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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第十一章 中产阶级的自豪感：过去和现在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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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夫人”和“亚历克斯”是两个漫画人物，他们是现代中产阶级当中相互对立和敌视的两个极端，在他们身上揭示出历史演变及其精神遗产的现状。韦伯夫人和她的家人及朋友是由波西·西蒙斯在1970年代创作出来的人物，出现于《卫报》的系列漫画之中。读者们感觉就像是看镜子中的自己，它反映出了他们的情绪、气质和道德困惑。韦伯夫人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以前做过护士，后来是有抱负的儿童作家，她与伦敦理工学院一位留着胡子的社会学讲师结了婚。她与丈夫的进步主义思维模式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他们还是“花童”，居住于伦敦区一所有阳台的房子里，这里正在进行着中产阶级化的进程，他们不喜欢这个世界，因为它意味着一个等级社会。他们煞费苦心地不想对老居民们表现出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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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看来，韦伯象征着现代的启蒙。他们的女儿贝琳达认为他们生错了时代，他们还生活于1960年代。“我的父母真像是农民！他们看起来很邋遢，不修边幅……他们不会买东西。”贝琳达讨厌扁豆、老式牛仔裤、蜡染印花布以及父母对性的痴迷，她还懊恼父母及其同类把他们生活的区域变成了“一个……都市村庄”。场景是一个街头聚会，韦伯夫人在准备乳蛋饼（“现场有几个素食主义者”），乳蛋饼上有“标记和火花”。纯正的当地人呷杜松子酒和奎宁水，放纵的微笑表现在“这些农民”的脸上。乔治·韦伯的大学同学凯文·潘沃雷特已经退休，与康沃尔海岸特苏迪特的真正农民生活在一起，在那里他是店主兼传教士，销售“道德健康食品”，而当地人却不想要这些东西，他们继续消耗冷冻薯条和速食奶油之类的“生物文化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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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异教徒也拒绝韦伯们的善意信条。当他们责备庞克打扮的贝琳达男友贾斯珀的“性别歧视”言论，他对他们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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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这些毛茸茸的自由主义者！看看你们的样子，软绵绵的、磨旧的、打着补丁的、怪里怪气的、毛茸茸宽大的旧衣服，所有这些就表明了你们对生活的态度！当你们面临争议问题的时候，你们就用不知所云的辩护把它掩盖起来，用无可指责的宽容压制问题！你们都是没胆子的家伙！你们的心从来也不会沸腾！……你们坐在流着血的围栏上！你们却毫不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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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夫人感到悲哀，她不知道“毛茸茸的自由主义者”是否注定会成为“蛀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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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斯是查尔斯·皮蒂和罗素·泰勒创造的人物，其漫画独立成章是在1987年。亚历克斯会赞同贾斯珀的上述长篇大论。他是一个正在捕食的食肉动物，受雇于一家市政合作账务公司，他正处于向上爬的阶段，这多亏了他的残酷本能和口是心非。亚历克斯崇拜金钱以及用金钱购买来的声望地位。他很自豪他有一叠信用卡，他对餐厅服务员抱怨说他的账单花费“太少了”，当售货员向他推销最新的音响设备时，他却想要“更高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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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历克斯看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赢家和输家，赢家就是像他一样的人，输家就像他公司的同事（成天在倒腾没用的股票）、乞丐和地铁里的街头艺人。当他们中的一个人唱“金钱买不来你的爱情”时，亚历克斯给了他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你是怎么知道的，乞丐？”他告诉那个乞丐去买一把口琴，然后从乞丐的帽子里取了一枚硬币作为“咨询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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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亚历克斯打电话给撒马利坦会的人，说他一年赚四万英镑，有一辆宝马车，还加了句解释，“我以为你们想听一些好消息而做一些改变”。他去偏远而原始的希腊岛度假，当他驾车经过时可以触摸当地人的额发，这是棒极了的感觉。亚历克斯天生就庸俗不堪，他在首都银行里的竞争对手们邀请他去听歌剧，他与竞争对手都把观看歌剧当作耐力测试。他对油画的价值判断完全基于这幅画的价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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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亚历克斯是一个艺术夸张人物，但他是反映现实的最好的漫画人物。他真诚地相信，他的智力和努力值得丰厚的回报，生活就是达尔文适者生存的战场，有能力的人就会获得成功。而没有能力的人，依靠他人慈善生存的人都是寄生虫。以往以及现在有一部分中产阶级认同他的观点。亚历克斯会认为他的工资水平是合理的，因为他冒了风险，不仅是用他人的钱来冒风险，而且也用他自己的未来冒险。在后来的一集中，亚历克斯被裁员了（跟许多他的同类一样），只好去找新工作。乔治·韦伯的收入（1970年代后期大学讲师一年收入在5000英镑—8000英镑）远比亚历克斯低，但作为公共部门的雇员，他享有就业保障和丰厚的养老金。在后来的20年里，人们失去了就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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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斯和韦伯夫妇很巧妙地显示出中产阶级内部存在的重要而持久的区分。现实中的韦伯人数众多而且特征鲜明。1970年一位社会学家在其论著中把这些食草动物类中产阶级的特征描述为受过良好教育、有前途、开放、激进、把自己看成是局外人、敌视宗教组织、表面上轻视社会仪式并且不适应竞争。他们的嗜好就是丰富身体和心灵，包括诸如“牛奶麦片早餐、雷诺4汽车、互惠互助、黄铜拓印、桑拿浴、《哪一个》、讨论小组、尖果沙拉……在希丹兹的一小块农田、无痛分娩、全麦面包、交心治疗小组、手指画、涉足神秘之事、裸体”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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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韦伯夫妇一样，这些生物生活于波希米亚主义的阴影之下，大部分人作为国家的公仆来谋生，虽然他们更愿意选择“社区”这个词。他们参与公共事物，自认为有责任关照无家可归的人和伤残人士，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感到内疚，当他们发现不公正现象或环境危害现象就会大惊小怪。他们的影响力超过了他们的人数规模，他们沾沾自喜地认为他们是国家的良心，这可以解释为什么2005年5月大量中产阶级因伊拉克战争而抛弃新工党并转向自由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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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一些理由使这些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获得了政治觉醒。他们所珍惜和为之工作的机构已经被企业竞争精神以及相关的执行、目标和“解决方案”所渗透，慰藉与怜悯不会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中。此外，还有一个涉及整个中产阶级利益的问题，国家未能兑现人们所期望的免费提供福利和教育。国家科层体制日益复杂，其成本不断攀升，这让人有一种感觉，国家机器的规模和复杂性已经使问题达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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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斯不会担忧国家是否提供这些服务设施，他掏自己的腰包来支付这些东西。他这类人还具有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时期冷酷无情的制造商和企业家，他们的冷酷无情表现得比17世纪和18世纪的商人和金融家更严厉。他们的拼命劲、敏锐感、野心和残酷继承于年轻的“宇宙主人”——20世纪80年代在伦敦中心区发了大财的人。他们大胆妄为和勇往直前获得了巨额回报，1992年一个伦敦投机家说，在汇率风潮当日他就赚了50万英镑。[4]这样的危机巨变只是例外事件，但日常的丰富回报足以吸引大批高智商人才。1971年有114位牛津和剑桥大学毕业生进入伦敦中心区，到1994年上升至446位毕业生追随亚历克斯进入此区。而进入教学领域和公共部门的毕业生数量暴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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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男女成为会计师、商业和企业律师、商业银行家，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极其富有的超级种群，他们是大都市精英。这些向上流动的人被称为“雅皮士”，下层人士对他们既羡慕又嫉妒。“果酱混蛋”（指被天上掉的馅饼砸中的人）和“你得到这么好的工作”是1988年人们对“雅皮士”现象的两种反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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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私有化过程中，那些处于管理职位的雅皮士购置股权，给自己颁发津贴，他们激起了人们的嫉妒与愤怒。英国天然气公司主席塞德里克·布朗极其贪婪（在1994年他赚了45.7万英镑），因此媒体给他起的绰号是“塞德里克猪”，像他一样的人被称为“肥猫”。布朗手下的销售总监诺尔曼·布莱克的收入是25万英镑，他不太明智地告诉车间工人，他们的报酬太高了。[7]同等收入的人为他们的高收入辩护，他们对公司有真正的价值，但这一说法却站不住脚，因为高收入管理者让公司利润下滑。人们对于无能和失败的高回报有着道德上的厌恶。喜剧演员亚历克西斯·塞尔代表了一种共同的而又愤世嫉俗的反映，他观察到，高层管理者之所以如此大方地给自己付高薪，其原因就如同狗舔皮球，因为它知道它可以这么做。《时代》杂志前主编西蒙·詹金斯的表述则较为温和有礼，他把这些人的行为描述为“对那些努力工作而获得固定报酬的人的侮辱”。[8]中产阶级的正统观念仍然很强，他们认为报酬高低应根据智力水平和努力程度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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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斯和韦伯夫妇以及他们的同类，还有获得过高收入的管理者们，都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自1914年以来，他们一直觉得历史站在了他们的一边。他们所得的好处并不总是显而易见。有些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困苦，每当经济危机与工人阶级的好斗性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以及某些时期他们会紧张他们的未来。中产阶级具有一种长期保持的心态特征，他们想为自己和子女争取长期的保障，但又很容易陷入短期恐慌。目前他们对于穆斯林恐怖主义的担忧就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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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赋是中产阶级的永恒烦恼，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危言耸听的预测声称，税赋会扼杀中产阶级，之后的90年里这类悲鸣一再重复，保守党掌控的新闻媒体一直如此。1985年《每日邮报》谴责工党的计划是“通过打击富人来帮助穷人”，它就如同一根“刺”会刺伤整个中产阶级。[9]人们很熟悉这样的论调，它使中产阶级处于一种防守状态，并成为保守党手中的武器，这可能解释为什么在最近的三次大选中新工党一直激烈争论要不要增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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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歇性爆发的关于中产阶级应该缴多少税的政治争论，其背后所隐含的是一个更加广泛而重要的问题，它所涉及的是社会性质问题。在1914年之前的几年里，自由主义者提出了立法的基础原则，即国家应该监督收入再分配，为了社会公平而把富人收入转移到穷人那里。自那以后，巨大的政治力量集中于推进体制变革，从而达到上述目标而使所有人感到满意。这并非是完全无法完成的事，因为中产阶级及其新闻媒体和议会领袖们都接受了这种所谓的社会正义的概念（有时也带些叹息）。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显示了一种妥协意愿，这有助于揭示为什么中产阶级在民主体制中能够比较安全地生存，而直到20世纪末期，中产阶级在民主体制中只是一个少数群体。认可受国家调控的社会公正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因为传统上来说中产阶级从未打算对穷人不管不顾。此外，20世纪后半期，中产阶级也依赖于国家提供的健康和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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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金钱从富人那里转移给最穷困的人是平等社会的核心内容，这也是社会主义者的梦想。战争期间和战争刚结束时期，多亏了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这样的目标达到了，国家法令决定人们如何花钱和吃什么食物。中产阶级不喜欢这种体验。左派把消除经济不平等看成是通往消除阶级差异道路上所迈进的一步。1943年在《女性的自认》连续剧“杰西卡的黎明”一集中，一个富有的女人十分震惊，因为他的儿子声称要与空军妇女辅助队的工人阶级女孩结婚。她的朋友告诉她，反对他们的结合是无用的，“原来存在的阶级障碍、成功以及金钱已经不起作用了，现在要考虑的是性格、勇气和同情心”。[10]电影《像我们一样的数百万人》也讲出了同样的意思，在这部电影中，一个上层中产阶级女孩（安妮·克劳福德）与约克郡一个工人阶级工厂的领班（埃瑞克·波特）相爱。故事的结尾显示了谨慎的态度：当他们讨论结婚问题时，那个工厂领班提议等战争结束以后再作决定，因为到那时可以看清楚阶级区分是否是永久性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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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区分，以及支撑阶级区分的各种对人的价值评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明显存在的。1916年梅杰·达尔文——科学家达尔文的儿子，告诉优生论者同事们，从智力上来判断，“具有良好阶级背景的人”天生就优于处于经济等级底部的人。[11]1939年居住在马洛的一个中产阶级主妇（一个泥瓦匠的女儿）发现这里“极其势利”，不过她接受了这个小镇的鲜明等级体制。在等级体制的顶端是那些每周赚8英镑—12英镑的人，他们是所有人当中“最出色的”人，因为他们智商高，但不一定都有良好的教育。在他们下面是那些每周赚5英镑—8英镑的人，他们努力工作想拥有汽车以及汽车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在底层的人是“粗俗的、肮脏的和不负责任的”工人阶级。[12]那些震惊于她的等级判断的人指责公立学校在使这个严格的等级制度永久化。根据1939年《图片邮报》的说法，公立学校提供了“阶级教育和阶级观念”，直到1966年这些学校还在这么做，劳工作家泰德·威利斯指责它们是阶级体制的“城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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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的遵从已经减弱，不过这一过程是慢慢推进的。1919年一个已经习惯于这种遵从的人抱怨说，人们越来越少地使用“先生”和“夫人”这样的尊称，即使仆人也是如此。[14]弗兰克·理查德——利比·巴特的创造者，猛烈抨击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的灾难（包括大罢工和两性之间的争吵），并声称“至少在这个国家，贵族总体上是比平民更好的人，这实际上是一个事实”。[15]一些妇女似乎赞同这种观点。1945年大选前不久，《经济学家》杂志认为，女性店主和仆人相信“只有富裕和迷人的人才适合管理国家”，而且她们可能会投票支持保守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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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和迷人”的做作行为一直迷惑着中层和下层中产阶级，也许八卦专栏的受欢迎程度也可以做参考。1931年8月《每日素描》的读者可以读到里斯波利王子在亚得里亚海度假的消息，他是“好莱坞最英俊的男人”。国内新闻则可以读到，卡莱尔勋爵和夫人在那瓦斯城堡举办狩猎活动。[17]这种名人崇拜是一种新现象，但它的兴起有着社会根源。对于皇室的点点滴滴的描述简直是喜剧性的奉承谄媚。1954年把亚历山德拉公主描述为“一个美丽的年轻女人”，她从母亲身上学到了“优雅陪伴的艺术”。另一则新闻透露，查尔斯王子，已经6岁，懂得了英国人如何对待自己的狗，“我想小糖（狗名）渴了，得有人教她如何喝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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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以后，八卦专栏中国民对皇室的敬重（这暗示着他们处于社会等级秩序的顶端）逐渐消失，在随后的20年里皇室也困扰于各种窥探和嘲笑，自皇室摄政以来至1960年代，他们从未遭受过这种困扰。像18世纪新闻媒体一样，八卦新闻等同于丑闻。到1980年代末期，一类新的精英突然出现。他们是“著名人物”，主要是年轻人，其名声几乎都源于他们在体育（尤其是足球）、时尚、流行音乐和演艺界的造富结果，比如杰夫瑞·阿彻和尼尔·汉密尔顿夫人，他们都是声名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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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名人都赖于公共关系运作系统，它致力于把他们的名字保留在公众意识之中。《你好！》杂志，以及类似期刊和八卦专栏，记述着他们的生活，提供他们性冒险的小道消息，让公众嫉妒而好奇地探查他们的家居，了解他们的家庭琐事。有些名人自愿在一些电视节目中公开受辱，在节目里他们处于有损尊严的窘境之中。1991年《经济学家》杂志把这些人称为“名族”，他们已经取代贵族成为公众感兴趣的对象。[19]这种现象有趣的是，关于名人丑闻的报道也经常刊登在以上层中产阶级为读者群的严肃新闻报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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