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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学校、派系与民族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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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横滨中华街的历史中，大同学校通常被认为是横滨华侨社区的开端。[42]正如引言所述，“华侨”一词意为华人流散人口，是一种依恋祖国的标准化爱国理想，换言之，它指涉海外华人应该怎么看待自己的祖国。[43]实际上，这所学校对祖国政治议题的关注，以及近代中国三个最重要的政治和知识分子领袖的参与，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今天横滨还有两所学校都自称是大同学校的直系继承者。[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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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9世纪90年代，华侨概念还只是一个未实现的理念，而不是对横滨华人居民真实思想状态的描述。与将大同学校视为19世纪末横滨华人团结运动核心的历史叙述相反，这所学校在当时引发了巨大争议，导致了相互竞争的教育机构的建立。围绕这所学校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孙中山和梁启超之间的争斗那么简单。横滨华人不是被动地接受流亡社会活动家的方案：尽管他们确实受这些相互冲突的观念的影响，但作为个体的横滨华人往往以自己的观点看待各个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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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派在横滨当地社会的成员基本都是有学识、富裕的人，比如冯镜如和中华会馆的理事们，而且几乎都是广东人。[45]因此，在他们提出的国家代表权背后，有一股强大的派系潜流。因为康有为、梁启超将儒家学说置于其政治活动的中心，和中华街里的工匠、厨子和劳工相比，他们与受过教育的日本人之间的共通点更多。至于华人劳工阶层，包括鲍棠在内，则更加亲近孙中山。根据日本政府的报告，华人中的劳工阶层和失业者加入孙中山这一派，不是被他的革命精神所鼓舞，而是担心他们的声音会被中华会馆的精英成员排除在外。[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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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边缘化的华人寻求建立自己的学校。1908年，孙中山的支持者在横滨同盟会旗下建立教育分部，并且将其发展成为横滨华侨学校。[47]这所学校是大同学校的劲敌，它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即自视为中华民族之代表。虽然与革命运动有联系，但华侨学校既是由阶级背景，也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除了招收同盟会和后来国民党人的子女外，这所学校还招收了许多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女。这些华人通常被大同学校拒之门外，不时通过暴力手段表达他们的愤怒。华侨学校特地为他们减免了学费，以满足他们的要求。[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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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大同学校和华侨学校之间同时产生了意识形态和阶级间的对抗，波及双方的学生，据说两校学生经常在街头相互辱骂、殴打。[49]在一些相对友好的场合，他们会选择在棒球赛场上见高低，比如在横滨市和全国性的棒球锦标赛当中。[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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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礼祥（1912—1999）是横滨第二代华人，他亲身经历了这些校际竞争。黄礼祥的父亲不是富商、银行家或出版家，只是一个船舶油漆工，他最早在香港务工，1893年18岁时搭载一艘法国船来到横滨。黄礼祥的父亲又当了一段时间的油漆工，娶了一个来自附近沿海村庄辻堂的日本妻子。两人一起开了两家中餐馆，在双语环境中将黄礼祥和他的四个兄弟姐妹养育成人。夫妻俩设法把所有子女都送进了华侨学校。据黄礼祥回忆，两校的学生虽然不是水火不容，但关系冷淡：“当我们在街上遇到对方时，我们不会打招呼。我们不会打架，但也不会和对方搭话。毕业后我们可能会成为朋友，但还在上学的时候不会……华侨学校是站在孙中山那边的，里面全是穷小子，对不对？大同学校有很多富家子弟，他们骄傲得很。”[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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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基督徒也反对大同学校的管理模式。这些华人基本都是横滨联合教会的成员，该教会于19世纪80年代在中华街设立布道所。[52]许多人最初站在孙中山一边，因为他是受洗的基督徒，他们特别反感儒家——旨在统一所有华人的传统——且视之为异教。冯自由记载了这一厌恶感的起源：“徐勤于讲学之暇复承康有为命，以振兴孔教为务，每星期日，生徒须对孔子像前行三跪九叩礼。有基督教学生赵子彬拒绝跪拜［孔子像］，被［从上海来的］教员陈荫衣迫令退学，因而与华侨基督徒大生恶感。”[53]这与内村鉴三（1861—1930）等日本基督徒的经历相似，内村在1891年因为拒绝向天皇鞠躬而被第一高等学校勒令退学，此事广为人知。[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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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华人中最有名的基督徒和事实上的领袖是赵明乐，他是一个广东富商，经营瓷器和丝绸生意。[55]他曾短暂担任过孙中山兴中会横滨分会的骨干，但后来与其分道扬镳。[56]1899年，赵明乐和其他华人基督徒响应清朝驻日公使馆再建一所学校的倡议，建起“中华学堂”。[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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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学校很快陷入经济困境，直到1903年底被另一个边缘化的群体——三江华人拯救。因为三江华人从语言上与占中华街居民主体的广东人迥异，所以这所学校的出现，扭转了长期以来讲宁波话的群体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状况。[58]中华学堂因为经营不善于1905年关门，但三江华人在1913年建起了另一所更成功的学校，名为“中华学校”。后一所学校的存在时间更久，一次招收100多名学生。[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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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1916年基督教圣公会的华人成员将志成学校从东京筑地迁至横滨。这所学校规模较小，只招收约50名男生，位于冯镜如文经活版所的旧址上，即旧聚居区53号街区。换言之，这所学校位于华人居民与横滨西方社区渊源最深的地方。因而它的课程强调基督教与英文，而不是中文，这也绝非偶然。[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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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街教育领域的竞争，反映的是学者、活动家和政治家对于社区代表权的广泛争论，但横滨的男男女女也在很大程度上被阶级、乡土或宗教信仰所驱动。流亡社会活动家和本地华人居民相互合作，各取所需，但他们的动机不同。另外，这些合作也是不对等的。流亡知识分子有能力叙述和记录有关祖国问题的斗争，这就给后世留下了横滨华侨社区发展平稳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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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1899年关于杂居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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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教育与出版，流亡社会活动家为横滨华人带来了改革或革命纲领。然而，他们的活动也包括当地社区的社会和政治事务。比如，1898年改良派开始了每年一度的孔子诞辰纪念活动，这一新传统包括大同学校学生的游行和体操，并且由梁启超通过他的《清议报》在亚太地区进行宣传。[61]很明显，这些活动试图将横滨华人与更广泛的、想象中的祖国同胞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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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政治领袖更直接的政治实践发生在1899年夏，随着日本与世界各国间外交的发展，中国国民在日本的法律地位在此时受到质疑。从1894年7月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开始，日本接二连三地就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重新谈判，这些是通商口岸存在的法律基础。修订后的条约于1899年7月17日正式生效，终结了已有40多年历史的外国人居留权与治外法权，同时解除了对于西方国家公民的居留限制。[62]当通商口岸以外的日本其他地区准备迎接内地杂居时代或与外国人直接接触时，华人的地位摇摆不定。新条约并没有规定他们的地位有何变化。自甲午中日战争以来，华人的权利并不受日本与西方列强签订的条约束缚，因此在法律上没有必要取消对华人居留和商业活动的限制。然而，日本有充足的外交和道义的理由改善华人的待遇，以适应新条约的内容。当在日华人向日本政府争取这些权利时，与对华态度友好的日本政治家、立宪派之间的密切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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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人来说，修订对外条约是19世纪末日本政府外交的首要任务，即重塑民族自尊心，收回国家主权与经济自主权。[63]然而，这些即将发生的变化也引发了人们对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日中关系的强烈担忧。一方面，中国被看作未开化亚洲的代名词，日本应该抛弃它，与西方文明国家为伍。[64]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亲亚洲事业的一部分，当日本在与西方国家的竞争中寻求国家权力时，需要借助中国来获得合法性。[65]在有关日本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公众讨论中，在给予条约国国民内地杂居权的同时，是否应该将中国人“放在一边”，对此日本国内产生了观点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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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99年7月10日，也就是新条约实施前一周，日本政府才发布了关于中国人居留和移民的政策。当时，公众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从春天持续到初夏。争论最初从上层开始，外务省、内务省对此的看法针锋相对。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外务省担心将中国人排除在外会严重损害日本的外交和商业利益。内务省则担心，中国人会蚕食日本劳工和小企业的利益，破坏日本的风俗传统，还会散播疾病。后一观点倾向于反对给任何外国人以内地杂居权，更不要说中国人了。[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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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和横滨市的报纸，也与政府机构平等地加入了论战。由亲西方的教育家福泽谕吉（1835—1901）创办的《时事新报》，就是最坚定地主张对华人居留权加以限制的日本媒体之一。该报在一篇引人注目的社论中阐明了这样的立场，即与西方国家平等和与中国平等，这两个条件是相互排斥的：“我们经过多年的斗争，才取得了与西方文明国家平等的地位……因为之前他们把我们看成和中国人一样，更糟糕的是，甚至低于中国人。”社论援引美国、澳大利亚排斥中国人的理由，认为这些理由同样适用于日本：“文明的法律是为了治理文明的人而制定的，中国人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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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谄媚、亲西方的观点，受到了亚洲团结倡导者的反对。《每日新闻》就回应说，日本不应该与美国等国家表现出的针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同流合污：“你会看到，如果日本劳工像中国劳工一样集体拥入美国，他们会和中国人一样低人一等。”[68]民族主义报纸《日本》认为日本有引领东方文明的使命，同样支持此立场。[69]6月，该报发表社论，认为排斥中国人将损害日本自身的地位：“排华法案是美国、澳大利亚发起的一项政策，这种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意识形态基于排挤亚洲人的立场，亚洲人即所谓的‘黄种人’，也包括我们日本人。”[70]这种中日亲善论的观点，与犬养毅、大隈重信等与横滨华人社区有关系的日本领导人的言论相呼应，这些人将亚洲主义视为民族主义承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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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还激起了对卫生、劳动竞争问题的讨论，暗示了日本民众对华人的看法。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人越来越将华人视为低等劳工，而不是商业竞争对手，他们更多地将华人与邪恶和肮脏联系在一起。这场争论固化了华人的这种形象，他们现在更多地被贬低为“支那人”，而不是更正式的“中国人”。这种定性基于以下品质，包括经济上的习惯——“支那人勤劳、节俭，愿意在卑贱的行业中谋取利益”，以及他们的性格和行为——“贪婪、卑鄙、肮脏、不洁”，而且还容易沉溺于鸦片。就这样，华人被重新定性为在经济、社会上具有威胁性的移民劳工，这取代了他们早期坚持不懈、追求利润的商人形象。[71]一位读者曾给《横滨贸易新闻》写信，说明了这种观点在普通日本人中的普遍性：“对于‘支那人’在日本内地杂居的问题，我有一个要求。我希望他们制定一个规矩，能对‘支那人’与生俱来的不爱干净加以限制。其他的我都不介意。”[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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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抽象的层面上，“支那人”一词的含义似乎是故意否认他们的中国国民身份，暗示华人是无政府状态下的移民。1899年7月初，《横滨贸易新闻》刊登的一篇论战文章明确地阐述了这一观点：“我们不应该同等对待与支那［中国］的和与欧美国家的外交关系，因为支那没有资格被当作一个完整国家……它明显是已被摧毁的国家；其国民不再是中国国民，而是‘支那人’，是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的种族［属］。”[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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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的广东精英们感觉到自己的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正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发起了一场向日本政府请愿的运动，要求给予他们和西方人同样的权利。这些横滨的华人精英召集了函馆、神户和长崎的其他华人代表，向日本外务省递交了一份由143名商界知名人士签名的请愿书，呼吁日本外务省给予他们内地杂居权，名单中没有英籍华人冯镜如。[74]与请愿书同时发布的公报，由梁启超当仁不让地执笔，改良派的民族主义话语、政治关系和组织能力，共同为这场运动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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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请愿活动团结了横滨部分华人，甚至把他们与祖国的政治运动联系在了一起。大同学校里多数亲康有为的干部是请愿书的署名者，梁启超的《清议报》则是活动的主要宣传机构。[75]两位站在大同学校对立面的基督徒，包括赵明乐在内，也是请愿书的签名者，这说明请愿运动消除了广东上层人士之间的某些芥蒂。尽管如此，三江、福建籍华人，以及支持孙中山的下层民众，还是没有参与其中。从目前可查到的资料来看，所有的签名者都是广东出身。就连横滨最大的华人贸易公司顺和栈的福建籍经理陈德馨，也没有出现在名单上。此外，请愿活动和大同学校的成立一样，是在没有得到清政府官方支持和承认的情况下进行的。[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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