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42227
中产阶级史 第三章 好时代的来临：阶级政治（1832—1885）
1702942228
1702942229
巴切斯特的选举日真是相当热闹有趣，既有乐队演出，又有民众游行。人们拿着不同颜色的丝带以表示对不同候选人的支持。红色代表自由党人罗杰·斯卡彻德爵士，黄色代表托利党人莫法特先生。两位候选人都来自中产阶级，前者是曾为石匠的铁路承包商，后者是一个富有的伦敦制衣商的儿子，两人都承诺选举的“纯洁性”。不过，他们各自的代理人都清楚当地选民们要的是什么，于是暗中指示酒馆老板给庶民们准备好大量的啤酒，给那些选民中的上等人士，即那些投票能够决定选举结果的人备上白兰地和朗姆酒。演讲仅限于个人论战，尽管斯卡彻德爵士的支持者到处拉起了口号横幅，上面写着关于贸易自由的“在外平平安安，在家小康幸福”。不远处的城堡里，库尔西勋爵为他支持的候选人牵线搭桥拉关系，就同他的祖先们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做法一样。为什么不呢？莫法特是个可靠的家伙，马上又要迎娶库尔西的侄女过门，再加上他的背景也算非常富裕，因此这个贵族理应给人家行一点方便。就像1832年贵族们在政治上给中产阶级行的方便一样。[1]
1702942230
1702942231
人们在阅读特罗洛普的小说对19世纪50年代的一次省级选举的描述后，会不由得怀疑1832年的那个《改革法案》是否真的曾经得到通过。因为小说往往是现实的写照。一位当代的评论家也感叹那个时期腐败之风的盛行，感叹中产阶级选民竟然能把自己的选票视为可以出售的资产，谁出价最高就卖给谁，完全不考虑那人的立场或者信条。处于“下层阶级”的普通小店主和“10英镑课税”房产的拥有者是最容易贿赂的对象。[2]同时，他们也是最容易受到工人阶级恫吓的对象。在激进主义盛行的奥德姆，工人们在那些支持辉格党或者保守党的小商人的店面周围钉上尖桩，并警告说如果选举记录显示他们给其中任何一个党派投票的话，他们一定会流失大量顾客。于是审慎的零售商便会在广告标语中表明对工人阶级候选人的支持。[3]1870年的无记名投票制结束了这种暴力蛮横的拉票行为，虽然直到1886年还有托利党的地主把那些疑似给自由党投了票的农场工人驱逐出农场的事情发生。[4]
1702942232
1702942233
那些没有投票权的人，则更是以拳头、棍棒和砖头表达了自己的感想。暴力行为深深植根于维多利亚早期的政治文化，并保持了60多年。1835年沃尔弗汉普顿的选举骚乱中，一名骑兵的战马当场死亡，另有五个暴乱者在枪战中受伤。与此同时，塞尔扣克和杰德伯勒的暴徒用冰冻的雪球和石头来袭击候选人并在紧急召集的龙骑兵到来之前又砸碎了一些窗户。[5]诺丁汉1865年、1870年、1874年和1885年的选举中都发生了骚乱，至少有150名示威者在同警察的争斗中受伤，1886年在加的夫也有一人受伤。[6]规模小一些的暴力事件更是持续不断：1892年伦敦工会的会员就抱怨说，自由党在雇用没有选举权人中的“暴戾极端分子”来破坏各种会议的进行并吓走“体面的人们”。[7]
1702942234
1702942235
被反感和厌恶情绪主宰的阶级，其用语中充满的不屑与挑衅，也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不满情绪与嫉妒心理暗流一般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很多政客们对此感到惋惜，尤其是那些视培养人们合作精神与民族团结为己任的政客。在经济危机时期，这些东西实在难以维持。经济危机总是伴随着公然的不平等境遇，因为困难时期对雇主和员工的影响是决然不同的。裁员和减薪只是开始，之后通常是《济贫法》体系中才有的屈辱和困苦。因此，即使上层人士宣称更好的时代即将来临，并呼吁大家采取隐忍的态度，来自贫困人群的咆哮声依然此起彼伏。
1702942236
1702942237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是经济繁荣与萧条更替频繁的时期，工人阶级的耐性也被挑战到了极限。不只是工人阶级面临着岌岌可危的未来，工业家们也担心国家的经济潜力正在被地主贵族们扼杀，尤其是他们通过仅存力量对农业采取的过度保护，昂贵的食物使得工资和生产成本大幅增加。各个利益团体竭力保护着自己的生计，其结果就是持续不断的社会暴力冲突。
1702942238
1702942239
有三位政治人物体现出了植根于惊慌中的极端主义，他们是林肯郡的托利党国会议员查尔斯·德·沃尔多·拉特·西布索普上校，伯明翰的自由党成员约翰·布赖特以及诺丁汉的议员费格斯·奥康纳。西布索普有着与其年龄不相符合的处事方式，他把自己的大量精力都用在了反对铁路建设和谴责商业至上的中产阶级。有位中产阶级的人士曾毁掉了他挚爱的农村田园风光，另一位圣公会的乡绅教徒则在逐步瓦解他这一类人的权威和权利。布赖特则是想推翻西布索普及其所代表的人群，认为上帝指示了他要惩戒贵族，推翻英国国教并把整个国家交付到有实力有能力的中产阶级手中。1848年，布赖特指责一些狩猎法规的不合理，西布索普于是挺身而出，以保护他所代表的贵族阶级。他挥舞着自己标志性的小型带柄眼镜说：“贵格派的纺织商知道任何种类的绅士运动吗？不能！因为他连‘猎犬和猪’都分不清楚！”[8]贵族成员们都很高兴。通常，西布索普的讲话在任何时候都能让他们感到高兴，尽管很少有人真把他的话当回事儿。新的讽刺杂志《潘趣》也是有意无意地以模仿他的语言。
1702942240
1702942241
在同布赖特发生直接冲突的一个月之后，这位上校又把注意点转移到了工人阶级公民权利的保护者费格斯·奥康纳的身上。奥康纳是宪章运动的煽动者，倡导政治革命，刚向国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请愿书表达了“一人一票”的要求，并附上了包括西布索普在内的多达五百万人的签名，其中大多数签名都是伪造的，包括西布索普的。请愿得到了肯宁顿一场大规模集会的支持，后者还预先计划好了武装暴动。伦敦市民做好了街头巷战的准备，曾在半岛作战的老兵西布索普也嗅到了血的味道。抗议失败之后，他表示非常“失望”。在下议院的休息室，当听到奥康纳如释重负地说“幸好宪章运动者们没有跨过泰晤士河”之后，他忍不住插话并大吼道：自己对此感到非常惋惜，因为“你本来可以见识到世间最勇猛的死士”。[9]
1702942242
1702942243
西布索普、布莱特和奥康纳是他们各自阶级中比较极端的代表，扮演了那个短暂的时代舞台上的三个角色。他们扭曲并夸大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紧张态势，仿佛国家已经完全分裂成三个敌对的无法融合的阶层。这一点在迪斯雷利的《西比尔》（1845）和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1848）等以两极分化的工业化北半球为背景的小说中屡次被提及，其展示出的状态也就是迪斯雷利所说的广为人知的“两种国民”，即富人和穷人之间“没有任何交往没有任何共通性，对于对方的习惯、思想和情感一无所知，就好像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地区，甚至是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碰撞似乎不可避免，《西比尔》中戏剧性的高潮部分就是一例典型：一些穷人（“一伙肮脏的船员”）扫荡了一座城堡，洗劫了它的酒窖然后放火烧毁了城堡，但在关键时刻被当地的自由民驱赶走。
1702942244
1702942245
在社会主义和偷来的酒水的煽动下四处抢劫的暴徒，成了资产阶级的噩梦。对于迪斯雷利的部分读者来说，莫布雷城堡的被毁几乎是真实可信的，尤其是鉴于报纸上关于1839年在蒙默斯郡新港的宪章主义者起义以及1842年秋蔓延到西北地区的暴力事件的报道。对于体面的旅游者来说，要是在旅行途中看到几个营的步兵和成批的火炮在尤斯顿集中准备乘火车赶往曼彻斯特的情景，一定会惊恐不安，尤其是看到一旁的工人阶级围观者还对着社会秩序和个人财产的维护者发出嘘声和嘲讽声。
1702942246
1702942247
不过秩序和财产似乎都处境危险。1840年，奥德姆的纺织工人每人出了一便士来听一场由一个刚从巴黎赶来的社会主义者进行的“中产阶级濒临毁灭”的讲座。[10]两年之后，一份支持宪章运动的报纸兴高采烈地报道了沃尔弗汉普顿的“中产阶级和店主”在警察、龙骑兵和炮兵涌进他们的市镇以保护他们免受罢工矿工袭击的时候，全都陷入“极度的惊恐”。不过，他们的恐惧很快就烟消云散：一些矿工被这场力量和意志力的表演所震慑，顾不上自己对行军队形造成的破坏，而向那些“体面的”人士“摇首乞怜”。[11]这让工人中的好战分子十分厌恶。每次宪章运动者的暴力行动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政府总是有足够的兵力来对付这些地方性的暴力事件。
1702942248
1702942249
这类事件既让宪章运动者感到沮丧，也让他们开始惧怕那些强势的力量。宪章运动总的目标是要重新修订宪法，直至工人阶级的声音也能在政府机构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一旦工人阶级也能占据下议院中的席位，那么就有可能推翻《济贫法》，为所有人带来就业保障和经济保障。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宪章运动者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没有达成一致。站在奥康纳这一边的人认为他们可以用武力抗争来使对手屈服，而其他人则认为文雅的示威游行并呼吁理性和公平的裁断，会让统治者们感到工人阶级也能拥有投票权，也能明智地行使这个权利。
1702942250
1702942251
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几率很低，因为宪章运动引发了骚乱，还提出需要革命的言论。举个例子，一个生活安逸的富人，凭什么就会相信一个宪章运动的领导人所预言的即将到来的“末日灾难”，尤其还是在1848年肯宁顿工人起义被镇压之后？“有钱有地的贵族正进行着抵抗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最后挣扎，资本家和土地拥有者正抵抗着商店老板、农民和工人。”下层中产阶级人士开始认识到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并开始向工人阶级靠拢，就像巴黎的中产阶级不久之前的转变一样。[12]这样就彻底改变了事态：六周之前，伦敦的商店店主还跟着中产阶级的其他人士集中到警察局并加入了特殊警员的队伍以保卫城市，抵抗宪章运动暴民；换成是巴黎的中产阶级，要是看到工人的队伍一路粉碎路障大步前进，他们肯定会欢呼叫好。在短短几年内，宪章运动就归于平寂了，他们的报纸也不再有任何能提供给工人阶级的报道，剩下的只有关于移民的建议。那些留下来的人重新把他们的热情和精力转到了合作化运动和工会制度上。
1702942252
1702942253
宪章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我们现在所说的那种“贸易疲软”的“困难时期”的垂死挣扎，换句话说，“困难时期”即是生产力超过了消费能力的时期。自由贸易的支持者指出，如果能有大量的廉价的进口食物，那么贸易繁荣与衰退的循环链条就可能得以破坏。劳工成本就能得以稳定，而英国本土的商品就能在国际市场更具竞争力，赚到比进口食物所消费的更多的钱。关于国家经济发展的这个公式由成立于1839年的反谷物法联盟提出。布赖特和理查德·科布登共同领导这个联盟。后者是一位幸福地照管着苏塞克斯郡一处农场的印花布印染工人。
1702942254
1702942255
废除《谷物法》不仅仅只是经济共识。对于科布登、布赖特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来说，这项法案更是象征了贵族阶级一直以来享有的特权，唯有将其废除才能真正表明中产阶级的崛起。因此反谷物法联盟的姿态和语言都是很有战斗性的。保守党保护主义者和一般意义的贵族被讽刺为哑剧表演中的坏蛋，狡猾、唯利是图，一心一意想要阻断人们走上通向国家繁荣的道路。反谷物法联盟于1845年宣布，“贵族和拥有土地的大老板”将迎来同“商业和工业阶级”的殊死斗争。[13]这个联盟由工业家资助，拉拢了不少专业人士、零售商、批发商等坚信其命运会通过自由贸易而得到改善的人（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联盟对议员和媒体进行游说，散发各种宣传小册子并把宣传者派往全国各地。在农村地区他们不受欢迎，不过他们也通过向农民保证会终止狩猎法规来尽力争取他们的加入。
1702942256
1702942257
工人阶级受到“黄金时代已近在咫尺”的诱惑，联盟的许多歌曲唱的都是他们所期待的美好幸福：
1702942258
1702942259
好时光即将到来，小伙子们，
1702942260
1702942261
我们的好时光即将到来；
1702942262
1702942263
走上自由贸易的道路，
1702942264
1702942265
是宇宙间的普遍真理。
1702942266
1702942267
在指日可待的好时光中，
1702942268
1702942269
每一寸土地都和平安逸，
1702942270
1702942271
商业发展也更加富有生机。[14]
1702942272
1702942273
奥康纳声称这些都是故意含糊其辞的话，警告工人不要被联盟的宣传语所蒙蔽。“‘高工资’、‘便宜的面包’和‘足够的工作’都是老板们张口即来的惯用语，为的是让劳工屈服于反复无常的资本家。”当工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忍饥挨饿或者依照卖身契的规定为其雇主的腰包拼命工作”时，他们离苦日子也就不远了。[15]
1702942274
1702942275
1846年，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政府废除了《谷物法》，在这一过程中，托利党内部有了分歧。西布索普大骂变节者为“鼠辈”，其中还包括了格拉德斯通，他当时刚刚踏上通向激进自由主义的政治路途。反谷物法联盟最终获胜，或者说他们自认为取得了胜利。实际结果就是对1832年《改革法》的重新制定。其间，地主阶级只是向中产阶级的意见做出了让步，并没有危害到长期以来保证其自身影响力的地位。他们的地位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布赖特和科布登也是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的。贵族们所保有的地位在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无法被忽略，布赖特在之后的30年中也一直竭力对其谴责。年轻的激进派大律师弗雷德里克·哈里森在考察了1863年的政治状况后撰写了关于“我们的贵族统治者们”的文章。[16]文章指出，让和他一样信念的人感到失望的是，中产阶级选民在总体上对这样的权力分配是感到满意的。
[
上一页 ]
[ :1.70294222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