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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1702959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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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前近代的赴日华人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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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没有预设民族性具有穿越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在前近代，无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不被认为是一个有明确边界的政治、文化和民族单位。取而代之的是，作为一种古典文明的发源地，古代中国是由一种被称为“儒学”的形而上学和政治哲学体系来界定的。士大夫通过对儒学经典的掌握获得相应的地位，各王朝则通过自居为其典范和正统继承人以获取统治合法性。中华文明被认为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适用于“普天之下”，中华帝国也因此得以包容不同民族。[4]然而，在这种融合而成的士大夫精英文化背后，还隐藏着丰富多彩的庶民文化，比如，方言差异就赋予了地方身份认同以重要性和连贯性。作为一种与帝国权威主张密切联系的士大夫文化产物，相比于中国民族性的意识，大部分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更重视地方主义，尤其是那些选择离开文明中心，到海外寻求财富的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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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近代的日本，同样不是由文化同一性统一起来的，而是一个以阶级地位区分构建的社会。[5]从远古到19世纪初，亚洲大陆的移民潮水般地涌入日本列岛，尽管存在文化上的差异，但他们还是融入了当地社会。[6]从人口统计学来看，包括中国移民在内的移民潮否定了日本作为独特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当代观念。[7]从公元前300年到公元300年的六个世纪里，每年约有3000人，即总共180万移民来到日本。[8]从公元4世纪到9世纪，几波小规模的移民潮将学者、僧侣和工匠从大陆带到日本，到这一时期结束时，这些人和他们的后裔约占日本贵族的30%。[9]随后，在16世纪，日本沿海形成了规模不等的华人聚居地，但几代人过后，他们逐渐被日本社会同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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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5年，德川幕府的统治者将繁荣的中日贸易限制在长崎一地，使之成为日本第一个存在时间长、规模大的华人移民定居点。到17世纪末，华人已经成为商业、社会和文化方面不容小觑的存在。一些报告称，该城市总人口为51395人，其中华人数量约为10000人。不过，这个数字会随着中国贸易船队的往来而上下波动。[11]长崎社会欢迎华人，称他们为“阿茶先生”，这是一个表示尊重与亲切的称呼。[12]与后来日本人认为华人是底层劳工的印象相比，在长崎的浮世绘中，阿茶先生的形象多是和蔼可亲的富商，正在向日本孩子们发放小饰品和糖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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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华人称作阿茶先生，是因为他们与日本社会一眼可见的区别，以及与中国的商业联系。然而，即使日本人用专业术语将他们统称为一个单一群体，他们也并没有作为一个统一的群体行动。华人根据职业和出身地的不同而细分。[14]如同东南亚前近代的华侨一样，说不同方言的华人群体从事不同种类的贸易；他们的庙宇里供奉家乡本地的神灵，庙宇既是社交中心，又是乡土情感的中心。[15]到17世纪末，长崎有四座这样的中国庙宇，各自服务于“三江”——江苏、江西和浙江，闽南、闽北，以及广东的商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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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区别，如果从现代观念来看是很微小的。有两种职业扮演着中国和日本之间中介的角色：通事[17]与僧人。这些人通常拥有日本姓氏，却代表中国各地方群体与日本人在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进行交流。[18]筹备这些交流活动促进了他们与日本人的社会交往，很多人也因此与日本人通婚。[19]其中一个例子是首位官方通事冯六，他被任命于1604年，据说他就娶了一个日本女人并在长崎定居。另外一个例子是国姓爷（即郑成功，1624—1662），他是中日混血，父亲是明朝孤忠，母亲是日本人。他试图反清复明的事迹在1715年被改编成著名的日本木偶戏[20]《国姓爷合战》，因此他在中日两国都被视为英雄。华人也有可能变成日本国的臣民。1688年，日本政府下达诏书，规定非商人出身的华人必须放弃效忠明朝或清朝，要么永久定居，要么离开日本。[21]就这样，不少长崎华人转而效忠日本，融入当地社会，以求在德川幕府的阶级化统治之下有立足之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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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华人在通商口岸横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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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民族国家兴起，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东亚，19世纪的社会秩序随着政治秩序的改变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终迫使中国和日本都根据西方的规范来处理国际事务，也就是说，在名义上相互平等的民族国家框架下开展外交，并且按自由贸易的原则处理商业事务。这终结了在东亚延续两千多年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在帝国主义扩张和民族构建的过程中，东亚各国的国际贸易和联系日益增多，国与国之间的民族、社会以及领土边界越来越清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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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力量间碰撞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在东亚地区设立的通商口岸。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24]期间惨败给英国，被迫在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又在1843年签订《虎门条约》，开放五个通商口岸，给予英国片面最惠国待遇，还限制清政府制定进口关税的权力。1844年，美国和法国也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获得了相同特权。1853年，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将军率领一支美国炮舰中队前往日本，并在1854年迫使日本统治者做出类似的让步。1859年，日本开放了三个通商口岸同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其中就有横滨，同时规定了治外法权，并限制日本政府向对外贸易征税的权力。[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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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来自各个国家的商人一起，华人在通商口岸的条约体系下进入横滨。他们在所谓的外国人居留地内建房经商，这是一个被运河环绕的地区，在地理和法律层面都与日本内地区隔开来。华人买办和华商在西方人的商馆里生活并工作，担当日本和西方贸易的中间人，获得巨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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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S.威廉姆斯（Harold S.Williams）在1958年的作品《日本外国人居留地故事集》（Tales of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in Japan）中，这样介绍在早期外国人居留地的商业活动中无处不在的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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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当你走进商人的事务所或外资银行，或者敲开外国人住宅的门，接待你生意的都是中国人。厨子全是中国人，家仆也基本是中国人。英国使馆的管家、脚夫和厨师都是中国人。去银行或外币兑换店兑换外币，或去买火车票，为你服务的还是中国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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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条约使横滨从一个沉睡的渔村变成了国际贸易和交通的枢纽。横滨的对外贸易量超过了日本其他所有通商口岸的总和；实际上，日本所有的外国游客都是通过横滨入境的，同时日本生丝几乎都是从这里的仓库被发往世界各地的。[27]这个城市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多元文化。棒球和赛马最早从横滨传入日本，并且日本的第一家面包房、冰激凌店和酿酒厂也诞生于此。在横滨本村大道一段被称为血街（Blood Street）的街道上，西方的水手、流浪汉与日本的女招待和流氓都混在这条街上的低级酒吧里。[28]社会地位较高的日本人也享受着横滨的国际性消费文化，比如：小说家谷崎润一郎（1886—1965）就经常光顾这里的欧美书店；来自东京甚至更远地方的食客，会特地来横滨品尝中华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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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餐馆是19世纪80年代中华街合并后兴起的。在这10年间，横滨华人开始自给自足，建立了很多社区机构，如寺庙、墓地、社会团体等。[29]如引言所述，到1911年，横滨市是日本华人最多的城市。1880年横滨市的华人占全日本华人总数的69.2%，1890年占54.6%。[30]在这个年代，华人中人口最多的是广东人，他们通常经营进出口贸易、外汇、中国传统手工业或餐饮业；其次是来自“三江”省份的人，这些省靠近通商口岸上海，他们靠西方人吃饭，通常当裁缝、理发师，甚至钢琴制造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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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约1890年的两个华人聚居区：南京町（A）与旧居留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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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体育馆位于公共花园的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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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立脇和夫監修『ジャパン·ディレクトリー』（十二巻、一八九〇年）制成。该图来自横浜開港資料館『開港から震災まで』、一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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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称这一中华街为“南京町”（见图1-1中的A）。在当时，“南京”是日本人指称中国的通用代名词，有时也适用于各种外来的东西。[32]中华街还有很多其他名字。外国人简单称之为“Chinatown”（中华街），日本政府称之为“清国人居留地”。广东人会叫它“唐人街”，因为“唐人”是他们对海外华人的普遍称呼。这个地区是一个由两层砖砌建筑组成的密集网格建筑群，外侧有阳台，装饰着精致的中文招牌。横滨中华街的范围大致在堀川运河、加贺町大道和本村大道之内，其范围会渐渐固定，并凭借鲜明的建筑风格与横滨其他地方区分开来。这里最显著的特点是街道的朝向，街道相对于周边地区来说是倾斜的，但朝向的是东、西、南、北四个基本方向。有理由相信，中国人根据风水信仰选择在这里建造房产。[33]尽管在过去的100年里，横滨曾两次被烧成灰烬，但每一次重建，中华街的街道朝向和地理边界基本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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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华人聚居区是在所谓的旧居留地（见图1-1中的B），靠近海关和码头，有雄伟的西式石质建筑。街道上的英文标志牌说明，这些华商的服务对象是欧美人，也暗示华商具有一定的英文能力（彩图3）。如今，这一曾经华人聚居地的历史痕迹几乎所剩无几。尽管很早就存在这种文化上的混血华人，但在西方人和日本人眼中，被称为南京町的这一地区始终与中国特色联系在一起，中华街也是如此（彩图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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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筑、社会和文化层面来看，中华街都是一座城中城。华人社区的标志性建筑都能在这里找到：中华会馆、关帝庙、中国戏院，以及大量中餐馆。[35]该地区以异国情调闻名，吸引了来自东京和日本其他地方的游客。因此，南京町渐渐成为横滨地方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当横滨本地人遇到东京人时，南京町的读音就是区分彼此的标志。正如一位横滨居民所说，把南京町（Nankinmachi）读成“Minamikyō machi”，[36]是一个可以原谅的错误。另外，横滨人永远不会像东京的记者那样，出于无知而经常把它称作“支那人街”。[37]“南京町”这一称谓意味着对该地区的熟悉和亲近，同时也是对横滨市地方特色的认可。尽管很多居民不是日本人，南京町仍被视为横滨市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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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这座城市呈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国际主义，但它被民族差异缝合在了一起，这种民族差异产生于一套崛起的全球体系，该体系将民族国家和公民身份作为一种社会封闭工具。[38]人们从自己与所属国家的排他性关系中获得了居住权和经济活动权。在通商口岸，早期的华人移民登记在其西方雇主的合法身份下；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华人在法律上被界定为中国国民，但在日本享受和西方人相同的特权。[39]相反，德川幕府时代长崎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依赖明朝或清朝，或其他任何政府的保护或承认。19世纪，国家和人民关系的变化，使国籍成为包容和排斥的关键，也改变了移民的意义。在中国和日本这样以民族标准来决定国籍的地方，移民很难摆脱外族的身份，这也是横滨中华街长期存在的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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