的那些银器十有八九是以某种信贷的方式购得的。统观他所在地区的个人财产目录，就会发现其他同样富裕的家庭都在以长期性的借债方式来购置物品，而且他们通过贷款而采购的物资价值平均占到了个人物品总价值的1/4，有些人这项比值所占的比例甚至还要高出很多。根据这些数字直观地推测，全国应该至少有1/4的中等富裕家庭都是在花着高于他们收入所得的钱。[12]因此在某人过世时对他流动资产的估算就很难做到准确，因为这样的估算难以估计此人未被偿还的借款以及应得利息，而这一项数目对于债权人来说又至关重要。毋庸置疑，一个人的债务情况可以衡量他的个人借贷信誉，也能够衡量他在社区中所处的地位。这些数字表明了“借钱”这一行为，在当时已经成了中等及以上阶层根深蒂固的习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保持自己的信贷能力不但是他们社会地位的标志，同时也是他们维持自己公众形象的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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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本身也存在着危机。经世未深的新手很容易就被其深奥难懂的法律专用术语所欺骗。那些术语是信贷机制的组成部分，现在也是如此。米德尔顿的《米迦勒学期》（1607）中就描述了埃塞克斯一个叫“易信”的年轻乡绅接连被人欺骗的故事。那些人先让这个年轻人签订下一个价值200英镑的契约，然后又以“当下常规”的说辞，骗他加签了700英镑。于是，他就这么不知情地被签走了自己的所有继承财产。其他陷入债务危机的情况，通常都是因为错误的估算或者当时常见的个人放纵行为，比如说过度饮酒。在17世纪末，一个喜欢古籍研究的叫理查德·高夫的富农就详细探究了以上两种原因导致的经济没落，他考察了自己所在的希罗普郡密德尔教区的历史，并编写了一本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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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本地方志中，有个挥霍无度的名叫乔治·克莱夫的人。那人是建立东印度公司的罗伯特·克莱夫的远房亲戚，也是个“糟糕透顶的农夫”。他卖掉了自己所有的土地用来还债，但还是因为实在无法还清而最终进了监狱。纳撒尼尔·利夫则是跟人借了20英镑来支付一座农场的租金，并用这个租赁契约作为还款抵押。后来因为实在还不起这笔债，被关进了监狱，他租用的农场也被移交到了债权人手中。威廉·希斯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个人经营着从妻子那里继承的农场，竭力维护这笔资产并把岳父大人当年欠下的债务抛诸脑后。他“想尽办法来钻法律的空子……只为能够拖延债款”，最后还是依法缴纳了欠款和罚金，导致彻底破产；而弗朗西斯·劳埃德这个人，却是在变卖了继承所得财产来偿还父辈遗留的债务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勤勉，通过自己的节俭生活，不但收回了变卖的资产，还成了拥有多处地产的富翁”。其重振家业的传奇经历，比任何显贵的地位都更加让人称颂，因为“镇上没有任何人比他更节约俭省，没有任何人比他更紧衣缩食，没有任何人比他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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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问题同样也会导致其受害者们在社会等级体系中的滑落。德克尔的《咆哮女孩》（1621）一书中，有两个人在途中遇到了一个切烟草叶的妇人，其中一个说：“我敢肯定，她绝对是个出身高贵的淑女，一定是命运捉弄才让她在这里切割这些印度草叶的。”他的同伴评论道：“得了吧哥们儿，好多好女人都是这样的命啊，她们的丈夫一旦破产，不都得这样。”[14]破产是可耻的，因为借款者的信誉依靠别人对他的信任和这个人本身的正直、诚实来维持。基督教倡导的美德之一就是诚实可靠，所以不仅在经济意义上，在道德和宗教上，欠债还钱都是一个人应该履行的职责。做了还债的承诺，就是在上帝面前立下了誓言。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在1692年如此写道，“信仰和真理是社会的公约，尤其在考察人们是否最终能够如愿进入天堂极乐世界的时候”。[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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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当时正在从事有关利率问题的写作，那个时候的英国正处于经济大转型时期，经济生活建立在人们互信的基础之上。经济形式的转变是商业活动日趋大宗和日益复杂的必然结果，尤其是海外贸易的逐渐兴起。同时，也是1689—1697年以及1702—1714年间两次对法大战全面备战的需要。在前一次战争影响下，截至1695年，合资企业的数量就超过了100家。一些新经济领域也随之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海运事业，人寿、火灾保险，股票买卖以及银行业。这些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伦敦，它们就是今天金融服务行业的前身。战备储资的需要促成了英格兰银行的建立，这个英国的中央银行掌管了新政府的国库，控制着8％—14％利率的巨额社会融资。战时的国家性融资借款即是后来的“国债”，在18世纪对法国和对西班牙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之后，其额度又进一步迅猛增长。国债债券面值的涨跌情况在各地的日报和周报中被刊登出来，这些报纸由伦敦统一印制，并由当时新兴的国家邮政服务发行到全国各地。因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能够亲身参与到国债市场的交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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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个人财富来源就此出现。股份的占有，不论是在国家储蓄还是贸易公司中都是一种像地产投资那样稳定有保障的投资方式。人们的金融观念开始改变。17世纪80年代早期，一个来自埃塞克斯郡霍尔斯特德的屠夫约翰·莫利，同约西亚·蔡尔德爵士签订了一份在附近公园内宰杀活鹿的合同。这个蔡尔德爵士是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是个很有远见的生意人。同莫利会面时，他问及了莫利的个人现金拥有数，得知莫利有120英镑的现金后，他又问：“那你现在的生意需要多少运作资金？”“20英镑，”莫利回答。于是，蔡尔德立刻建议他把多出的100英镑用来购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以作为投资。这个屠夫心里暗想：“那我情愿多买几只肥羊。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不是和糊墙的破纸差不多吗？”不过莫利最终还是按照这个大人物的建议投资了那100英镑。由于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增值，这项在现在看来属于“内幕”交易的投资一年之内就给莫利带来了60英镑的盈利。[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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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通常的经济投资或者土地投资，都不能如此快速地赚取这么多的利润。所以不难想象，这样的高额回报确实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不过要想真正赚到钱，也绝非易事。这些投资者们需要来自一些新兴专业人士的建议。那些专业人士得在伦敦交易所或是附近的咖啡馆里打听各种小道传闻，潜心研究市场，最重要的是，他们要能够预测市场走向。1710年，乔纳森·斯威夫特谴责了这些“灵光人士”，并怒斥了股票投机者的“奸诈狡猾”，因为他们靠着“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来欺骗那些不知情的无辜者。[17]1720年的夏天，人们对南海公司股票的狂热追捧达到了顶峰，伦敦一家报纸将所有的股票投机者斥责为一群“一无是处的”只想毁掉整个国家的“寄生虫”。在那个“华丽泡沫”破碎，使得千万人蒙受巨大损失之后，同一家报纸又再次发表声明，指出这些经济预测人员都是自私自利的，并且对自己的卑劣行径造成的“惨剧”统统不闻不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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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再严厉的道德谴责都没法遏制住人们对股票市场的疯狂下注。就连斯威夫特本人在听说英格兰银行的股票价格下跌之后，也投入了300英镑的股资，因为他预计股价很快就能飙升起来。事实也确实如他所料，他在一周之内就赚到了5英镑。斯威夫特简直是在同他的对手调情卖俏。作为一名托利党人，他却以倾向于辉格党以及其非英国国教的新教教派联盟的“股份投资”来参与英格兰银行的经济活动。这份投资的收益越来越大，以至于斯威夫特自己也开始担心金融投资正在逐步取代土地投资。[19]他的忧虑似乎不无道理。1710年6月，包括东印度公司领导人在内的四个举足轻重的商业大亨联名警示安妮皇后，指出她一旦改选了内阁，那么信誉就会荡然无存，股价随之暴跌，整个英格兰银行就会面临灭顶之灾。[20]金融的巨大力量逐渐盖过了土地的价值，愤怒不已的斯威夫特替农村地区的保守党乡绅宣称：“我们今后的国家法律制订是要对英格兰银行和那个东印度公司加以控制，还是干脆在他们掌权之前就自觉把他们纳入王权体系算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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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际的斗争情况并不像斯威夫特预计的那么简单。商业和金融的影响力已经深入国会，而且许多地方的大地主们都有自己的商业投资。1660—1690年间，差不多有9％的议会成员直接参与了一定的商业活动，而国会议员中53％的土地拥有者中，就有一半的人在贸易和制造业中有所投资。因此，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有责任竭尽全力来促成那些有助于国家经济繁荣的法律法规和财政政策的施行。1660—1714年间，就有超过600项的法案陆续通过，这些法案都一定程度地鼓励了财富的创造，其中的很多条都暗中助推着包括扩大港口规模，提升河运能力，改造利用湿地等“完善政策”的施行。对一项经济活动的促进也会带动其他各项经济的发展。1692年促成格陵兰岛公司建立的法律宣称，它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护鱼油工业的巨大利益，能够给渔业人员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还能给为捕鲸船舰补给杂货和粮食的商人们带来更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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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福也认为这是经济发展的正确之路。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宣称是商业，而非传统认为的土地，构成了国家繁荣的真正来源。“一处庄园只是一个池塘，”他辩驳道，“而商业贸易则是一汪清泉，其永不枯竭的汩汩泉水，不仅能够填满池塘，保持它的充盈，还能够持续不断流溢出来，填满周围的其他池塘以及其他较低之处”。[22]他的结论也让他的演说对象，即那些“中等人士”非常满意，因为笛福指出了他们的抱负，他们的追求和事业是国家富强和繁荣的根基所在。这些人不但已经长时间地适应了信用体系，而且还抓住了新的财富源头以及它们所带来的经济安全保障。有个叫理查德·哈尔索尔的利物浦船员，在他1731年去世之后留下的资产中，就有800英镑投资了英格兰银行。他曾盼着这笔投资能在自己因年老体弱而无法出海之前，给他带来一笔不错的收益，同时也能给自己的后嗣留下更多的储蓄金。[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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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ohn，London Assurance，127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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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uldrew，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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