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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第二章 流亡民族主义者与杂居地政治，1895～19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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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或多或少促进了横滨华人的民族团结，但它并没有催生现代民族意识，更别提国家观念了。民族，即从属于同一政治主权的人群，这一概念过于抽象，唯一且统一的祖国概念同样如此。在19世纪末，海外华人可能已经承认他们的祖先来自清代中国，但这种泛中国认同主要是文化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1]横滨华人并没有加入清军以对抗日本，也从未组织起来援助清军。简单来说，甲午中日战争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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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911年秋，华人对中国的态度表明，他们与祖国的关系彻底改变。1911年10月10日，推翻清帝国的革命爆发。在此之前，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已踊跃参加革命运动，而当上海的革命团体号召华人华侨组织义勇军的时候，横滨华人同样积极响应。24名20～30岁的青年带着白袖标和革命徽章，组成了横滨第一支敢死队。1911年12月6日，他们获邀参加在中华会馆举办的演讲会，之后在一片鞭炮声中坐上轮船，前往上海。总共有60多名横滨青年扬帆前往上海，加入革命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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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激发的爱国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得益于横滨华人的组织机构和自我表述的变化。这些转变由流亡社会活动家的介入触发，他们来到横滨，推动华人居民以中国人的身份思考和行动。华人流亡者在这里创办学校，发行报纸和杂志，这些都是民族构建的传统方式。他们试图从之前只适用于社会上层的精英文化中提炼出一个中华民族的内核。[3]以这种方式，他们使当地社会里的很多人相信民族国家才是最重要的集体认同，虽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点。正如历史学家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所认为的那样，越来越多的政治参与就要求必须加强文化同质化，这是成为未来中华民国的一员必须付出的代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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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历史趋势并非横滨独有。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世界各地的华人都逐渐被要求为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而贡献力量。这些努力来自不同背景的社会活动家，他们既要培养海外华人对祖国的关心，又要动员海外华人的经济和技术力量。这些海外代理人的作用至关重要：历史学家王庚武认为，即使在华人人数众多的东南亚国家，在异国受到的歧视并没有促使当地华人“在情感的驱动下自我发现”，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只有到1900年后民族主义领袖产生，并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这些改良派或革命派人士前往海外后，情况才发生改变。[5]随后，这些民族主义领袖引领了海外华人社区的文化重塑，引入了一种统一的中国人意识，减少了对原籍省份的依恋，并划定了华人与非华人之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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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横滨，特别是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以来，许多相关进程已经开始了。横滨当地的环境对华人居民民族意识的提高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一方面，具有泛亚洲主义思想的日本领导人渴望联合横滨的中国流亡者，支持他们的建国大业；另一方面，与众多敌对的日本民众之间的社会摩擦也促进了华人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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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动员的综合效果不宜被高估。正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说，中国人的建国努力在海外华人社区里遇到了巨大阻碍，因为很多人已被当地社会同化，基本上对中国漠不关心。[6]介入横滨华人社会组织的流亡社会活动家，同样面临着民族内部的分裂和竞争，这使将国家提升为终极共同体的努力受到了干扰。在横滨，华人内部的分化和分裂，也被流亡者的内部分歧，尤其是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与孙中山之间的分歧拉大。这两派在当地各自争取不同经济阶层、省籍和宗教信仰的支持者。这些差异并没有在流亡社会活动家的影响下消弭；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它将继续影响横滨华人的生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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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导致某种差距的产生，一方面是那几年由政治活动家带到横滨来的民族主义理念，另一方面则是长居于此的华人根深蒂固的地方观念。随着时间推移，由这些活动家创办的新刊物、学校和社会组织，促进了华人对祖国政治问题的参与。然而，并非所有的华人都因此获得了这种权利。在横滨传播的国家话语，使一个精英群体宣称自己有权代表国家说话，并把他们自己的利益说成集体的利益。本章将研究这一政治动员的过程、社会后果及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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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横滨的民族主义者和泛亚洲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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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间接促成了横滨华人的政治动员，清帝国惨败给日本，也激起了中国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斗志。1895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策划起义的计划被清政府获悉，他被迫逃亡日本。在横滨，英籍华人冯镜如在他的印刷兼装订厂——文经活版所的二楼藏匿孙中山和他的同伴陈少白（1869—1934）。[8]在这个基地，孙、陈两人于1895年11月20日成立兴中会横滨支部。尽管清政府仅在10个月后就取缔了这一组织，但它还是吸引了横滨很多有影响力的华人参与政治运动，包括冯镜如、他的弟弟冯紫珊、著名的华人基督徒赵明乐、餐馆老板鲍棠，以及孙中山的翻译兼保镖温炳臣（1866—1955）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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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1898年夏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谭嗣同（1865—1898）在光绪帝（1871—1908）的支持下发起百日维新，推行一系列改革。9月，慈禧太后软禁光绪帝，维新运动失败，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往日本。[10]康有为和梁启超把他们的政治活动转移到横滨，凭借立宪改良主义从孙中山的革命党那里吸走了支持者。就这样，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三位知识和政治领袖在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来到了横滨，在华人居民中直接运用他们的政治理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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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选择来到这里，既是因为众多华人支持者的存在，也是因为关系密切的日本盟友提供的保护。尽管最近两国间爆发了战争，但日本的社会活动家、冒险家和政治家都愿意帮助中国的改良派或革命派改造或推翻清政府。其中最重要的三个人物，分别是前文部科学大臣、后来的日本首相犬养毅（1855—1932），前外务大臣、首相大隈重信，以及浪人宫崎滔天（1870—1922）。犬养和大隈在1898年帮助康、梁逃出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宫崎滔天则致力于为孙中山寻找日本方面的支持。这些日本支持者认为，唯有日本和复兴的中国精诚合作，才能够对抗西方对亚洲的统治。[12]他们的泛亚洲主义是建立在同种的黄种人思想基础上的，与当时日本主流的种族话语背道而驰，后者认为，日本人在种族上比中国人优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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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哲学传统是两国共同的文明根基，这种思想也是康有为、梁启超和他们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日本支持者犬养、大隈结成同盟的基础。[14]犬养相信，中日两国应该根据儒家文化的共同理念结成同盟，日本有能力也有责任帮助中国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大隈同意此观点，但更强调日本的领导作用。[15]除了同文同种观念，中日两国精英同盟的共通点还在于民族性。他们认为民族国家是政治合法性的普遍形式，因此试图从横滨华人开始，将中国改造为现代民族国家，以作为日本人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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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横滨期间，康有为和梁启超广泛使用出版、教育等方式，培养积极的中国国民。[16]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广东移民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康、梁广博的学识，以及他们作为光绪帝前顾问的光环让横滨华人敬畏，后者以表态支持和捐助的方式欢迎这两位来自祖国的杰出人物。但这种支持损害了孙中山一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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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冯镜如和冯紫珊已经转而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对康、梁来说，这一支持很有价值。冯氏兄弟分别拥有独立的印刷厂，出版了数种政论刊物，使横滨和附近的东京成为晚清两大华人政治新闻业重镇。[17]这些刊物中最早创办的是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1898年12月23日创刊，每两周发行一次，发行量很快就超过4000份。[18]在创刊号上，梁启超执笔的《清议报叙例》阐述了民族主义和泛亚洲主义立场，呼吁中国国民团结一致，全体黄种人统一战线，寻求亚洲自治。在表达了对捐款人的谢意后，梁启超期待报纸能够“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并“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19]这一说法与康、梁1898年1月所发表的政治声明[20]一致，后者也试图以明治维新为榜样，推动清廷的改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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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其理念与改良派迥异。孙中山主张激发汉人的民族主义情感，攻击满族统治者的合法性，而梁启超强调国家在培养国民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后者期待将满族的光绪帝转变为立宪制下的君主，以此推动清政府的现代化；前者主张建立属于汉人的民族国家。代表这两种对立观点的横滨和东京的刊物，在近10年里展开激烈论战。[22]让犬养毅、大隈重信这样的日本支持者失望的是，在流亡日本期间，孙中山和康梁两派始终无法达成共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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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领域是另一个争论焦点。梁启超将孙派建立的学校据为己有，改头换面，并且在课程中加入自己的政治主张。孙中山的支持者陈少白在1897年10月创办了这所学校，将其命名为中西学校，委托给横滨中华会馆管理。[24]当学校的发起人向当时还在上海的梁启超请求派老师过来时，梁启超派了一套由康有为的弟子门生组成的师资班底，包括新校长徐勤（1873—1945）。他们到任后不久，就彻底改革了教学内容，并且将校名改为大同学校。康有为的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因为学校与大同书局，即康有为在上海的出版和翻译公司同名。[25]1898年3月9日，学校正式开学，首批学生有100多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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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学校的课程旨在培养一种国际主义、平等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又有儒家思想的底蕴，这被认为是现代中国主体性所需之理念。1898年英文报纸《神户每周纪事》（Kobe Weekly Chronicle）指出，两层楼高的砖砌校舍本身以西式建筑风格建造，“干净得足以作为荷兰人的餐桌”。最让这位记者印象深刻的是，男女平等的氛围让学校充满了现代文明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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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0名学生中，女生大概有30人，每个人都穿着夏娃之女那样的服饰。（当然，我们说的是已经文明化，穿上了衣服，并且会阅读时尚杂志的夏娃。）单单用整洁来形容她们的外观是不够的，因为还不止于此。更确切的说法是既整洁又时髦。虽然她们被全部安排在前三排的位置，但待遇和男生完全一样：她们不缠足，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不会受到束缚……可以预见的是，在10年或15年后，女权主义运动将会在中国兴起。[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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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教室的布置也很完善，一幅刊载于1898年《东京日日新闻》的插图显示，课堂里男女生混坐，一个留着胡子、穿着三件套西装的老师正站在黑板前，他的身前摆着地球仪，身后挂着孔子像（彩图6）。现代化的设备、地球仪、男女同校、孔子像和老师身上穿的西装，这一切都是课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授课内容一样，对学生的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28]康有为和这所学校儒学课程的联系，可从每间教室孔子像两旁悬挂的康氏手书对联上看出来，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还在这里被当作教科书使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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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课程内容，既来自康有为对儒学经典的渐进式解读，也来自日本的现代教育模式。[30]自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以来，日本的教育议程在意识形态层面转向了忠孝、爱国和儒家美德的灌输。在日本学校里，《教育敕语》被悬挂于每间教室前，每天像圣物那样被供奉着。而在大同学校，学生也被强制要求向孔子像和康有为的对联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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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呼吁爱国主义，也是这所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冯镜如的儿子冯自由（1882—1958）是1898年第一批入学的学生，据他回忆，当时新校长徐勤常谆谆告诫学生们要救亡图存。学生们每天要背诵的句子是：“亡国际，如何计；愿难成，功莫济。静言思之，能无恧愧！勖哉小子，万千奋励！”[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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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说，大同学校是清廷在1902～1903年建立的中国首个公共教育体系的前身。尽管两者在行政上并无关联，但都借鉴了日本的教育模式，在课程目标上也惊人相似。1906年清廷的一条法令这样阐述新的全国性教育体系：“亟宜发明以拒异说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中国民质所最缺，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32]清国的新式学校与大同学校最大的区别在于对女子教育的态度，这也是大同学校与日本小学的区别。中国直到1907年才建立了女子学校，清朝的政策从来不包括男女同校。[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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