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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第十章 来一支凯普斯坦香烟并交个朋友：快乐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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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几乎每一个人都吸烟，这被看成社会交往中的乐趣。递一支香烟是表示友好和想要亲近，因此有这样一则广告语：“来一支凯普斯坦香烟并交个朋友。”吸烟几乎通行于每一个社交场合。斯泰特快递香烟的广告显示，在歌剧院包厢里一包香烟被人们分享。这样的行为在现在令人难以想象，现在的吸烟者是流浪汉，他们的放纵行为被贬斥为对自身和他人健康的危害，公共场合逐渐被禁止吸烟。中产阶级吸烟者越来越稀少。由于吸烟会导致肺癌的吓人警告——医学界一再地、强烈地申明这一点，致使吸烟丧失了它的清白形象和受大众欢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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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十分看重他们的快乐，对于健康则更为慎重。20世纪为中产阶级提供了更多的休闲时间，不断增多的娱乐方式，以及更多的金钱可用于休闲娱乐。最受欢迎的三项消遣都是静坐式的：看电视、听收音机和听录制的音乐，这三项消遣都有赖于现代技术。根据1993年的调查，看电视是各个阶级消费者消磨时间的普遍方式。其次流行的休闲方式是与朋友和家人一起听收音机和听磁带或光盘录制的音乐，这是超过80％的中产阶级经常性的休闲方式。大约相同比例的中产阶级也喜爱读书，这一休闲习惯区分了中产阶级与其他阶级，少于半数的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阶级经常读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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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时间不断增加，虽然是断断续续在增加。20世纪70年代行政主管和经理们每周工作42小时或44小时，过去的50年里他们一直如此。与此同时，带薪休假从2—3周延长到4周，但并不是普遍如此。八九十年代中产阶级的休闲时间缩短，尤其在经理和行政主管层级，这是因为各家公司受到日本“公司武士”精神的刺激，要求人们延长在办公桌和电脑前的时间。这种伪武士精神也让人们把越来越多的工作带回家，人们普遍抱怨放松和恢复体力的时间受到挤压。[2]医生，尤其是全科医生，在类似的压力下衰弱不堪，2004年据说有1/4的人备受压力症状之苦。[3]高层员工压力最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挣钱最多的人在休闲时最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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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各种方式提供休闲服务成为一个不断增长的行业，到1995年，这一行业雇用了10％的劳动力，占总消费支出的1/4。仅在体育方面的花费就超过一百亿英镑，另外还有入场费、赌博和运动服方面的支出，每一项都有大约20亿英镑。[4]中产阶级人均支出预算中用于休闲的部分不断增长。1925—1949年期间，休闲支出所占比例接近1/10，之后的50年里快速上升达到1/4。[5]高收入者的这一比例更高，1985年每周收入超过300英镑的人其比例达到惊人的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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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度过业余时间，中产阶级忙于做出选择，不过随时随地都会有大量的建议。有关休闲娱乐的文献资料是巨量的，可以赶上娱乐业的膨胀速度。1996年有800多种杂志在维多利亚车站销售，几乎全是关于休闲生活的，70个杂志标题与音乐和音响设备有关，40个与家庭电脑有关，20个与网络有关。[7]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供中产阶级阅读的报刊就开始提供一些休闲专题，如旅游专题，一些流行消遣活动，如园艺和观鸟等的专题，还有一些其他类别的专题，以及娱乐场所的访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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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反映了商业娱乐的快速增长和多样化，尤其是针对家庭的娱乐。1983年的五月银行假期的娱乐活动选择包括了内布沃思公园的国家休闲节，那里有飞行特技表演、莫里斯舞表演（应该不是同时举行）、户外烧烤、谷仓舞和迪斯科舞。在比沃利尤，古董蒸汽机和游乐场风琴轰鸣着，休德利城堡是盔甲武士在格斗。在瑞普利大厅是实战模拟，两千多个受封的诺特上演着圆颅党与骑士之间的战斗。附近还有一个重建的17世纪村庄街道，街道上还设有摊位。[8]美瑞英格兰——或是它的纯净翻版——很受欢迎，乡村房屋和地产的业主很高兴能把房屋地产用于市场，以抵消没完没了的税费和维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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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1995年最吸引人的旅游景点是奥尔顿塔（属于杜莎集团），这里有过山车和“老麦克唐纳德”农场及花园。沃里克城堡也是由杜莎集团运营，城堡内部充满了贵族们经常收集的家具、油画和挂毯。在城堡外，穿着15世纪服装的男女在模拟真实场景中表演拥立国王的沃里克伯爵和他的追随者们正在准备另一轮的玫瑰战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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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类家庭户外娱乐中存在着教育改良的因素。维多利亚清教主义还残留在中产阶级的休闲态度中。纯粹的享乐主义取得了显著进展，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一点最为明显。1977年野外郊游的人都被吸引到法式野餐的“无愧快乐”中，花几个小时在树荫下“吃喝聊天”。并非所有东西都被丢弃，心满意足的野餐者在离开前被要求清除食物碎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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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的乐趣来自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园艺爱好者说他们致力于美化土地，还能收获家里种植的水果和蔬菜，集邮者声称他们增长了知识，了解了世界和人类。有些时候难以区分什么是有益的或无益的。对于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风行的日光浴，支持者声称它是有益于健康的，而反对者则斥责它是激发滥交的堕落时尚。1936年一幅展示沙滩上男女“阳光崇拜者”的新闻照片获得的评估是，他们穿的短裤和连身服在几年前“会引发抗议浪潮”。[11]裸体主义（主要是中产阶级的追求）也导致了人们情绪激动，作为一种怪癖的消遣活动，它也被作为有益健康的活动加以接受。但不久之后，到了世纪之交，出现一种确定的盛行的医学解释，指出皮肤过度暴露于太阳与皮肤癌之间存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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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登山、攀岩运动，以及现代“刺激运动”如悬挂式滑翔运动，也被辩称是有益的。进行自我磨难考验也是一种治疗形式，参与者可以发现他们的精神及身体的极限。这类极限运动可以有所回报，如克服恐惧并增强自信，但它的初始投入也是很昂贵的。1978年悬挂式滑翔运动的初学者需要400—800英镑购置设备，也可以花钱租用设备，6—7英镑一天，另外还需要花钱上训练课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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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一直与地位身份密不可分。每一种消遣活动都需要配置装备和工具，这些东西不仅有广告宣传的功用，还需要资金去维持它们。商品说明书详细说明了所有这些东西，从训练器到观鸟双筒望远镜。20世纪末，冒险和快乐探寻者们可以用下述设备来装备自己：一个绘图仪（199英镑），一个山地自行车工具包（44.95英镑），一个数码软盘（219英镑），一块适用于冲浪的防水手表（99.95英镑），一个用以观察夜间野生动物的“猫头鹰镜”（149.95英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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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休闲的配备物件也许在不断增加，但其基本成分保持稳定不变。这些配备列在1970年的《好生活重点》杂志上，这本杂志致力于劝导“忙碌的人们”选择最好的“生活与休闲”，它列出了艺术、时尚、美食、汽车、体育和居家几大类的所需物品。令人愉快的维多利亚式食谱配方有一个基本特点，那就是加入社交狂欢成分。社交一直是休闲活动的核心。渔夫可以独自站在鲑鱼溪里，珍惜他与自然的独自交流，但这之后，他会与其他的渔夫或任何愿意倾听的人分享他的体验。度假者返家后还发送明信片给朋友和家人，有时还发送幻灯片和录像片，让对方分享其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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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们的前辈一样，现代中产阶级爱好彼此交往。1950年的一幅庞奇卡通画显示了这一点，此画展示了这样的场景：在一个艺术画廊的私人观赏会上，所有的客人聚集在房间的中央聊天、饮酒和吸烟。没有一个看一眼墙上的画作。马克·科克尔最近详细描述了观鸟者的世界，其显示的标题是“一个部落的传说”。观鸟者群体的成员存在于一个独立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们相聚，谈论他们的情感，经常用外行难懂的行话交流。读者感同身受，他们可能是其他部落的成员，有他们自己的同志情谊、语言以及毫无例外的竞争。歌剧爱好者争先恐后地细述刚公演的歌剧细节，争论哪一个是最好的。高尔夫爱好者聚集在俱乐部的房间里喝酒，重温黄金时刻，分享意见，推测上一轮球如果这样打的话结果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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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着打扮和遵守礼仪是中产阶级社交休闲的组成部分。了解规则是至关重要的，违反规则的人，不论是有意或无意，都可能遭受谴责甚至排斥。因无知而导致的尴尬，成为漫画家H.M.贝特曼和“定向地雷”刻薄社交幽默的核心内容，他们模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产阶级习俗。有一次，“定向地雷”揭露了一个业余板球选手丢脸的事，他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出现在俱乐部的赛场上，而没有按规定要求穿配套的条纹运动衫并佩戴校队球帽和领带，完全不顾与其队友服装的协调。[14]这个无知的人不知道规矩，就像H.M.贝特曼笔下的著名人物，在市政厅宴会的宣誓前点着了他的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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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规则已经失效，现在夹克、背心和领带被丢弃，穿着吊带裤出现在晚餐舞会上或舞厅里，大多数是年轻人这么做。然而，对于礼仪细节的过分紧张仍然困扰着中产阶级。正如H.M.贝特曼和“定向地雷”所理解的，适宜特定场合的行为和衣着显示了身份和教养。由于这一原因，供中产阶级阅读的报纸和杂志一直让专栏作家回答读者有关礼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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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礼仪和与场合相配套的服饰令人焦虑，其他难以弄懂的尴尬情境也同样令人烦恼。20世纪90年代中期，《旁观者》杂志的一位读者询问，瞥一眼房间的访客记录是否“失礼”。对性问题的坦言直率也带来新的问题。有一位听众注意到，社交礼仪的两大布道者——《第四电台》和《每日电讯》——都使用了“鸡巴”这个词，他想知道女性相应部位现在应该用什么词表述符合礼仪。[15]老的难题依然存在，1999年有人要求《时代》杂志的社交礼仪大师为如何恰当地处置用脏的餐巾制定规矩。[16]现代中产阶级关注细节，他们把举止正确放在首要位置。只有少数胆大妄为的人表示异议，背离规范，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成是超越习惯约束的波希米亚人，另一方面他们是如此自信反而忽视礼仪。而其他中产阶级宁愿遵守安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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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一直是中产阶级社交的润滑剂，也许其他任何时候都没像社交时如此。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阶级的酒水饮料消费都在增长，这一期间葡萄酒的消费量猛增，进口量从1964年的279万加仑上升到1977年的664万加仑，到2001年其总量是原来的三倍，达到953.4万升，现在还在继续上升。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年人均酒精摄入量几乎翻了一倍，超过9升。[17]中产阶级购买者引领了葡萄酒的大众市场，但他们小心谨慎地向前走，敏锐地意识到葡萄酒世界的势利风气。指导意见随手可得，它们来自非常专业的报纸和杂志专栏作家，他们负责回应读者的消费力。在连锁商店——如奥古斯塔斯·巴特尼连锁店——和超市里出售的葡萄酒通常受到审查。“晚会尺寸”的瓶装葡萄酒和成盒的罐装葡萄酒被一个专家评级为“可接受的”或“良好的”，另一个专家评论斯克特·巴多利诺酒是“夏季餐饮的完美搭配”。[18]这是与吃饭和社交酒会相搭配的日常消费，尤其是女性消费者，她们现在喜欢为来访的朋友提供一杯酒，作为茶的替代品。[19]葡萄酒作为一种开胃酒选项，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鸡尾酒和烈酒，这成为招待会上的规则。20世纪80年代，300个私人画廊在伦敦举办的展览每年消费两万瓶葡萄酒。在这种场合以及其他一些场合，侍者被鼓励要充分地扩充雇主的进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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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是极其趋炎附势的消费品，因此品酒专家们向那些追求声望地位的购买者提供晦涩难懂的知识、品位和体验。像他们18世纪前辈夸耀自己的克拉雷红葡萄酒和波尔图葡萄酒一样，现在邀请客人到访的主人也向客人展示自己的选酒品位来吸引客人注意，并要求客人给予评论。中产阶级对于食品纯净度的要求很快扩展到葡萄酒。如同对食品一样，市场也给予了回应，到1995年“有机”葡萄酒上了货架。[21]饮用葡萄酒以及各种酒精类饮料还存在其他一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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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全国酒精中毒理事会主席声称新的“娱乐自由”带来了醉酒现象蔓延。[22]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以及导致的报警持续升级。到1996年，一位高级警官声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2/3的犯罪行为与饮酒有关。[23]以往的噩梦重现困扰着中产阶级：醉酒青年在街头打架，威胁路人，损坏公共和私人财物。2000年夏季一个星期五晚上在毕晓普托福德的郊区住宅区发生的事件在全国各地一再地重复发生。小混混们在大门口痛饮啤酒，投掷酒瓶，打碎玻璃，还大喊着“露出你的奶子”以及其他的淫秽话语。还有几个女孩也加入男孩子当中，其中有两个是律师秘书。[24]虽然这类场景在过去五个世纪里一再出现，但它还是十分令人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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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加斯的英国重现令另一些观察家感到高兴，他们推测英国的民族性格回归到了19世纪之前存在的“民族类型”，在那个时候英国人是以毫无约束的狂放兴奋而闻名。城市里繁荣昌盛的“俱乐部”生活，以及喧闹的——有时是粗犷的——餐厅聚餐，都证实了这种民族性格。中产阶级恢复了享受快乐的能力，或者说似乎就是如此。[25]欧洲大陆咖啡馆社会在英国得以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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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老中产阶级清教主义复活了，但它是以一种变异的方式复活。清教主义曾经关注的是灵魂救赎，但现在却致力于身体的救赎——把身体从饱和脂肪和垃圾食品的可怕后果中拯救出来。中产阶级对于健康的过度关心有着漫长的、间歇性的喜剧历史，在18世纪和19世纪出版物上刊登的数不胜数的专利药品、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和滋补品广告显示了中产阶级对此的执着。对健康的担忧使中产阶级极度轻信广告商的夸大言词，轻而易举地接受毫无价值的骗人秘方。这些夸大宣传逐渐被法律所禁止，但并不针对某种特定症状的滋补药剂得以保留下来。根据连环漫画及相配的吹嘘文章，路可查德可以恢复精力，荷里克斯可以克服“夜晚饥饿症”，这些滋补品拯救了许多萎靡不振的上班族。1954年短暂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令人愉快的治疗神精衰落的方式：“极度疲倦。”[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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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健康服务没能动摇中产阶级的如下信念：个人负责自身的健康幸福。1984年的一项调查证实了这一点，中产阶级受访者表示，希望通过戒烟、定时锻炼、高质量食物、节食和少饮酒来获得健康。[27]有关日常食物中的化学添加剂警告更加强了中产阶级的这种信念，绿色运动不断散布这类警告，这之后的10年里，又持续出现一系列令人惊恐的事物：鸡蛋中的沙门氏菌，牛肉中的疯牛病，各类产品中的过度胆固醇，尤其在大规模生产的廉价和方便食品中。糖类食品成为恶魔，1983年糖被指责为鼓励犯罪，吃太多的糖会导致犯罪，与以往一样，这一假设得到统计数据和化验数据的支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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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时而恐惧时而困惑。一方面，他们对于实证科学结论一贯表示尊重，这让他们接受了吸烟与癌症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受到绿色运动和新时代主义的反理性原理的蛊惑，他们对科学越来越持怀疑态度，这反映在人们普遍不相信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科学保证。人们一致认同，个人最终主导着自身的新陈代谢，通过知识和自律，有可能设计“一种健康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由锻炼、节食和少量饮酒构成。与此相关的各类指南铺天盖地，包括节食（配有诸如卡路里这些主要物质的科学信息），有时是来自国外的绿色食品（几乎每个餐馆都把沙拉作为配菜）和按科学原理制订的锻炼计划。有些人每天都去健身房，在私人“教练”的指导下进行锻炼，私人教练既可以提供健身指导也可以提供节食建议。布鲁塞尔的立法者坚持要求每一种包装食品必须附带一个说明，让购买者了解他们所要吃的食物的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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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两条并行的路径，一条是现代中产阶级对于身体健康的固恋，另一条是其维多利亚祖先对于精神救赎的关注。中产阶级在这两条并行的路上都走到了极端，由此产生了大量的论述，这些论述又被输入群众运动，想要引导和转变无知而冷漠的工人阶级。当今的营养学家告诫穷人多吃水果，这让人联想到古斯塔夫·多尔的著名雕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小客栈里一个牧师对着无家可归的人阅读圣经中的内容。发现了健康生活好处的中产阶级，觉得有义务让他人分享他们的好运。政府也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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