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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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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1895年的战争，使横滨的华人和日本人对国家和民族身份有了共同的认识。对于日本人来说，最重要的集体身份认同是民族身份认同，这是一种政治实体；就华人而言，他们围绕中国人的法律地位而产生了民族团结和自卫的意识。区分敌我的必要性，暂时掩盖了其他的集体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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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区分是在对抗和互动中产生的，存在于三个方面：第一，日本人开始用一些新的贬义词，如“支那人”“清清”称呼华人，它们在横滨街头的冲突中流行开来，使民族冲突渗入杂居地的地方社会；第二，战争期间日本政府着手管理、管控华人，将华人这一法律范畴与通商口岸的其他国家公民区别看待；[110]第三，华商在与日本商人和西方商人的经济对抗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催生了华商的危机感和团结起来的需求。一方面，以上三种形式的对抗，导致2/3的横滨华人回国。另一方面，留守的华人发现，他们的利益和社会地位比以前更直接地与中国国民的身份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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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和民族的区别，并没有消除或阻止同化及其他社会交流。华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友谊、通婚和经济交易仍在继续，他们仍被认为是地方社会的参与者。最好将民族团体的兴起理解为一种观念和优先性的改变。甲午中日战争期间的经历，迫使个人从民族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生活和环境，并且将这种集体身份认同置于其他一切之上。然而，这一过程还只是被动地划出华人的范围，是被他人归类和描述，是感知到民族的界限，而不是民族自觉。华人的共同反应能力低下，且仅限于中华会馆。此外，也没有迹象显示存在一个“民族核心”，或者说，定义一个民族群体的文化内涵、象征或领袖。[111]直至流亡华人领袖到来，横滨华人才被塑造为积极的中国国民，而华人领袖自己也受到了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的刺激。这一过程将在随后几年里从华人早期的民族团结意识中锻造出一种政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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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639年至1859年期间，日本与欧洲国家的贸易往来仅限于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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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中日两国在文化上和思想上对战争的反应，参见Keene，“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和Chu，“China’s Attitudes toward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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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Harrell，“Meiji ‘New Woman’ and China”；Jansen，Japanese and Sun Yat-sen；Judge，“Talent，Virtue，and the Nation”；and Spence，Gate of Heavenly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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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式文明观也影响到韩国、日本等周边国家的精英阶层，中国的先例成为这些国家行政实践的基础。正如Charles Holcombe所说：“可以说，既存在统一的具有普遍性的东亚精英高等文化，在地方社会也存在不同的地方庶民文化。”（Holcombe，Genesis of East Asia，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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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rnest Gellner明确指出，在农业社会中，统治阶层和“社会底层的小团体”都由文化差异来区分。在这一情况下，“其中包含的几乎所有东西都反对通过文化界限来界定政治单位”（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p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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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過放『在日華僑』、二三頁。1105年福建商人李充在九州岛的博多市定居，这是中国人移民日本的一个早期例子。然而随着他的后裔被当地人同化，这个城市并没有长居的华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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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考関晃『古代の帰化人』、七頁。历史学家关晃估计，现代日本人中有10%至20%拥有远古时代以来大陆移民的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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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Farris，Sacred Texts and Buried Treasures，p.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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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村山『山上憶良の研究』、三一〇頁；関晃『古代の帰化人』、五八〇頁。公元815年成书的《新撰姓氏录》认定，在日本首都周边的贵族宗族中，有324个起源于亚洲大陆，包括古代中国和朝鲜半岛。其中，约一半人有中国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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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ansen，China in the Tokugawa World，p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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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過放『在日華僑』、二一·三四頁；Berger，Overseas Chines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Nagasaki，p.26。Jasen将华人人口精确到“4888人，当船队进港的时候”（Jansen，China in the Tokugawa World，p.29）。1688年后华商被禁止永久定居，平均停留时间不能超过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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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Vasishth，“A Model Minority，” p.118；樋口「長崎版画の起源」、七九頁；『日本国語大辞典』（東京、小学館、二〇〇〇年）、「阿茶」条。“阿茶先生”一词源于“阿中”，其发音衍生自日本对于中国人的远古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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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更多例子参见樋口『長崎浮世絵』、二四一～二六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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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Berger，Overseas Chines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Nagasaki，p.104.17世纪日本有九个主要的华人群体，按三种职业身份（商人、通事、僧人）和三类地方归属（江苏、江西和浙江，闽南，闽北）界定。广东人较晚到达长崎，是一个较小的贸易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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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G.Wang，Chinese Overseas，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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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内田『日本華僑社会の研究』、五四·五八·六二·六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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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即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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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Berger，Overseas Chines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Nagasaki，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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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過放『在日華僑』、二八頁；許淑真「留日華僑総会の成立に就いて」、三三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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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即文乐，又称人形净瑠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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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Berger，Overseas Chines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Nagasaki，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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