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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第五章 别让他们的史威士……在英国：好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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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们维多利亚时期的前辈一样，21世纪的中产阶级当中也有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他们的心灵高尚，相信自己代表了这个国家的集体智慧和良知。这些做善事的人具有相同的感觉意识，有时是过度的正直感，他们总是沿着相同的路线来推进他们的改进方案：首先他们确认一些不正当的现象，然后尽其所能，通过公众会议、请愿、给媒体写信和议会游说等方式，把这些事情纠正过来。这就像是一个固定的公式，通过公式的演进，他们完成了许多任务，如废除奴隶制、提供下水管道、阻止屠杀大凤头——这种鸟的羽毛曾是爱德华时代女帽上的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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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心目中的完美世界愿景发生了改变，他们对于现存世界中什么才是不可容忍之事的想法也同样发生了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它的破坏性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大——爆发的可能性在20世纪30年代吸引了上千人参与反战和平运动。1958年类似的预警也促使核裁军运动。反战运动包含了大量的基督教元素，而20世纪下半叶的环保运动则明显缺乏这种元素。他们通常把教会看作是恶人，而忽视这是一个礼拜场所。在环保分子当中，有一种倾向是沉迷于各种各样的“新时代”邪教组织，这些邪教组织在60年代大量繁殖，它们的理念和实践活动超出了基督教传统。中产阶级基督徒对于性放任和世俗化道德表示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在60年代有所抬头，它汇入反对堕胎、反对色情传播和反对中小学性教育的各种组织之中。这类运动没有像环保运动那样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也没有取得像环保运动那样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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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运动技巧发生变化。经验教训表明，权力当局和社会上其他人对于合理的劝服并不总是有所回应，因此消极的抗议逐渐以一些主动性行动来加以补充，比如利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媒体和电视报道。像当年的宪章派分子一样，中产阶级也走上街头，举行群众集会。1980年8万人聚集特拉法尔加广场抗议英国的核武库，2002年9月农村联盟声称有40万其组织成员在伦敦街头游行。狂热分子则走得更远，他们监控军事基地，封锁港口以阻止出口野生动物，把自己绑在开发商的推土机上，连根拔起转基因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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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被逮捕，有些被关进监狱。对他们的惩戒反映了极端愤怒情绪，因为中产阶级还是保持着对违法行为的反感，不论违法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受到什么样的挑衅。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核裁军运动的大多数参与者更愿意采取议会游说方式或在潜艇基地门口进行游行抗议。[1]1984年一些女性和平抗议者驻守在格林汉姆·康芒基地，但由于有一些十分活跃的女同性恋和炫耀的庞克摇滚乐队的参与，这一活动受到阻止，摇滚乐队降低调音的演唱招到媒体的嘲笑。[2]遵守法律和一贯地合乎礼仪有效地控制过激情绪爆发。20世纪晚期的抗议者并不回避从敌人那里借用武器，像他们所面对的商业利益和权力当局一样，他们也聘请专业政治游说专家和公共关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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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中叶以来，核裁军运动和绿色环保运动捕捉了许多人的想象力，尤其是年轻的中产阶级成员。这两个运动的动机都包含很强的宇宙乌托邦元素。就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者希望对后工业化世界进行教化，现代环保分子中极有影响力的部分也确信，这个世界变得不可救药。那些以往推崇进步、科学和技术的人认定，人类的恶劣本性与资本主义结合，正在使世界走向自我毁灭。老中产阶级的乐观主义者显现出了疑虑，而悲观主义者则陷于轻度的偏执，他们想要逃离已受污染的现实而追求纯粹的、基本上是虚拟的过去。他们躲避在社区和小农场，在那他们享受着简单的生活，他们相信工业化之前的共同经历。他们不仅是扮演挤奶女工的现代版的玛丽·安托尼特斯，有些人还致力于使自己的社区自给自足，有些人生产有机食品，尽管这些食品的成本较高，但是在20世纪末经历了对化肥、杀虫剂和化学添加剂的恐慌之后，这类食品受到中产阶级喜爱。资本主义再次受到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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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生活方式的信徒们还被预言式的噩梦扰得日夜不安，这个噩梦源于一种恐惧——已经混乱无序的自然世界即将濒临崩溃。1974年的一份环保期刊发表了一个年轻人的请求信，他害怕即将爆发的“终结性的大灾难”，在这种担忧中与他的伙伴“分享工业文明的剩余年代”。[3]他的这种悲观主义是对于未来失去信心的一个极端例子。20世纪70年代之后绿色运动获得了动力，其关注点也发生转换，根据绿色运动的各种分支的说法，在竞争性的消费社会中，人们过的是灭绝性的，不健康的和精神枯竭的生活。人类对于廉价能源的毫无节制的需求导致了全球变暖，在1991年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变暖问题成为遍布西方世界的公众忧虑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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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一部分中产阶级仍然抱着其祖先的希望，期望人类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创造性和理性的结合来加以解决。到20世纪中叶，这些理想主义者的视野进一步扩大并囊括了全球。英国摆脱了其帝国责任之后，中产阶级组成了各种慈善机构，向所谓的第三世界提供物质的和道德的援助。非洲和亚洲的穷人，就像工业化英国的穷人一样，不应该落入更加贫穷和无助的境地。一些长期援助项目致力于扶助经济增长以及自然灾害和大饥荒之后的紧急援助。捐款很有保障，由于电视已覆盖到了受灾地区，灾情可以很快得到回应：“这里的状况糟糕透了，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吗？”这就像维多利亚人当年听到卖淫或霍乱时感到恐惧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一样。许多海外援助慈善机构——如乐施会——的募款请求与维多利亚传统的自救方式有许多共性。募捐广告会说明捐款用在什么样的项目上，这些项目可以让受助人自力更生，而捐助人有时也被邀请去“领养”一个儿童或儿童穷困的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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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行动受到鼓励，年轻人被邀请深入热带贫民窟居民当中，传播知识并为其提供帮助。一个毕业后的六年级学生把他进入下一学业之前的空当年花在了博茨瓦纳的一所小学里，这很类似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学生利用假期在柏孟塞传教一样。无论哪一种情况，双方都有所获益。志愿者懂得了责任意识，亲眼看到了他们和同类必须做的事以及获得自我意识。受助人得到了帮助，感受到世界上的富人没有完全抛弃他们而让他们陷于不幸命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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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慈善事业的发展与官方资金增加以及国内医疗和教育控制相吻合，以往医疗和教育是中产阶级慈善的主要关注领域。这些慈善事业并没有因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参与而萎缩，它们一直与法定当局合作开展工作。此外，中产阶级还保留其原有的责任信念，以个人身份参与各种各样的委员会，监督医疗和教育机构，1945年之后，还监督乡村规划和艺术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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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时期的紧急状况下中产阶级向地方权力机构渗透。1916—1918年，各地征兵管理工作掌握在由地方治安官和当地名人组成的委员会手中，这些人可以决定一个铁匠是留在后方还是去前线更有价值，或者一个和平主义教条是否真诚。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同样都是受敬重的公民成为农业委员会的成员，主持会议分配军人抚恤金。1939—1945年期间，中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活动贡献给了下列事务：把被疏散的儿童分配到各个家庭，组织筹集资金活动为喷火式战斗机提供资金，通过妇女志愿者服务机构，向各地需要帮助的人提供茶、热的食物和其他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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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所认可的这些无偿服务从1917年开始附带有大英帝国勋章，它是以等级系统为基础的组织化行为，类似于老式的巴斯和西斯尔骑士勋章，获此殊荣者得到一块奖牌式的勋章和一条锦带，可以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CBE、OBE和MBE之类的帝国勋章获得者的荣誉称谓。1928年新年获此殊荣者名单包括：贫困者友好协会的秘书获得CBE勋章，护理委员会主席和地方战争养老金委员会数名成员获得MBE勋章。1965年获得OBE勋章的人有阿伯丁的卫生医疗官和苏格兰业余体育协会的账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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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贵族一样，中产阶级也迷恋这些荣誉装饰，他们过去是这样，现在仍然如此。每当新年和女王生日公布授勋名单时，各省的媒体都会公布勋章获得者的姓名，有时还有照片，他们会说他们代表他们的机构接受勋章并感到骄傲。20世纪末期社会上流行的理念是所谓的社会“包容性”，为此大英帝国勋章也扩大了它的授勋范围，包括了低职位的社会服务人员，比如棒棒糖女士。国立学校的校长偶尔也会被授予骑士或夫人称号，这可以使他们获得等同于高级军官、外交官、公务员、学者和资深演员的地位。有些人想把荣誉系统转变成全国性的美德先贤祠并包容所有的阶级，但由于这些荣誉一直授予政治上谄媚于当权者的趋炎附势者或富人们，这样的尝试并不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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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产阶级重点关心的是都市环境，到20世纪中叶，他们的关注点转向乡村，而且关注的是保护原样而不是改造创新。在小城镇中也是如此，在这里人们意识到商业开发损害了自然美观，这些发展毁坏了许多美观且独特的古老建筑。人们组织了一些协会致力于保护乔治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因为这些建筑十分具有吸引力和历史价值，而取代它们的建筑则十分丑陋。到1973年有1000个地方和全国性的组织保护公共设施，包括提供和保护游戏场所和重新把鹗引入苏格兰。历届政府都带有同情意味地回应这类议会游说，通过立法设立了保护区，1990年大约有8000个保护区，在保护区商业开发受到地方政府基于美学原则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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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产阶级的环保哲学根源于一种古老的浪漫主义概念，乡村代表了某种永恒和充分合宜的品质。田地、林地、灌木、村舍和中世纪教堂代表了和谐和持续。中产阶级在城镇中从未发现这些品质。自都铎时代以来，城市中赚钱谋利的步伐和喧闹扰乱了人类的精神，他们通过与阿卡迪亚联系来恢复他们的精神世界，一些人有钱购买乡村资产，另一些则无法访问乡村以获得片刻的精神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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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以后，由于中产阶级爱上了汽车，精神安宁治疗之处几乎灭绝。正如早期的汽车爱好者所预言的，两次大战之间汽车大众化成为现实，新中产阶级汽车拥有者涌入乡村。癞蛤蟆先生开车行驶的道路成了所有人的高速公路，汽车制造商用乡村景象来诱惑客户。1931年一个新的汽车模型描述了在山谷中通往小乡村的乡间小道上行驶，这一理念在1968年菲亚特汽车广告中一再重复，它显示在约克郡谷地行驶的汽车带着“你是自由的”广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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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欣然接受这种自由，两次大战之间汽车销量猛增，1945年之后，工人阶级中较为富裕的部分也开车行驶上了中产阶级的道路。1950年在路上行驶的私人轿车有250万辆，到1970年这个数字翻了四倍多。绝大多数汽车都比较便宜。20世纪30年代一辆两座奥斯汀8价值125英镑，相当于30年后的400英镑。二手车只用一半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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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大众化创造了一个弗兰肯斯坦怪物，它威胁到它的创造者，在20世纪20年代，当汽车和它的拥有者剥夺了英国乡村的平静和隔绝——这是乡村的魅力之所在，它的潜在恶果就已明确。新干线道路导致了沿途的开发：连片的难看的房子、加油站、巨大的广告牌以及为汽车驾驶者、摩托车驾驶者和大游览车乘客而建的花哨的路边住屋。斯劳象征着恐怖的汽车新景象，就如约翰·贝杰曼所痛斥的那样。1926年建立的保护乡村英格兰理事会企图阻止事态的恶化。它的早期明信片显示圣乔治用长矛插向一条巨龙，上面的标语是“香烟、汽油、茶、肥皂和药丸”，这张图片以车库作为背景（标示在所有的路边广告牌上）。[4]中产阶级的神经由于激增的工人阶级游客而受到刺激，对于这些工人阶级游客，乡村就是没有人行道的小镇，他们带来了上了发条的留声机，演奏爵士乐、跳舞、丢弃垃圾。反对噪音和垃圾的运动开始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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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拯救乡村成为中产阶级主要的关注点，而且这个关注点在这个世纪的余下时间里一直保持着。战争结束之初，环保主义者把他们的信念置于国家和地方规划机构的框架内，但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经济需求与美学价值的平衡纠结之中。此外，让环保主义者十分愤怒的是，中央政府用它的权力驳回地方的要求，即使这些要求有最激情和切实的理由。60年代中期一场尚未完成的消耗战正在来临，中产阶级加入反对派阵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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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分子取得了一个胜利（1970年阻止了拆毁一部分伊丽莎白时代防御工事的方案）之后，他们声称他们代表了“真正的人民的呼声”。这个呼声是以中产阶级的腔调来表达，它的主要反对者是地方历史协会和贸易商会。[5]1971年《生态学家》的一篇分析文章显示，新环保杂志读者59％是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教师和科学家占有很高比例），1/3是大学生和中小学生。远超过半数的人读《时代》、《每日电讯》和《卫报》，2％的人读《金融时报》。[6]读者人群缺少来自商业背景的人，这一认知是有益的，但并不令人吃惊。在《生态学家》较早的一期中，一位读者声称：“产业的存在是有赖于利用环境而创造利润。”[7]这一断言在绿色运动中被广泛加以接受，那些生活于商业世界之外的中产阶级运动同情者也接受这一判断。2004年9月在苏格兰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地方当局以及环保和社区团体对于更高层机构通常基于经济考虑而作出规划决定，偏向于进行抗辩申诉。这些抗辩申诉的对象是一批行业利益集团，包括英国石油公司、国家农民联盟、养鱼业、机场当局以及苏格兰商会等。[8]环境的未来变化分裂了中产阶级，表面上来看，是浪漫主义者、自然爱好者和唯美主义者对抗市侩的掘金者，尽管也有一部分土地所有者和农民在保护他们自己产业中的野生动物，也有一些公司为都市再生计划提供资金。有些公司想让中产阶级相信他们也赞同环保。20世纪30年代后期，壳牌公司曾资助过环保卓越的县出版手册（由约翰·贝杰曼和约翰·皮普主编）和学校野生动物图册。1970年高速气体公司在一个广告中宣称：“我们相当喜爱乡村”，广告上的画面是乡村景色中的挤奶女工，它告诉每一个人，天然气管道“不会破坏这一景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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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和机场也是如此，他们制造了噪声和污染，由此激发了中产阶级的抵制情绪。交通行业的政治游说把自己看作经济运行的命脉，1972年乔·班福德宣布：“我们想要的是五十吨的重型卡车”，班福德是农机公司和土方公司的主席，他认为，取代“更大、更好和更快的卡车”就是对其行业的欧洲竞争者的让步。[10]环保主义者则通过“证明这些怪兽破坏了小镇、村庄和不稳定的古建筑”而加以反对，1977年人们担心他们会把约克墙推倒。[11]中产阶级还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反对铁路扩张建设的运动，因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铁路扩张在城镇中导致了大面积的财产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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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当中极有影响力而能发出声音的那一部分不再认同他们先辈所信仰的进步理念，他们希望约束进步的速度。经济优势不再是一个不惜代价而追求的目标。右派分子不赞同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束缚企业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工作机会减少（一个有力的证据是20世纪70年代失业率上升）和经济停滞。在左派阵营中，出身公立学校阶级背景的工党政治家和斗士在1971年声称，环保主义分子是一个富裕的上层中产阶级的小集团，他们干扰国家的经济增长而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12]中产阶级环保风潮的后续历史变成了一场与商业利益集团和政府机构——它的职责是创造工作岗位和为公众提供畅通的公路和航运交通——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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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面临着一个困境：他们是否应该让进步继续，尽管会有可预期的可怕后果？或者他们应该要求进步停止，即使这将阻碍生活水平提高？个人行动在这两个极端选择中提供了一个替选方案。1970年刚刚成立的“地球之友”在吉百利·史威士公司总部抛砸一次性玻璃瓶，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别让他们的史威士…在英国”。在20年里，玻璃以及其他许多物品的回收成为一种时尚，这也获得地方政府和国家的鼓励。绿色运动还发动了针对企业界的舆论宣传战役（例如1972年向力拓锌业公司提出在斯诺多尼亚开采铜矿），以及用身体阻挠道路施工和新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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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秋在林肯郡的富尔贝克，抗议者拼命阻止核工业公司把核废料掩埋在他们的家园附近，《时代》把这些抗议者称呼为“来自中部英格兰的中产阶级和中年流氓”。激进的好斗分子包括一个农民乡绅、一个壁球场制造商、一个当地牧师和女邮政局长。参与者涵盖了所有的党派人士，包括当地保守党副主席。核工业公司想换一个地方掩埋，但由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在几个月之前刚发生，他们发现掩埋企图再次受到中产阶级活跃分子的阻挠。抗议者组织大规模的通宵警戒和人墙封锁，有些抗议者还把自己绑在机械设备上。在贝德福德郡的爱尔斯多，一位退休的警备督察长把当地中产阶级动员起来，他们举行会议，刊登新闻，组织一批杰出的科学家驳斥核工业公司的攻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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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工业公司对一些知道姓名的示威者发出法律强制令，有些示威者被警察拘留，有些被捕。其中一位示威者宣称：“我没有触犯法律，如果我再投保守党的票，我就去死。”当富尔贝克教区长看到法庭撤销“和平示威”，他感到非常震惊。[14]撒切尔夫人当时还是那里的一个小女孩，她让自己远离这些中产阶级对抗资本主义的行动，《时代》极其自负地把这些行动称为“把地方利益置于国家政策之上”。他们都是核废料处置的既得利益者。之后，托尼·布莱尔着重强调他赞同转基因作物试验，因为这涉及国家的重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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