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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第九章 释放想象力：娱乐，通常都在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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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是自由的标志。这一思想备受中产阶级推崇，也是后者获取个人幸福感的最大来源之一：出行前的憧憬、假期间的享受以及归来后留下的回忆都是美好的。随着工作节奏的加快和压力的增大，人们愈来愈觉得抛弃程式化的生活日程的迫切性——哪怕只有短短的一瞬。大家似乎都深受诗人马修·阿诺德在其长诗《吉卜赛学者》中所刻画的那种急弊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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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代生活的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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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其病态的忙碌和多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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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负荷的大脑与麻木不仁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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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产阶级的男女会将假期视为一种疗法也就不足为奇了。清新的空气、温暖的海浴和有活力的运动，唤醒了惯于久坐的都市男性僵化的肌肉和已开始退化的身体机能，而家庭主妇们亦得以从让人心力交瘁的家务细碎中暂时解脱。目睹往昔雄壮的建筑艺术杰作，凝神缥缈的山峦顶峰，眺望海景碧波荡漾，可以抚慰倦怠的感官，让人寻回生活的激情。一位独步探寻自然的痴迷者这样欢呼道：“山峦沼泽！这两个单词洋溢着自由的美好，传递着对释放视听感官的渴望，让形神游离于天地之间……有道是：智者乐水，仁者乐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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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旅行对于英国人来说一直像是探险，直到20世纪末的最后10年，铁轨横贯了欧洲大陆的每个角落后，旅行社纷纷推出了旅行度假包办业务。出行希腊的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漫游者们，同时也是站在这一古老文明边缘的探索者。如果他们遵照默里旅行手册中给出的建议，他们就会拿棉布单将自己的身体裹住，将薄纱巾披在头上来防止蚊虫的叮咬，并随身携带枪支来对抗土匪和捕兽狩猎。[2]欧洲的荒野丛林依然危险重重，而神秘的东方亦是只有无畏的探险者们才会前来的探索奥秘和纵情山水之处。而无论去往何方，中产阶级旅行者总是带着激动、惶恐以及常有的过于傲慢的民族优越感交错的复杂心情踏上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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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们之前和之后时代的人们类似，维多利亚以及爱德华时代的旅行者们在出行时脑子里总是塞满了对目的地先入为主的偏见、对旅程的期盼和对未知的焦虑。而旅行指南则能帮助旅行者避免诸多不便，对当地怪异的习俗有一个预先的了解。比如说，奥地利的海关只有收受了贿赂才能“礼貌而高效”地履行他们的工作，而在君士坦丁堡培拉区的房东和服务员们竟然完全不知道英国公使馆的所在之处。[3]但最让人感到无可奈何的则是喜欢吹毛求疵的欧洲大陆官员们，因为后者似乎有意要阻止标榜着生而自由的不列颠人去往他们想去的地方。在默里关于法国旅行指南的早期版本中，他一再地劝告造访法国的游客在面对拿破仑三世的宪兵和官员的怠慢时，要尽量保持克制而不要“逞一时之气”。此外，英国的中产阶级人士会认为自己有权不顾当地人民感受而大肆宣扬其对他国的偏见。在意大利和法国，旅游团们在教堂举行礼拜仪式之际四处溜达，用喋喋不休的聊天扰乱仪式的进行，摆明了要让教堂会众知道他们对天主教的无比轻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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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无礼行径，在外的英国人往往因为有意地无视东道国当地语言，而给人一种孤傲的印象，使得他们很难与外国人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但不管怎样，绝大多数的旅行者出行的目的更多的是试图远离自己生活的地方，而非对东道国文化的钦慕。在1869年，势利的旅行作家奥古斯都·黑尔在意大利比萨的一家酒店就遇到了这样一对“善良而庸俗的”伦敦夫妻。他发现，这位丈夫待在法国和意大利时，仅会说“牛奶，面包，茶，你好”这么一些法语。[5] 有人推测，和众多其他游客一样，这对夫妻需要的可能只是身在外国所带来的兴奋感，同时又希望周围环绕着一些熟悉的家乡特色。在1890年，瑞士、德国和意大利各处的酒店宾馆都打出了拥有“完美的”卫生条件和会说英语的服务人员，带给人“英式的舒适”以及配备一名常驻的英国牧师的广告承诺，以吸引英国中产阶级顾客。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皇家大酒店为了打消这些难以取悦顾客们的顾虑，告诉他们，国际卫生委员会在该城下榻时“特别相中”了这家酒店。[6]而德国巴登的维多利亚大酒店和意大利热那亚的布列尼塔大酒店也为客人们带来了同样的慰藉，保证他们只需支付6先令一天就能不受港口“难闻的气味和扰人的噪音”的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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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满足了旅客的好奇心，任其想象遨游于目的地的山水之间，而酒店和旅馆为旅客提供了旅游的栖息之所。中产阶级旅行爱好者所关心的各种国内外旅行问题，都可以在各种旅游指南和诸如《画报》和《伦敦新闻画报》等周刊中占据很重篇幅的关于旅游的插图文章中找到解答。如果不是以疗养为目的，游客们往往希望在旅行中激发自己的想象，丰富自己的知识，而希腊就能充分地满足旅客的这般需求。在瞻仰希腊的文明遗迹并视察这个过去曾哺育了无数他们在学校读到过其功绩和思想的战争英雄、哲学家和作家的国家的同时，不列颠的旅行者们会审视自身文明的发源。即便是抛开历史文化联系，独取希腊之自然风景，也足以丰富心灵世界，一如爱德华·李尔诗中描述的那样：“呈现在你面前的，是绝壁盘绕的壮美海湾，城堡冠顶的高地，阴郁的堡垒；土耳其式宫殿闪烁金色的漆光，山峦森森如瑞士雪域；湾水幽幽而海色湛蓝；岛屿点缀，沉凝而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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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亦有别致的人文景致，因为希腊人保有“款式各异的服装和美艳如画的盛会”。[7]更具异国情调的是安娜陀利亚族土耳其人：“无论在家中或是户外，穆斯林们皆装束别致，姿态如雕塑般俊美，额头上刻着尊严，唇齿间挂着和善，举手投足间充满着诗情画意。”置身于这般精彩的人群中消磨一日，旅者们会在回到寓所后，“沉心静气，融入自然，凝神观察人与物之间的联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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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中产阶级旅行爱好者对此趋之若鹜的，正是这种充电式短途旅行对身体和心灵带来的益处。在此驱使下，伦敦一位热衷于古物的商人托马斯·罗杰斯于1855年的夏天，搭上了前往格洛斯特的早班火车。经过对当地大教堂的短暂拜访后，他又搭联运火车到了切普斯托。第二天早餐后，他步行前往丁登，在那里对着因华兹华斯的诗歌和特纳的画作而闻名的丁登寺废墟画了一幅素描。在火车车厢中度过了超过14个小时的旅途之后，他于当天深夜回到了伦敦。[9]尽管交通多有不便，但他认为整个旅程还是非常值得，于是罗杰斯随后又放下了工作去拉特兰和北安普敦郡进行了一次短暂的古文物考察之旅。这次，他或许会带上查尔斯·亨利·哈茨霍恩牧师的《北安普敦郡葬礼纪念碑》（1840），作者在书中鼓励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研读历史。眼望中世纪妇女的雕像，你能很轻易地想象她们当年的容貌。一如埃莉诺和菲利佩斯，“她们高尚的操守更彰显了其显赫的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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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是斯科特笔下有着哥特情怀的净土，也有着中产阶级游客心生向往的曾经上演过动人的历史篇章的建筑和乡野。大概再也找不到比苏格兰更适合心灵的朝圣的其他地方了，自打有了铁路之后，小说里所描述的中洛锡安那些狂野和偏远的景致已不再是难以企及之所。书名一目了然的《布莱克的苏格兰趣味之旅》（1882）鼓励游客们在造访令罗布·罗伊留连忘返的阿伯福伊勒时，要让自己的想象力天马行空地驰骋。书中这样写道：“如果旅行者有着十足的想象力的话，他眼前可能会出现这样一幅画面：海伦·麦格雷戈（罗布·罗伊的妻子）站在高处正在诘问他，来到这个属于麦格雷戈的国度目的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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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秀美的高地景致、盘亘的古堡和废弃的修道院为铺垫的苏格兰历史，无不扣动着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的心弦。这简直就是由高潮迭起的历史演义铸就而成的一种纯粹的戏剧艺术，这也是为什么那些记录下最动人和最璀璨篇章的历史题材画作得以广为流传的原因。在1875—1876年间，伦敦艺术联盟向其以中产阶级为主的会员发放了四万幅麦克列斯画作《纳尔逊之死》以及《威灵顿与布鲁彻会于滑铁卢之役后》的影印版。[10]这两幅画作每一幅都记录了这个国家所取得的今日辉煌所经历的发展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这一含义也使得其影印版更添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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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昔岁月，尤其是昨日政治上的血雨腥风现已逐渐远离。而观者仍然可以在艺术画廊的裱框中窥见历史最为狂暴和失智的时刻，或是在漫步于高地小径时凭借想象得以回望，尔后继续自己的生活，庆幸自己身在文明而宁静的年岁中。中产阶级对历史的感知也带着些许的怀旧：工业革命以前轻缓而素朴的生活步调要远胜于他们当前浮华而急迫的节奏。但苏格兰乡野间却是与工业化后的城镇截然不同的两番景致，在此，游客们可以瞥见工业革命之前的井然有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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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风景如画”一样，“稀奇古怪”亦是在旅行文学中惯用的词汇。在欧洲的乡间，老旧的磨坊、半木结构的村舍和当地的居民都显得有些稀奇古怪，特别是当后者穿上传统的农夫装束之时——至今他们依旧保留着这样的传统。在各种旅行指南、旅游文章甚至是明信片上，都对穿着当地传统服饰的乡民们有着大量的图文描述。在英国境内的旅游者也能看到穿着苏格兰裙的高地男性居民、穿戴斗篷和高帽的威尔士妇女以及身着捕鱼装束的渔夫和渔妇等画家和摄影师酷爱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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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格里纳韦（1846—1901）也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打造了一方心灵的净土。在儿童书的插画中我们常常能看到她笔下头戴18世纪小圆帽或软布帽，坐在乡野草地或明亮而又布置简单的村舍客堂中饮茶的小女孩形象。这些场景象征了童年的快乐和无邪，也象征了一个一去而不返的时代。格里纳韦的插画和那些乡间出游伴随了好几代中产阶级孩童的成长。两者都培养了他们对乡野风情的热衷：在1912年，希尔兹的家具经销商就以乡村风格的会客厅装潢为噱头，以博得中产阶级顾客的青睐。他们是这样宣传的，“古典雅致的温莎椅立于红砖地板之上，配上一张时尚大方的橡木圆桌——一切都透着整洁清爽、商务气息和家庭温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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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在英国农村经济显然已经行将就木的时期，英国的中产阶级却将乡间的一切和其居住者们理想化了。像乔治·克劳森爵士（1852—1944）那样的艺术家们所创作的描绘农夫农妇田间劳作的画作，成为了当时极受欢迎的风俗画。然而这一时期却没有任何关于工人的作品。中产阶级还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来保护他们心中的这一世外桃源：比如他们在1865年组建成立了公共用地保护协会，在1889年成立了鸟类保护协会（后成为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还在1895年成立了国民信托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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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就是英国的最根本特征，这些协会以及揣着浪漫情怀的游客们都在不经意间强化了这一概念。而孜孜不倦的漫游者兼著名田园诗人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1874—1936）则勾勒出了这一特性的要素。当切斯特顿被问到为何如此“珍视”乡村时，他说，这源于“浑然天成的屋顶和砖墙秉直的脊梁，似与田野山林和谐交融；源于供人栖息的旅店、十字路口、市场告示带给人的珍视之感；源于一切看似平凡却极具英伦风情的不可替代之事物”。[12]这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位年轻的中产阶级诗人在战壕内幻想的“伊甸园”。这片欢乐的天地曾陪伴他们度过一个又一个夏日假期，承载了他们祖国所有的美好与不朽。这是乔治·巴特沃斯的《绿柳岸》和沃恩·威廉斯的《田园交响曲》的神奇韵律再现的英格兰乡野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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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旅游者常常在旅行结束时带回照片或者是纪念品陈列于家中，以便日后勾起自己的怀旧之情。他们不相信仅仅依靠回忆就能保存自己的经历。爱丁堡的内科医师托马斯·特雷尔于1844年出行伦敦时参观了国家美术馆，在那里他把看到的所有画作全拿笔列了出来，并给每一幅作品写上自己的备注。在日记里还精确描绘了他在别处所见过的古迹遗址。[13]至19世纪80年代，拍照留念成为了人们更为青睐的记录旅行的方式，大家会把照片嵌入相册，翻阅照片也成为了一种家庭消遣形式。人们会收集在风景秀美的地方拍摄的合家欢照、以商业为目的制造销售的印有独特地貌（比如瀑布就很流行）和遗址古迹的器皿。不到几年时间，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要，廉价明信片也应运而生。那时，几乎没有任何一家邮局不出售明信片，它们将成千上万的明信片递送给寄信者的亲朋好友们，告诉后者旅行者此刻身在何方、着手何事的消息。旅行者在明信片上表达满足之感的同时，最不忘记提及的就属天气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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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00年，盒式相机和胶卷的价格已经非常廉价，使得更多旅程中的永久精彩和生活中的快乐瞬间得以保存。当时人们对拥有一部相机的渴望，在一位热衷自己爱好的自行车骑手兼摄影师于1897年创作的诗歌中找到了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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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你骑上你的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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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驰电掣般横越大陆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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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祈祷莫将相机遗落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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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拍摄的那些美景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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