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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第五章 危险的阶级：惩治与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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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3月的一个下午，一群喝醉了酒、满口脏话的矿工将特拉楠特大街旁边的一条公共人行道完全阻断，他们围聚在一起只为看场斗鸡比赛并赌上一把，而参赛的两只斗鸡分别来自两个劳工。[1]体面的行人们只得绕行来避开这群乌合之众，尽管斗鸡比赛已经被定为非法活动，但太直接的抗议还是有些冒险。8年前在米德尔塞克斯郡的汉沃斯，就有一个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警官在阻止一场斗鸡比赛的时候被人杀死。[2]而他的牺牲似乎非常不值，因为洛锡安的矿工们由始至终都认为禁止斗鸡的法案完全是富人想剥夺穷人快乐的另一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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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9月的一天夜里，斯皮特菲尔兹有位绅士向警察举报了他家附近鬼鬼祟祟游荡的一对夫妇，于是便遭受了这对夫妇不堪入耳的好一阵咒骂。[3]在那样一个出了名的荒淫堕落难以管理的地方，中产阶级能够见识到各种野蛮和粗鲁的行径，那对夫妇的反应自然也就不足为奇。那个地区的男孩们会朝商店的大门扔石头扔砖块，还常常砸坏商店的玻璃窗，遵纪守法的人们也常常被一伙伙的年轻痞子和醉醺醺的男男女女嘲弄和辱骂。由工人阶级中粗暴无礼的家伙所造成的痛苦和困扰，已经成为了中产阶级生活的一部分，因为这些不悦的事件时时处处都在发生。1872年7月一个炎热的周六晚上，有个大律师需要乘坐火车从伦敦赶往哈罗。由于头等车厢已满，他便转到了二等车厢。分散在两节车厢内的是一帮“可敬的却实在太过吵闹的技工们”。他们大声哼唱，还把车厢的一扇窗户给打碎了。律师对这些人提出了“别站在座椅上”的简单要求，却遭到了非常粗暴无礼的回应，而火车的列车长对此竟然完全置之不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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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镇，情况都是一样的糟糕。1838年，在诺福克沼泽地带的萨瑟里，一位新上任的副牧师发现了一个由酒鬼、赌徒和偷猎者组成的邪恶团体。当他向行政长官举报当地一些非法营业的啤酒屋时，那伙人便趁夜跑去他家，毁坏了他的花园，偷走了他的家禽，还放走了他的马。两年后，在他离开那个“魔鬼撒旦的据点”之时，那个地方抵制圣公会教道德规范的势头依然强劲。他的一个继任者指出，直到1876年那个教区还是只有三个姓氏，应该是当地闭塞、近亲结婚以及“其他一些弊端”的充分证明。[5]19世纪40年代，露天集市上的日常暴力也让乔治·桑格“勋爵”厌倦作呕几乎生病。在斯泰利布里奇，他目睹了兰开夏郡的一个矿工踢死了一个卖姜饼的小贩，而后又见证了兰斯多恩山的集市被一伙暴徒洗劫并蓄意破坏的情景。那伙暴徒的头儿被人们称作“红发凯特”，是一个“她所在社区的居民以及巴斯的所有体面人士的噩梦”。[6]1838年蜂拥到迪韦齐斯观看某个男子绞刑执行的人群中，“红发凯特”的闹事团伙应该也在里面。据监狱长说，当时前来小镇围观的人群混乱无比，满眼尽是“最可耻最下流的行为”以及最野蛮污浊的醉酒和淫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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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期的公共治安的确是相当不尽如人意的。人们通常的看法，即认为“那是个具有代表性的安静和平的黄金时期，上帝和国家的法令普遍为人们所遵守，社会权威受到人们的尊敬”，其实是一种对历史的歪曲。当时任何一份报纸中刊登的犯罪数据报告以及小型法院中审理的案件记录，都显示那是一个暴力盛行的时代。然而，如果把这一切完全归罪于人们的贫穷和无助也同样有失偏颇。1837年2月到1838年3月，那些在邓弗里斯的郡级法庭中因为暴力、入室抢劫或者偷盗而被判刑的人里，绝大部分都是有工作的人，其中包括园丁、佣人、纺织工人、学徒，还有一个钟表匠和一个卖书的小贩。[8]他们即使收入相对较低，但还不至于一贫如洗。60年之后，伦敦的年轻人中犯有人身伤害罪或者我们现在所说的“街头犯罪”的人，纵然都收入微薄，但也都是有工作的人。[9]不论究竟出于何种原因，他们的违法行径都不是缘于对贫困和饥饿的抗议。另外，同其他类似的在法庭接受审判的人一样，这些年轻人大都是“保守人士”而非“叛逆之人”。“喝到烂醉再作乱一番”是祖祖辈辈一直进行的娱乐活动，他们也就遵照古法将此传统沿袭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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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另一个恐惧源头是那些认为犯罪带来的回报要远胜过其风险的职业窃贼。1850—1851年间，一伙多为二十几岁的窃匪可谓让肯特和苏塞克斯两地不得宁日。他们在酒馆、商店和农场行窃，积累了大量的现金、金银器、手表、枪支、珠宝以及衣物。这些人用手枪、刀剑或者棍棒武装，对受害者进行威胁，有时也会真的对其进行人身伤害。在弗里姆雷的牧师住所，当一名牧师发现了这伙入室行窃的盗贼并对他们开枪射击的时候，窃匪中的一个成员开枪打死了那名牧师。开枪的这个人后来被执行了绞刑，他的同伙也被流放他国。[10]《雾都孤儿》（1837—1839）的读者们应该对这样的人以及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底层世界并不陌生。那个世界的人之所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是因为那样铤而走险换来的生计，确实要比他们正经工作所能维持的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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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工作选择（或者在贫济院工作）便是乞讨。乞讨现象遍布全国并且经常以各种巧妙的形式出现。虽然说遍布全国，但乞丐们通常更多地集中在城市和乡镇，集中在他们的行乞目标——那些富裕的时不时善心大发的中产阶级人士所聚居的地方。曾经有人描述了他在19世纪60年代步行穿过伦敦市区的亲身经历：先是遭遇了拎着扫帚扫街的“顽皮孩童们”的纠缠，随后一个“身体健全的、称自己总是挨饿的爱尔兰人”又拦住他进行了“一番哀述”，后来当他在一家餐厅坐下来吃午饭的时候，又出现了“一家子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在餐厅外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直至他把最后一口午饭吃完。[11]同样恼人的还有大一些的市镇里妓女们的沿街揽客。烦恼和危险真的是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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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烦恼和危险，中产阶级既有意愿也有办法来加以应对。通过自发成立的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和各种禁酒协会等组织，他们对议员进行游说并施加压力，督促制定规范市民行为的法律法规，同时也像行政长官以及法官一样去严格施行这些新的和旧的法律法规。陪审员的资产门槛使得中产阶级的道德理念在各高级法院占据上风。1890年，格拉斯哥的陪审团成员便构成了当时中产阶级的一幅截面图，其中包括从股票经纪人、制造商到电气工程师、旅行推销员、教师和零售商等各行各业人士。[12]所有这些人都是绝对的财产权益以及公民权利的维护者，包括他们能够平静安全地散步于大街之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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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仪式化、通常还伴随暴力内容的民俗活动无一例外都是混乱不堪的。于是地方长官便联合新的警察势力来对其加以镇压。但下层社会的民众们不会轻易就放弃他们的风俗习惯。1838年在斯坦福举行的最后一场城市奔牛活动也是在龙骑兵的出动下才得以停息的。另外一项更具普遍性的混乱之源，即村与村之间或者镇与镇之间的传统足球赛，则更是一直持续到19世纪60年代。这些活动通常参与者众多（有时候基本上是全民自由参加），都需要果敢的地方长官和武装警察联手才能加以压制（在德比甚至还有军队的加入）。[13]将工人阶级过分混乱的行为列入违法行径，是中产阶级为了创造礼貌高雅的真正文明的国度所要进行的艰苦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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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的手段确实能起一定作用，但更好的解决方法则是将工人阶级的充沛精力和热情引到可以对观赛者进行密切监管的比赛中。人们开始探索如何为工人阶级提供刺激和休闲而不会因为党派偏见引发暴力事件，于是现代大众体育运动的雏形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渐形成。足球协会和橄榄球联盟对俱乐部联合会进行了监管，并为能够严格遵守比赛规则的球队组织比赛。球赛的掌控权完全在中产阶级手中：1888—1915年间，大约有85％的足球俱乐部经理是中产阶级人士。[14]这其实也不难想到，因为足球运动蕴藏着非常好的商机，能够加大啤酒的销售量（类似“观众更喜欢在清醒状态下观看比赛”的论点实在难以让人信服），能够卖出更多的报纸，而且截至90年代初期就已经让那些提供“球赛特惠”车票的铁路公司赚足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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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狂热被牵引到了其他地方，但是依然没有质的改变。后维多利亚时期的足球观众会向运动员投掷东西，在赛前、赛后以及比赛之中相互论战一番，有时甚至大打出手，辱骂裁判。1886年那场由小希思对阵西布罗姆维奇的英格兰足球杯半决赛上，“一群肮脏的下等家伙”就朝着客场球迷投掷雪球，进而挑起了球场骚乱，挑起了一场货真价实的战斗。[15]这样的失控情况既典型又是家常便饭。作为一种提升社会秩序的尝试，大众体育运动的效果实在不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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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产阶级在前进过程中遭遇的挫败和退步。但是其超常的自信心，使得他们继续锲而不舍地努力，只为打造一个顺服的、理智的、敬神且不再乖戾的工人阶级，让他们能够很好地融入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中。物质上的焕然一新有助于人在精神上的提高。1892年，一个公共澡堂的建立广受赞誉，被描述为一种“权利阶层为了提高大众素质、激励其进一步自我改善愿望的有效举措”，“让一个习惯肮脏的人变得干净起来也就是在其内心深处注入了一种想要从长久的肮脏和污秽中脱身出来的愿望”。[16]有节制的饮酒、基本的习字脱盲以及勤俭节约也同样能够带来奇效。1898年的《泰晤士报》还提到运动场、游乐场、公园以及其他的开放性空间能够大大减少暴力和流氓行为，尽管报纸本身更加看好的是严厉的强制性手段——“经过对待暴力和骚乱毫不留情的长官们的调教和管束”，那些少年痞子们很快就不会再是“社会的害群之马”。[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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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的救助手段向来被认为是最好的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1879年北安普顿郡学校委员会的一行人去考察牛津技工学校的原因。很多“社会糟粕（即小偷和妓女）”的小孩儿在那里接受教育和培训，以便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遵纪守法的公民。前去参观的人们为眼前的景象所震撼：那些“本来长大后一定会隶属于危险的犯罪阶级（一种含蓄而心照不宣的表达）的小孩，被一步步引离了邪恶与犯罪的道路”。“防止他们堕落总要比等他们堕落了再加以惩罚要好得多”[18]——这句话是专门救助贫困儿童的慈善机构的口头禅。沙夫茨伯里勋爵和巴纳多博士都提醒中产阶级捐助者，他们的捐款能有效防止“危险阶级分子”的进一步增多。[19]1900年，全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爱丁堡分会的财务主管在年度会议上做了报告，说当前社会正在有效阻止贫穷的孩子朝“犯罪阶级”的方向发展。格拉斯哥的会员们则听说了两个志愿者及时拯救一个13岁小女孩的事迹。那两个志愿者看到小女孩跟两个妓女在一起，就直接把她带走并送去了某个技工学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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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许多依然被放任自流的小孩和依然饥肠辘辘的穷人们则很容易演变成中产阶级想象中的那个魔鬼，即那个杀人如麻残忍至极的冷血强盗。这种颇具威胁性的形象最先在1862年的《潘趣》杂志中出现，当时伦敦正在遭受一连串的行凶抢劫事件的威胁。抢劫团伙被称作“绞杀者”，他们专门对体面的人下手，作案地点甚至包括了声名显赫的伦敦西区。杂志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身材魁梧、肌肉发达的强盗形象，强盗的身上别着短棒、小刀和手枪，有着猿的容貌特点并顶着囚犯那样的光头。另外，漫画作者也描绘了中产阶级恐惧不安地举着枪支、手杖和棍棒，需结伴而行才敢出门的草木皆兵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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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原本只在四下里潜伏着的劫匪和盗贼成千上万地聚集到一起，他们就会成为一群暴徒。其惊人的破坏力在1871年春关于巴黎公社的报道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伦敦新闻画报》刊登出的插画描绘了“平和体面的巴黎人民”拼命地想要逃离他们城市的景象，以及巴黎公社成员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邋遢样子。“秩序、法律、贸易甚至宗教信仰都被那些暴民们践踏在脚下”，期刊如此宣称，还特别提及了那些“恶劣如男人一般的女性暴徒”。同样的情形是否也会在英国发生？悲观主义的《星期六评论》称其发现了法国暴民同英国暴民的相似之处，尽管后者还只是“一无是处的讨厌之人的杂乱集合”，还没有同警察进行对抗的本意。而法国暴乱者可就不一样了，他们是在社会主义的驱使下为非作歹。不过对于这本杂志的中产阶级读者来说，这一点不同其实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安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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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在保护自身安全以及个人财产上面，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比如在早期，就有为数不少的居民在家中常备着装满了弹药的枪支，以随时抵御不速之客的登门造访。1854年9月，在遭到300名爱尔兰挖土工人的公然洗劫之后，中产阶级的忍耐终于到了极点。这些来自劳德的中产阶级男子携带着枪支攻击了那些工人的营地并朝他们开了火。不过那一次没有任何人员伤亡，而有关当局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加以阻止。[22]如果他们有所阻拦，这些自发的治安维持者则肯定会以“警方人手不足”作为他们行动的借口。不过即使后来警察的人数和行动效率都有所提高之后，中产阶级仍坚持自己有权持有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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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英国人就不能把自己武装起来？”一名国会议员在1893年如此厉声诘问。当时，英国政府正准备引入一项收紧过于宽松的枪支授权体系的法案。但提案遭到了议院的一致反对，因此法案最终未能通过。[23]就在头一年，被逮捕的窃贼里就有31人携带了手枪；而到了1897年的伦敦克勒肯威尔街头，依然横行着持有廉价左轮手枪的年轻人组成的“手枪党”。他们的一次随意性开枪，还射死了一个年仅11岁的小女孩。[24]1902年，格拉斯哥的一名警察也被持枪的歹徒所伤，而歹徒使用的手枪是从一个资产阶级人士的住宅中盗窃得来的。手枪的原主人是一个寡妇，她一直把枪放置于自己的床边。[25]当时任何一个对自己的财产缺乏安全感的人都可以轻易买到左轮手枪，1896年的一家百货公司就在其宣传册里表示提供三英镑一支的韦伯来左轮枪。不过，以英国当时的枪支数量来看，维多利亚时期和爱德华时期的涉枪案件数量如此之少，倒真让人不得不为之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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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另外一种间接的方式也能购买到一定程度的安全感，即向慈善机构捐款。这些慈善机构都是致力于救助贫困人群以及帮助有心向善自己却又无能为力的男女老少达成心愿。慈善机构提供了资金流动渠道，使得富人们的捐款能够到达穷人的手中。1851—1898年，圣马可的奥德利广场的教堂集会中，富裕的中产阶级就一共筹集了50万英镑用于在当地修建主日学校、青少年俱乐部、一个图书馆和一个体育馆。新建的这些场馆设施，主要是提供给居住在格罗夫纳广场后面的贫民窟的穷人们。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归功于教区牧师约瑟夫·艾雅，他的敬业和正直以及他“个人的风度和文雅的举止”赢得了“社会精英们”的敬意和赞誉。[26]从全国范围来看，由慈善机构筹集并配发的善款在1900年共计有650万英镑，而到了1913年则增加到了860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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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慈善动机从古至今都是一成不变的。从纯粹的个人层面上来看，人们会得到一种布里斯托尔见义勇为者协会的人们所称的“由为善的意识激发出的美妙情感”，而且更基础的本能和天性也会得到满足。1858年，有位牧师厉声谴责了一位捐助者的言行，因为那人听到募捐请求的第一反应竟然是“给我看看你们的捐助者名单，这份名单最终会不会公布于众？”[27]慈善机构给势利小人提供了同著名人士“相提并论”的机会，那些人通常都是委员会的要人，他们的名字也几乎都在捐助者名单前列。年度聚会和筹款活动也是同贵族甚至是皇室成员打上交道的好机会，对于任何一个想要攀到高位的人来说，这都是不小的诱惑。而能够进入慈善机构的董事会，在许多商业人士看来，几乎就是“成功抵达高位”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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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人会要求在名单中抹去自己的名字。“最纯粹的慈善之举不仅要求施予者不求回报，更要求他们‘做了好事不留名’”，一位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发言人在协会1845年的一次会议上如此说。[28]慈善机构有时还会规劝人们将自己的善举看成是某种投资行为。19世纪70年代，各个禁酒组织对制造商们进行游说，称他们的捐助其实有助于降低工人的工资要求：如果工人们都停止了喝酒，那就能剩下更多的钱用于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进而也就没有更高的工资需求了。[29]带有冲击力的战略战术也能有效打开人们的支票簿和钱包。1903年，沙利耶医生向霍尔本教区协会的会员们讲述了自己亲眼所见的在附近街头游荡的妓女们的悲惨生活。听众们为其生动的“白种奴隶”的描述所震撼，有名男子当即就捐出了100英镑。集会结束前，男子又保证说还会捐出另外的20英镑来救助这些女孩子。[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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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那些迷失之人以关爱、让贫穷之人的苦难有所减轻向来是基督徒的职责所在。同今天的我们不一样，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尤其是中产阶级人士）认为在其所生活的这个由上帝创造的世界里，善良与邪恶是并存的。在深度和广度上，后者常常强大到难以战胜，但又并非完全不可战胜。然而，当其以最极端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公众的反应却又是惊人的隐忍退缩。有一些罪行如果放到今天，一定会激起社会的轩然大波，在我们进行民族自省的时候也会产生极大的痛苦。而当时的人们却表现得惊人的冷静和淡漠。1861年，兰开夏郡的两名8岁男孩因为杀害了一个两岁的幼童而被判刑。他们先是诱拐走那个幼童，然后扒光了他的衣服对其进行了一番殴打，最后将他溺死在斯托克波特附近的一条小河里。此案同1993年震惊英伦的詹姆斯·巴尔哲谋杀案如出一辙，但当时的公众和媒体对事件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他们相当平静。法官在定罪量刑的时候，考虑到他们“完全被社会忽略也没能受到任何教育”，是因为野蛮的体育运动和不良的生活习惯才导致了良知的丧失，最终只判处他们在少管所服刑5年，接受改造。[31]那起案件既证明了那个已经开化的基督教国家依然还未彻底根除荒蛮与邪恶，同时也鞭策人们从思想上解放那些依然深陷罪恶泥沼的人。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以及文化环境让他们即使杀了人也认识不到自己究竟所犯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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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去邪恶的关键是要对上帝保有真切的认知。1841年，一个15岁的女孩因为抢劫了父亲而被关押在班布里监狱服刑。女孩在狱中承认自己曾经上过主日学校，但她却对“上帝”、“基督”、“亚当”、“夏娃”等一无所知，唯一知道的是那些“恶人”最终会下地狱。从这一点就基本能看出她所受的教育是何种性质的了。一个福音派的监狱访问者被她的情形打动，于是决定指引她如何赎罪如何求得宽恕。[32]慈善机构发布的报告中，有很多关于拯救灵魂让人一心向上帝的动人故事，即使是斯托克波特的那两个犯下杀人罪的小男孩也能真正认识到上帝并听从他的训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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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和重生似乎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任何人只要选择了同邪恶为伍，那么他最终一定会尝到无异于被社会彻底放逐的恶果，这便是约瑟芬·巴特勒（1835—1906）一直以来的信念。约瑟芬的丈夫是一位圣公会学校的校长兼牧师，她本人则是把自己的中年时光完全花在了废除《传染病防治法》的奔走呼吁上。《传染病防治法》强迫驻军城镇和海军港口的妓女接受定期的医疗检查。同广大参与了“问题穷人”的净化和拯救工作的中产阶级基督徒一样，约瑟芬也坚信“对上帝子民的自由意志、选择权和责任感的剥夺”乃是“人世间最大的犯罪”。即使是那些最邪恶最堕落的人，对其选择权的废除既是对人性的否定也是对自由意志教义的背叛。[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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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错误的选择会导致进一步的痛苦，那就由他去吧。1872年，在格洛斯特的一次巴特勒夫人的后援会上，有位医生的讲话让听众们大为震惊。那个医生说：“不考虑任何道德因素一心为患者减轻痛苦，乃是医务工作者的天职。”[34]这个医生还当众质疑了现场听众的一个普遍观点，即所谓的“遭受痛苦”，比如说感染了性病，是因为患者自己选择了滥交不注意洁身自好才会有此下场；再比如那些酗酒的人，如果他们感染了天花，也完全是咎由自取、自食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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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想要取得成效，慈善机构就必须使接受捐助的人真正融入社会这个大家庭中，而这首先要求他们要接受中产阶级最具代表性的思想精髓——自助。如果慈善机构能够提供受助者实现自立或者正努力实现自立的证据，那么机构本身就能建立很好的公众形象，而他们也正好需要这样的形象来吸引更多的赞助者和捐助人。没有人会愿意看到自己的钱被浪费在了好吃懒做、屡教不改的人身上。因此，除了小孩、老人和残疾体弱人士，慈善机构会尽力按照《济贫法》的原则，只对那些有望变好或者仅仅是一时落难的人提供救助，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地防止那些人对救助依赖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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