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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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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马上就会有人提出反驳意见，选举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办公室转移到公共事务上来，这本身就是公众舆论的一种表达，既不是次要的，也不是间接的。但是，选举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称其为一种大众意愿的表达。它真是这样的吗？我们来到投票站，在一张纸上，从两个，或三个、四个选项中，勾出一个名字。这样我们就已经表达出了对美国公共政策的看法了吗？我们会在这件事情或那件事情上，有许多不确定的想法，但是，显然，在纸上简单地勾画，根本无法表达这些复杂的想法。通过选举来表达需要花几小时才能表达清楚的想法，这是空谈和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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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是一种支持的承诺。它是一种表达方式：我支持这个人，我站在这一边。我加入他们。我愿意跟随。我要抵制。我要反对。我鼓掌欢呼。我嘲笑戏弄。我的影响力投向这里，而不是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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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不能决定谁是候选人，不能撰写宣言，也不能制定政策，不比挑选汽车或者观看演出做得更多。公众可以接受或拒绝眼前这个对他作承诺、给他演戏、向他兜售汽车的人。作为一个整体，群体行动是对其拥有能量的总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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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原则被认为具有内在的道德与智慧的美德。19世纪，人们就通常认为，多数人中蕴藏着大智慧，那是上帝的声音。有时候，这种恭维是一种由衷的神秘信奉，也有时候，是一种与权力理想化相伴随的自欺欺人。本质上，它不过是君权神授的一种新面目。然而，任意人群中51％的多数就能代表美德与智慧，这种根深蒂固的荒谬观点一直显而易见。而这种荒谬观点又是公民权总体原则建立的基础，对此理智而清醒的认识，有利于保护少数，保护各种对艺术、科学等其他人类志趣，使之不受多数原则的束缚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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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领域中，为多数原则进行的辩护并没有让人们看到它的道德优势，而只是强调，文明社会中，多数人的强权必需得以体现。我把选举称作是一种征募行为，是一种表达支持或反对的联盟，是一种动员。我认为，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而言，基于多数原则的选举都是含有军事隐喻的，是内战的一种升华和变体，是没有流血的书面动员，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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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护宪法的民主人士，在非选举时期并不是理想化的多数主义者，他们承认，一张选票就是一颗文明的子弹。萧伯纳（Bernard Shaw）说，“法国大革命推翻了一系列旧有的规则，代之以不同的政治见解。这正是英格兰人民在每七年一次的普选中要做的事情，如果他们愿意参与的话。因此，可以说，革命在英国是一种国家制度，它需要英国人民的支持，无须辩解”(1)。当然，无论人民参加武装斗争，还是参加选举，社会都会发生巨变，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选举是战争一种替代形式，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选举的本质。“17、18世纪，选举在英国萌生”，德怀特·莫罗（Dwight Morrow）在为莫尔斯教授（Prof．Morse）的著作撰写序言的时候写道，“随后逐渐从英国传到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文明国家，政党通过选举获得执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革命的替代品”(2)。汉斯·德尔布鲁克（Hans Delbruck）认为，多数原则是“一个纯粹的实践性原则，谁要避免内战，谁就运用这一原则。即使斗争不可避免，无论如何，运用多数原则的人都将占据优势，数量上的优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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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选举本质上是战争的升华，我们就一定要小心，别忘了这升华的重要意义。由于认为选举是没有脱离武力结盟的一种虚伪，因此一些卖弄学问的理论家想要剥夺所有不能容忍战争的人们的选举权，并反对妇女拥有选举权。对这种理论学说，我们尽可以不予理睬。因为，虽然选举制度无法割裂其自身力与暴力（physical force）结盟的历史由来，但是，它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所有力量的联盟。它维持着这种联盟，尽管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它已经失去了绝大部分原始结盟状态中的军事冲突成分。在南方，黑人被暴力剥夺公民权，被限制参选的事情仍有发生。在一些政治不稳定的拉美共和国，每一次选举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一场武装革命。事实上，美国官方已经公告承认，在中美洲国家用选举代替革命是政治进步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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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必要建立一种理论，即公众能做的并不是通过选举表达他们的意愿，而是赞成或反对某项提议，对此，我不想更深入地讨论下去了。如果这种理论被接受，我们必须摒弃民主治理能够直接表达人民意愿的观念，我们必须摒弃人民统治的观念。取而代之，我们应该接受的理论是，通过偶尔动员大多数人，人们可以支持或反对实际掌权的个别人。我们必须承认，公众意愿并不总是直接参政，而只是偶尔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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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革命者手册》（The Revolutionist’s Handbook）序言，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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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党及政党领袖》（Parties and Party Leaders），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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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德尔布鲁克（H．Delbruck）：《政府及人民意志》（Government and the Will of the People），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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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第五章 抑制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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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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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公众行为的自然属性，那么，为它设置一个怎样的目标理想，才能与之相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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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从设置它的最低理想开始，不是把它当作杰出群体在遥远的未来可能会实现的理想，而是当作一种很容易看得见、摸得着、实现得了的理想。在评估公众能力的时候，有一种政治理论坚持认为，公众是安全最重要的因素，这对公众能力的预期过于保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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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明确，公众行为只是联合优势力量，偶尔介入公共事务。而后，我们必须假定，公众并不了解局内人掌握的事件具体情况，不能分享他们对事件的看法，因此他们无法分析意图或评估确切背景，不知道行动者的想法或深入问题的细节。他们只能看到事件的轮廓，大概知道自己的立场应该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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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假定，公众将无法在危机明晰之前预料到它，也不会在危机过去之后持续关注它。他们不会知道事件的前因，不会知道事件如何发展，不会仔细思考该如何处理，也没有能力预知行动产生的结果。我们必须假定，作为公众治理固有的理论前提，普通公众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没有持续的兴趣，没有党派观念，没有创造力，也没有执行力。我们必须假定，公众面对公共事务是相当不专业的，他们的关注度是间歇性的，只能感知一些皮毛，很难被唤醒，很容易就转移了注意力，他们依据自己的意愿行事，善于在思考中加入主观色彩，只有事件成为通俗易懂的矛盾冲突时才能唤起他们的关注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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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在演出进行到第三幕的时候抵达，在演出结束前离场，只要能辨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对他们来说就已经足够了。做出这种判断，通常不需要什么天赋，只要看看表演，了解一点剧情，掌握粗略的信息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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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公众舆论可以作为一种保护力量或创造力量，引领社会朝着预定目标发展，向着社会主义或者背离社会主义，向着爱国主义、帝国、联盟国家或其他理论目标发展。由于有人不认同共同目标，这直接导致缺乏共识，产生问题，引发人们的关注。于是，你我可能都会徒劳地给出这样的说法，尽管人类个体在目标上确有争议，但是，人类整体拥有共同目标。如果我们的结论是公众拥有救世主的力量，那么，我们就进入了一个走不出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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