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60170
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华人形象的崩溃
1702960171
1702960172
日本与中国的军事冲突，在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爱国主义的狂欢，提升了国家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胜利激起了日本人的自豪感，加剧了他们对倒霉的中国对手的鄙视。当然，日本人对华人的看法是多样和多重的，但当他们将华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时，观点却趋于一致。当这些形象开始对华人的生活产生消极影响时，华人也开始把自己作为一个民族来看待。
1702960173
1702960174
战前，日本社会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崇拜。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指出：“中日开战之前，在日本的中国使节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这在提供给欧美政要的豪华娱乐活动中是见不到的。”[43]但这种热情友好只是中日关系的一方面；蒲地典子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明治时期日本普通人对中国的感情很复杂，掺杂着“友好、羡慕、怨恨和蔑视”。[44]但在横滨，因为有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华人和日本人之间显得亲密且友好。基恩认为，现有资料显示“横滨的华人商贩‘非常受欢迎’”。[45]另外一段回忆的文字也能印证这一点：
1702960175
1702960176
中国商贩把头发盘在头顶［中国男人扎长辫子是为了表示他们服从清政府——本书作者注，后同］，挑着和他们差不多高的箱子，用蹩脚的日文叫卖，显得非常有趣。他们通常是来卖丝织品的，日本人对他们很熟悉，叫他们“阿茶先生，阿茶先生”。战争开始后，日本人的敌对和蔑视情绪才逐渐升温。但这绝非日本人民天生对中国人产生的情绪。[46]
1702960177
1702960178
日本观察者所使用的词语，大致可反映出他们对华人的态度：从政治中立的称谓“清国人”，到指涉民族性的“唐人”或“南京人”，再到带有贬义的“支那人”。恰恰是“阿茶先生”一词的继续使用，意味着平民百姓继续保留着对华人的良好印象。
1702960179
1702960180
除了有广泛的社会接触外，华人和日本人之间的通婚和恋爱，也多少柔化了彼此的边界。日本法律并没有像在美国排华时期的某些州那样，明令禁止与华人通婚。[47]相反，华人和日本人的通婚非常普遍，因为横滨华人社区里的未婚女性数量稀少，单身汉却泛滥成灾，比如1893年，这里有2415名华人男性，华人女性却只有910人。[48]嫁给华人的日本女性基本上就成了中国人，因为1950年前的日本法律规定，嫁给外国人的本国女性自动转而拥有与丈夫一样的国籍。[49]
1702960181
1702960182
出生于横滨的中国革命家冯自由（1882—1958）回忆，跨民族的恋爱关系普遍存在，而且后来会演变为合法的婚姻关系：“吾国侨日工商无论挈妇居日与否，大都好与日妇同居……其初月给数元为报酬，久之感情日洽，形同配偶，生子后尤为密切，更无权利条件可言，亦无所谓嫁娶，特横滨唐人街之一种习惯而已。”[50]英文报纸《日本每周邮报》（Japan Weekly Mail）的编辑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们指出，与美国或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相比，在横滨，“中国人……通常会娶一个日本女人，并且永久定居下来”。[51]日本方面的资料也证实，在华人丈夫回国的时候，有的日本妻子会随行，剩下的则在死后按照中国的礼仪葬在横滨华人的墓地里。[52]
1702960183
1702960184
即便是短暂同居，如果育有子女，也算是为华人社区做出了贡献。比如1893年9月横滨的报纸《每日新闻》报道，中国和日本的跨国家庭数量在增长。该文章称，在“支那人街”里住了1300多个日本人，其中只有1/10是男性；大多数日本妇女是华人男性的配偶（被称作“南京妻”），其子女全部被登记为中国人。[53]
1702960185
1702960186
华人男性和日本女性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应该被解读为简单的社会亲密度和融合度的指标，也不是没有产生流言蜚语。这些关系背后的经济因素是不应该被忽略的。日本记者鹿目省三（1882—1923）在1916年《东京朝日新闻》的专栏中描述过一个典型案例。他说自己见了一个名叫伊藤阿清的女人，她住在中华街的一条小巷子里，由做过南京妻的继母抚养长大，从小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日本人还是混血儿。后来阿清自己也成为一位有钱华人男性的南京妻，那个男人比她大45岁。她认为这种关系在当地日本女孩看来很正常，而这种结合是由一个地下媒人安排的。在阿清生了一个女儿后，她就和继母一起，向这个老男人索要礼物、借钱，并在他生病后抛弃了他。[54]据鹿目说，阿清一点也不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悲伤，反倒是鹿目显得很难过。
1702960187
1702960188
这种介于卖淫、纳妾和婚姻之间的暧昧男女关系，是这一时期日本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过程中的特殊风气，其对象不仅限于华人男性。很多出生在贫穷内陆的日本女性，试图通过嫁给富裕的年长男性以便在繁荣的港口城市立足，而这些年长男性中有很多是外国人。殿冈阿末是另一个戏剧化的例子。阿末1875年出生在横滨附近的静冈县，很小的时候就随母亲来到了横滨。1892年前后，她成了一个名叫“阿冲”的中国老板的情人。后来，她又遇见一个在美国军舰“奥林匹亚号”上服役的水手乔治·F.亨利（George F.Henry）。亨利离开日本参加美西战争之后，她又将注意力转移到一个日本木偶戏艺人身上。[55]在这期间，她在中华街经营一家名为“朝日旅馆”的沙龙兼妓院，直到1899年7月17日被一个美国情人残忍杀害。[56]并非所有的这类关系都以悲剧收场，正如后面的例子所显示的，很多中日跨民族婚姻即使存在经济、代际和文化差异，仍然造就了稳固的家庭。
1702960189
1702960190
另外，有些学者只回溯性地看到了这座城市中日本人和华人之间的密切接触导致的相互鄙夷。植田捷雄宣称：“大部分华人思想不开明，粗俗，沉溺于鸦片和赌博，外国人和日本人都对之感到厌恶。”[57]这个说法与北美人对华人的态度是一致的，即华人大多数沉迷于鸦片和赌博。然而，日本警方的记录不支持这种判断。1872～1876年，神奈川县记录了688起华人犯罪和2719起欧美人犯罪。考虑到这两个群体的人口数量大致相当，华人的犯罪率只有西方人的1/4。[58]
1702960191
1702960192
这种主观印象和客观记录间的出入，可能是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人态度转变的结果。随着战争的爆发，日本人针对中国人的看法和举动明显恶化，日本媒体也掀起了一场将大清帝国野蛮化的运动。[59]用基恩的话说，其后果就是“浮世绘、流行歌曲和战争剧都在告诉日本人，中国人是落后的、懦弱的，甚至是可鄙的，他们不配做一个伟大文明的继承者”。[60]
1702960193
1702960194
把中国说成是落后的，这种看法进一步加深了日本对于西式进步的激进性认同。在外交领域和知识界，这种贬低早在19世纪60～70年代就开始流行；新兴的日本大众媒体，则向更广泛的公众传播这种情绪。印刷量巨大、民众喜闻乐见的浮世绘生动地传达了这一信息。日本人被描绘成坚毅、高大、高尚的形象；相反，中国人则奸诈、懦弱且卑鄙。在极端情况下，中国人不再被描绘成和蔼可亲的阿茶先生，而是“狰狞的亚人类生物，被吓得瑟瑟发抖”。[61]战争期间，各种针对中国人的负面的、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词语也大量涌现，包括“清清”“中国佬”“秃头”“猪尾巴”等。这些词语的起源虽然不太明了，但无疑都是贬义的。[62]日本知识分子显然认可这些描写。文学期刊《早稻田文学》赞扬这种“同仇敌忾之心”，因为这“传达给他们一种明确的民族意识，让他们意识到身为日本人的意义”。[63]甲午中日战争对居住在横滨中华街的华人也产生了相同的影响，即他们意识到在一座日本城市里身为华人要面临怎样的后果。
1702960195
1702960196
1702960197
1702960198
1702960200
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战争在横滨
1702960201
1702960202
两个帝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使横滨的华人居民感受到，在敌人的国土上生活，让他们的生命和生计都面临着危险。1894年初夏，中日两国发生冲突的迹象变得很明显，这给横滨带来了不安。到了6月，军事冲突波及商业领域，华商要求日方尽快付清货款和服务费，自己却开始百般拖延。[64]华人和日本人之间的正面冲突也加剧了：6月20日，两个日本人向一个路过的华人喊“清清”，结果引发了一场街头斗殴。好几个华人参与了群架，其中一个人脖子上被捅了一刀。[65]
1702960203
1702960204
7月，清朝驻日公使馆开始劝说本国公民减少贸易活动，做好断交准备。外国银行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和社会动荡，暂停华人的汇票业务。[66]在7月25日第一次海上冲突发生后，横滨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中资企业纷纷要求日本警察保护，日本外务省、内务省在7月26日联合发布保护令，要求各县知事防止“寻衅滋事，粗暴对待华人”。[67]在一片混乱和焦虑中，很多华人准备返回中国。
1702960205
1702960206
随着1894年8月1日两国正式宣战，驻日公使汪凤藻（1851—1918）降下清朝的国旗回国后，留守华人从此丧失了政府代表和领事裁判权。宣战断绝了两国的外交关系，也埋葬了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68]经过美国、中国、日本的三方会谈，日本同意由美国接手在日中方非战斗人员的领事裁判权，在中国的日方非战斗人员也照此办理。[69]对横滨的华人而言，这些外交变化实际上终结了他们的治外法权，导致他们对于自身地位、权利和义务的普遍不安。接替清朝驻日公使馆的行政和代表功能的是横滨中华会馆。该组织诞生于1873年，是一个由广东商人组成的自治团体，比清朝驻日公使馆更早建立。甲午中日战争后，他们被迫承担了更广泛的代表职能。
1702960207
1702960208
与此同时，耸人听闻的谣言让紧张气氛达到了顶点。横滨的日文报纸散播消息，说激进的华人正准备在横滨发起战争。其中，《每日新闻》在8月3日声称，中国人在大量购买日本刀武装自己；这份报纸还说，中国的暴徒在街头喧嚣隳突，到处找日本人闹事，并称呼日本人为“东洋鬼”。[70]这些报道的真实性难以确定，但无论真假，局外人将日本人对于华人的敌意看得一清二楚。在1894年8月6日发出的外交电报中，美国总领事尼古拉斯·W.麦基弗（Nicholas W.McIvor，1860—1915）报告说：“在［日本的］底层民众中，对于中国人的偏见和种族仇恨高涨。”[71]
1702960209
1702960210
随着中国治外法权和领事保护的结束，日本政府紧急颁布了一系列规定来处理这些敌国国民。8月4日的第137号敕令和8月11日的内务省第605号告示强制中国人向日本政府登记，将其置于日本法律的管辖之下，并赋予内务省限制华人入境的权力。以上措施据说是为了缓解横滨的紧张局势，保护中国国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72]然而对华人而言，新的法律框架比以前的差很多，这促使各阶层的华人大量回国。[73]人口统计显示，1893～1894年横滨华人减少了约2/3，从3325人减少到1173人。[74]
1702960211
1702960212
即使有第137号敕令中的保护承诺、内务省第605号告示中对华人接受登记的邀请，以及内务省和外务省7月26日共同出台的保护令，它们也没能阻止华人撤离。西方企业主也试图劝说华人留下来，显然他们也担心商业活动受到干扰。8月9日，这一群体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华人员工的地位问题。尽管他们承认“华人们普遍十分恐惧”，但他们几乎一致同意，应“劝说［他们的华人雇员们］接受规定，进行相应的登记”。[75]为达此目的，他们首先要打消华人的疑虑，诸如向日本政府登记，不会导致他们被强制服兵役和缴纳额外的税金。[76]但在劝说华人不要回国的问题上，西方商界并没有做得比日本政府好多少。
1702960213
1702960214
这一次回国潮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普通日本人对华人的歧视不断增强。其次，城市的核心商业活动受到干扰，给华商带来了困难。最后，在新的管理制度下，中国人在法律地位上的劣势，不论是真实的还是预期的，都让华人感到无比焦虑，同时刺激了日本人的商业竞争和算计。这些潜在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并没有因为日本政府的诸项政策而得到改善，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某些政府部门，尤其是像内务省那样的机构，更希望让日本人在与华人交易时享有更多的好处。
1702960215
1702960216
另外，随着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日益膨胀、对中国人的鄙视日益加剧，日本政府的保护显得杯水车薪。即使在第137号敕令颁布后，横滨聚居区里对华人的迫害仍在持续。尽管日本本土媒体否认任何针对华人的骚扰，但11月10日《万朝报》的一篇报道指出，横滨的华人很害怕日本儿童，后者在街上做模仿甲午中日战争的游戏，为了避开他们，华人在街上走得“和骑自行车一样快”。[77]在横滨华人的集体记忆中，日本儿童会朝他们扔石头。如果考虑到几十年后针对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类似行为，可判断这一说法大致可信。[78]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报纸呼吁保护华人，反而加深了这样的印象，即横滨街头的暴力冲突确实在发生，或者说有可能发生。[79]明治时期的法学家有贺长雄也无意中证实了反华氛围，他曾吹嘘说，华人“只需承受社会的侮辱，但很少遭受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80]
1702960217
1702960218
艺术也刺激了大众对华人的反感。当川上音二郎（1864—1911）的剧团8月31日在东京首次公演《日清战争》（即甲午中日战争）时，受到了观众的狂热欢迎。[81]《日本每周邮报》报道，首演途中还发生了一场意外：
[
上一页 ]
[ :1.70296016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