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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1702939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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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第六章 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老的信条和新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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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基督教在20世纪衰落，被废弃的教堂成了它的纪念碑，有些教堂被木板封钉起来以防止人为破坏，有些教堂变成了博物馆或社区中心，还有一些成为经营场所或家庭居住房屋，有少数几个成为清真寺。这些没人想要的建筑物的所有者处境尴尬，他们很高兴能摆脱它们，中产阶级唯美主义者要求他们保护这些建筑，他们对此十分恼怒。早在1919年伦敦大教区主教亚瑟·温宁顿·英格拉姆提议在他的教区拆除一些雷恩和霍克斯穆尔教堂，并修建一个庸俗的圣公会教堂。几年以后，令上议院十分震惊的是，他要求用避孕药搭建一座篝火并围着它跳舞。当公理会教徒减少之时，圣公会教派却奇怪地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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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显示了经常去教堂礼拜的人的数量在下降，自20世纪以来这个下降趋势就有所显露。表6列出了英格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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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1911年和1951年英国教堂经常参加礼拜的人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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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尔士礼拜人数下降不太明显，像天主教一样，苏格兰教会也得到了普及。在50年里它的人数增加了一倍，1953年达到高峰，共有132万人。[1]但总体而言，下降趋势不可逆转。根据1983年英国基督教手册，归属主要教派的总人数为：圣公教182万，新教徒和苏格兰教会260万，天主教180万。还有一些是非基督教的教徒，其中60万是穆斯林。21世纪初教会从业人员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低于8％，而1931年这一比例为13％。[2]2001年人口普查显示，72％的人口认为自己是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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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许多教会的教徒都是以中产阶级为主，教堂出席人数统计显示，教徒不再倾向于服从共同礼拜规则，它显然无法捕捉人们的想象力。1938年67％的人口接受洗礼，26％施坚信礼，只有9％的人定期圣餐。[3]这些数字并不说明精神腐化，只是显示几百万人不再相信传统仪式复兴或持续。随着20世纪的推进，人们寻求其他新颖的方法来认识上帝，保持内心平衡。90年代约克郡山谷联合改革教会的命运就象征着这种追寻，这个教会教徒的人数逐步减少，其教会活动场所被很受欢迎的冥想团体所占据，至少其中一位冥想团体的成员是以前的礼拜者，正如一个人所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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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归属于任何教派，在这里也没有哪一种宗教系统强加给任何人。我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但是它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我把自己归类为普遍主义者，我相信所有的宗教所能提供的都是相同的结局。冥想是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它可以使身心得到深度放松，让我们感受自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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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女人所表达的感受极为典型，这样的方式也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成为可能，自此以后，冥想、瑜伽和其他形式的基本性个人精神体验开始填补正统基督教衰落而导致的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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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空荡荡的教堂所能提供的解释，与维多利亚时期发生同样状况的解释是一样的：幻灭并转向其他替代方式。1926年桑德兰的一位长老会牧师告诉他的教众说，我们祖先采用的最好方式就是放弃。“现实世界和与它相关的各种利益”的诱惑使有些人不再参与宗教活动，更令人担忧的是另一些人，他们“依据传统而去教堂”但从中并无所获，他们感受到的是“失望和徒劳”。[5]另一位牧师认为信仰的衰落比现实所观察到的更加明显，他谴责说，英国人在精神事务上的胆怯和缺乏自信使他们逃避上帝。[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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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旧的习惯和信仰消亡而感到的沮丧，与对国家道德基础将会改变的焦虑纠结在一起。基督教信条曾经确保了信仰和道德的连接，也确保了与此相关的法律。丹宁勋爵宣称，“没有宗教就不可能有道德，而没有道德就不可能有法律”，丹宁勋爵是英国最杰出的法理学家，他出生于19世纪末，经历了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期。这一断言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所认同的，但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国家，以往星期日去教堂的中产阶级却越来越多地待在家里，并满足于各种形式的、说不清道不明的自然神论，那么这一断言还能有多久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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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并非是无神论者，他们也不是对宗教不感兴趣。1963年，天主教期刊《牌匾》抱怨到，这个国家正在经历“非基督教化”，人们已经“放弃”了星期日礼拜，许多人都很自信地表达他们自己对于宗教的看法。[7]令《牌匾》作者和天主教徒们最感困扰的是，人们不再去教堂礼拜，与此同时，以圣经为基础的道德绝对性正在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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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会不愿改变他们古老的教义，但具有真正理智传统的新教教会准备重新考虑他们的教义。英格兰教会就想这么做，它对于它所扮演的角色一直保持着一种强烈意识，即它是一个国家的教会，是道德权威的来源。要履行这两种职责，它必须为人们提供指导以对应他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遇到的难题。与此同时，它也不得不承认，教会演讲台的布道不再能获得人们的关注和默许。像新教牧师一样，圣公会主教也面临着两种选择：不管发生什么变化仍坚持过去的传统，或者改变教义从而吸引持怀疑态度或模棱两可的人重回教堂。两种选择都有风险，前者可能使叛逃的人数增加，而后者很容易淡化他们的传统教义从而使他们不再是一种独特的基督教。重新划定道德边界就必定会对那些人造成冲击，他们想要明确地被告知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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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公教的上层决定对教义进行一些尝试性的修正。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在即将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威廉·坦普尔的支持下，连续数届的圣公教政治、经济和公民大会提出报告，致力于制定一种神学，它将显示英格兰教会将与时代同步，作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回应这个国家的问题。报告中的某些提议是相当激进的，这使年轻的神职人员感到兴奋，但也让传统的护卫者感到沮丧。报告赞同在学校开展性教育，1924年的一份报告还强烈反对阶级区分，认为阶级区分是令人遗憾的，它阻碍了不同群体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8]这是一个惊人的转变，教会长期以来一直强调社会等级是神授命定的，是国家秩序和繁荣所必需的。这之后至20世纪结束之时，神职人员和教徒中的保守派们发现，教会领导人似乎有预谋地把教会引向左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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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教义修正而来的是宗教礼仪的创新。1934年，牛津的大学生厌倦了老式的礼拜方式，他们成群结队地去那些背离传统形式而提供新式礼拜方式的教堂，这些新的方式吸引了年青一代。[9]面前摆放的是新式英语圣经、口语化好消息圣经和新的祈祷书，这些都是在1963—1966年期间出现的。每一种新的圣经都采用特别简单易懂的语言，但也没能阻止教堂礼拜人数的下滑。教区长弹着吉他，摆动着身体，佩戴的徽章上标有上帝不是一个唠叨的守旧者，以此想吸引年轻人来教堂。他们的滑稽动作引起人们的嘲笑，一张《私家侦探》漫画上显示了一个时尚的牧师在讲坛上说，上帝不是一个在天上的白胡子老头，牧师头顶上标注的话是：“你是怎么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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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公教的新浪潮中衍生出魅力运动，这种宗教仪式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狂野教派，魅力教派采用不受限制的礼仪形式，他们鼓掌、跳舞和用舌头说话，以此表达作为基督徒的愉悦。魅力基督教充满活力，无阶级区分，非常受欢迎，尤其在城市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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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圣公教只是陷入混乱的教会的一个部分，对于新神学的各种尝试导致了阵发性的危机。这些新颖的教派——或者他们称为接近上帝和道德的“相关途径”——的缔造者们，是来自一个特别的神职人员群体，他们都具有上层中产阶级背景，毕业于公立学校以及牛津和剑桥。他们学会了做好事的美德，并把这种美德添加进人类幸福之中，他们用他们所掌握的权力去实践。就这一方面（还有他们的生长和教育背景）来说，他们更接近于那些不可知论和无神论知识分子，他们想要用新的道德取代旧的绝对道德，新的道德更加人性，允许个人做出自己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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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旧的道德秩序瓦解之时，许多资深的圣公教神职人员相互竞争地夸耀各自的激进开放思想。约翰·鲁滨逊（毕业于马尔堡学校和剑桥）——他是南华克的主教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辩护者——后来声称，《花花公子》杂志发挥了“一种解放功能”，它释放了“各种性压抑”。1967年未来的主教休·蒙蒂菲奥里（毕业于拉哥比和牛津）在道德方面的大胆无畏胜过了约翰·鲁滨逊，蒙蒂菲奥里告诉教堂的同伴说，如果基督是同性恋的话，那就“更进一步证明上帝自我认同于不被‘体制’和社会公约护卫者所接受的那些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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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是否能留住中产阶级呢？在道德确定性摇摇欲坠中受到冲击最大的是下层中产阶级。[11]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安定锚，就像诺埃尔·科沃德小说《这个幸福的品种》（1943）中的弗兰克·吉本，他声称“就是由普通的老百姓保持了事情的稳定”。他们的坚持就是基于对传统的信任。“我们知道自己属于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去哪里。”自1920年代以来，前行道路不再清晰，吉本的最佳选择对于前行者来说不再可靠，因为他们在争论如何解释地图。在这个世纪的其余时期，由于国家道德的传统守护者背离了原有方向，下层中产阶级感到丧失信心，有时甚至深感愤怒。他们抛弃了绝对标准，取而代之的是混乱不清的各种选择，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已失效的教义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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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许多受人尊敬的郊区家庭一样，吉本一家也不能与时代脱节。弗兰克的儿子告诉父亲，“我不相信上帝只挑中少数人而让其他的所有人腐烂下去”。他的女儿奎尼离家去探索她在电影银幕上看到的魅力世界，最后她与一个已婚的男人在一起，还生育了他的孩子。弗兰克承受了所有这一切继续前行，他仍坚持自己对于社会和婚姻的主要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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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婚姻是社会道德健康的试金石。关于这一点，所有的教派都保持了一致，至少在原则上如此。不过，对于婚姻誓言的永久性，对于在何种情况下合法分居是允许的，以及基督教对于离婚男女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是合适的，不同的教派还是有些差异。1947年在切姆斯福德教区，377个圣公教教徒被问到，通奸案中的无辜一方是否可以参加圣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表示同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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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基督教团体提交给1951年皇家离婚事务委员会的证据表明，教徒们对于离婚现象盛行感到越来越多的焦虑。循道卫理教会承认，婚姻之树并不会永远长青，但是拥有超过50万会员的圣公会母亲联盟则谴责离婚行为，认为妇女外出工作会威胁家庭，而家庭是“社会的自然单位”。但在后来的25年，这个联盟的成员转而允许妇女离婚。坎特伯雷大主教福罗格·恩·费希尔谴责“软弱的法律和不正确的公众舆论”导致了人们对婚姻重视程度的下降。天主教联盟认为并预测婚姻的弱化将“对国家造成严重伤害”。[13]这种灰心丧气的预测随后得到证实：离婚率从1920年的2700对上升到1947年60000对，1947年的高离婚率被指责为战争时期的通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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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尔提出的导致离婚的罪魁祸首是社会容忍度和法律容忍度的提高。1924年在《妇女》——一本供上层中产阶级妇女阅读的放荡杂志——上，一位女律师撰写的对离婚现状极为务实的评论，反映出社会容忍度的提高。1925年，此杂志上的另一篇作品启发了《妇女》的青年读者对婚姻的态度，“老的压抑一去不复返了，那些不光彩、不可接受但濒临危险的东西坦然曝光，道貌岸然下所隐匿的不满也随之消散”。这篇文章的结论带有猜测性：英国是否也会追随美国仅仅根据双方不合就准予离婚。[14]这种说法过于学究气，实际上许多律师很愿意与离婚夫妇同谋，只要他们双方都想离婚。双方自愿离婚程序获得婚姻指导委员会批准，这个委员会最早出现于1938年，在9年里发展出100个分支。[15]自1948年开始，新的法律援助计划向工人阶级离婚者提供帮助，在3年里，87％的分居者是工人阶级夫妻，其余的是中产阶级。[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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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以往，离婚法的放宽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它反映出以圣经禁令为基础的道德标准在面临世俗化和国家强制面前的后退。在某种程度上，新的道德教义反映了当代新教思想。除了少数极端教派以外，一个富有同情心和宽容心的上帝取代了严格的、顽固的审判者——那是维多利亚时代牧师经常提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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