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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中华料理、棒球与近代日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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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横滨这块国际化的锦绣上，中华街的多种文化是其重要纹样。鹿目省三指出，从中华街的男女混合学校毕业的年轻华人女性“说一口流利的日语，穿着时髦的短大衣”。和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摩登女郎”一样，她们思想开明，受过良好教育；“对知识的渴求让她们懂得了男女平等”。[18]富裕华人的婚礼，有时会以中西合璧的方式举行，来宾们身着中式或西式礼服，由基督教传教士主持仪式。[19]但要论横滨华人对近代日本文化最大的贡献，则无疑是中华料理和棒球。出身于横滨的记者、当地历史学家加山可山（1877—1944）在20世纪30年代末写的回忆录里记载，在他年轻的时候，中华街是一个充满大蒜和猪肉气味的地方。和很多横滨人一样，加山也经常去中华街吃饭。在一个结合了横滨两个典型休闲娱乐的轶事里，他回忆起打完棒球后去吃烧卖，并且创下了一次性吃48个的纪录。加山宣称，对平民百姓来说，这些猪肉烧卖“堪称最佳”；1910年前后，一个烧卖只卖1钱[20]，而且大到不能一口吃下去，“和你们今天［20世纪30年代末］看到的日式饺子完全不一样”。[21]在传到全日本并成为文化现代化的标志之前，棒球和中华料理已经是横滨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横滨华人也参与了这两个事物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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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中华料理与多元文化美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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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学者卡塔日娜·J.茨维尔特卡（Katarzyna J.Cwiertka）指出，外国美食的传入非但没有给日本民族文化掺入杂质，反而促进了其形成。19世纪末西餐（洋食）的传入，使日本人建构起一种包含多种地方烹饪方式、同质化的日本料理（和食）概念。[22]与之类似，在这几十年里，中餐——“支那料理”或“中华料理”——也作为一种知识和味觉体系出现。之前从中国引进的东西——酱油、豆腐、味噌、筷子等——早已融入了日本饮食文化，但新定义的中华料理概念被认为是外来的。[23]在对于外国食物、本国食物范畴的区分中，产生了统一的日本民族料理概念，形成了茨维尔特卡所说的“日本-西方-中国三足鼎立”中的一足。[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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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多元文化美食有助于现代大众社会的形成，使日本人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在20世纪的前20年里，大城市的日本人经常去餐馆享用中华料理或西餐。这种国民消费习惯可追溯至更本土化环境下与外国人的接触：在特定场合的宴会上，东京的日本精英阶层接触到法国美食；而在通商口岸的酒店、餐厅和外国住宅中，地位较低的日本人开始熟悉美国和英国食物。[25]就中华料理而言，通商口岸同样也是它们进入日本社会的地方。德川幕府时代的华人在长崎引进家乡的美食，使中日混合菜系“卓袱料理”出现了短暂的繁荣。19世纪80年代，中华料理在横滨市已被公认为城市特色，产生了更广泛和持久的影响。中华料理的很多元素，最早是通过横滨华人的手和厨房引进日本的。鲍棠在伊势佐木町开的博雅亭是最早在日本卖烧卖的餐馆，这种广东面点经历了持续不断的创新。在20世纪10年代的某个时候，鲍棠的儿子鲍博公根据日本顾客的口味发明了虾馅烧卖，很快就催生了竞争对手。[26]随后几年，日本各地涌现了各种类型的烧卖。横滨华人还将“支那荞麦”发扬光大，这种用汤盛的麦面后来被称为“拉面”。1910年，前横滨海关官员尾崎贯一从横滨聘请13名广东厨师，在东京开了“来来轩”，这是第一家日本人经营的提供“支那荞麦”的餐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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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10年代是中华料理在日本的分水岭，因为很多由日本人经营、雇佣华人员工的中餐馆在日本各大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8]到1923年，东京已经有超过1000家廉价中餐馆，最受欢迎的食物是“支那荞麦”、烧卖、炒饭和炒面。[29]正如加山的回忆录中所描述的那样，日本人对中华料理的喜爱首先在社会底层传播，他们被其廉价所吸引。20世纪20年代，黄礼祥在横滨开了一家叫“奇珍”的中餐馆，当时最受欢迎的菜品是烧卖与“支那荞麦”，分别售2钱和10钱。[30]相比之下，日本料理店的面条价格一般在10～40钱之间。西餐的价格还要贵得多。1925年，在东京三越百货店里，光冰激凌就卖15钱，一个三明治卖30钱。[31]由于中式面条大受欢迎，很多横滨的华人居民纷纷开起面店，尤其是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过后，这座城市的银行、港口设施被毁坏，几乎没有什么生意可做。黄礼祥回忆，伴随着城市的重建，就连上海的裁缝和理发师也放弃旧业，开起了“支那荞麦”店。[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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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促进了中华料理融入日本并本土化。那就是中华料理开始进入军队的菜谱，受到城市劳工的喜爱，并且成为日本帝国大众想象的重要内容。军队组织者努力向儿童和新兵普及营养学知识，提供健康饮食，顺便推广外国美食。肉排、炖菜、咖喱饭等西式料理对这些组织者来说都非常实用，因为这类食物以一种经济实惠的方式满足了军队的高热量需求。从1923年开始，军队也引进了中华料理，因为它们的肉和脂肪含量很高，而且使用了新兵们熟悉的酱油、米饭等食材。1937年第二次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咖喱、炸丸子和中式炒菜一举跻身日本士兵最爱食物的前三名。[33]经济、社会层面的变化也为中华料理融入日本奠定了基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催生了日本城市对廉价、高热量食物的巨大需求。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移民劳工也通过廉价的餐馆、小吃摊，向日本人普及中华料理。[34]最后，随着20世纪20～30年代日本帝国的扩张，国内对于亚洲大陆的兴趣高涨。正如茨维尔特卡所言，在那个时候的日本，“中华料理将殖民主义转化为一种具体的体验”。[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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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谱和菜谱同样为中式烹饪的日本化推波助澜。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华料理的烹饪指南在日本大为流行。[36]1927年，中村俊子出版的中华料理烹饪指南《在家即可做的中华料理》一书开篇宣称，这本书是为回应中餐比西餐更受欢迎的趋势，以及人们在家自炊的需求。中村认为，中华料理是全世界最美味的食物。[37]此书和其他菜谱都强调了烧卖的受欢迎程度：中村列举了猪肉馅、蟹肉馅和虾肉馅烧卖的不同做法。[38]中华料理的研究先驱和推广者山田政平也在1925年7月的《妇人之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烧卖做法的文章。[39]同样，1928年3月6日的全国性报纸《读卖新闻》上也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味的烧卖——做法和吃法》的文章。正如这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样，烧卖已成为一种时髦菜品，就连外行人也在尝试亲手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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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华人为日本读者写的中华料理菜谱很罕见，其中一篇出自鲍博公。在1936年3月的《营养与料理》杂志上，鲍博公提供了一套菜谱，这是前一年“家庭食用研究会”一个项目的产物。[40]鲍博公的菜谱中一篇名为《冬季的美味中华料理》的文章以肉类为中心，包括猪肉、鸡肉以及火腿；这套菜谱强化了中华料理营养丰富、高热量的概念，受到军队组织者的推崇（参见附录）。但是，鲍博公没有提供烧卖的家庭菜谱。1936年12月，读者才能读到山田政平关于猪肉、蟹肉烧卖做法的详细描述。[41]考虑到这份杂志的情况，鲍博公应该是参加了“家庭食用研究会”的项目，并且和山田政平合作过。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一年，两人积极向日本的厨房和餐馆介绍中华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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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条和烧卖是工人阶级的最爱，日本食客纷纷涌入横滨中华街，中华街的厨师们也在把这些食物带到日本其他城市的餐桌上。与此同时，中华料理在日本各地的日益普及，点燃了横滨市对中餐馆的自豪感。横滨人热衷于保持中华料理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以抵抗民族饮食文化的同质化。由于烧卖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越来越高，鲍博公经常在报纸上登广告，宣传自己的烧卖是横滨特产（图3-1）。这座城市还以自己的高档中餐馆为傲。[42]有两个典型例子，其中一个是创办于1885年的聘珍楼，它可能是20世纪30年代还在经营的年代最久的中餐馆；另一个是创办于1933年的万新楼。[43]1934年7月23日的《横滨贸易新报》的报道称，这两家店是中华街中华料理的新、老代表，是“横滨真正的骄傲”，因为在东京和大阪都找不到这样的中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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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博雅亭的烧卖广告牌——“横滨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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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横浜毎朝新報』、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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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贸易新报》的宣传说明，日本人对中国宴席的兴趣有所上升，高档中餐馆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小规模的繁荣。在那几年，东京开了不少高档中餐馆，通常采用华丽的中式装潢。[44]在横滨，1935年一个叫沼田安藏的日本人在中华街的边上开了一家豪华的“平安楼”。那里的厨师都是华人，但餐厅位于一座宏伟的日式建筑里（彩图10）。这些日本人经营的餐馆，跟随的是19世纪80年代以来横滨中华街里豪华中餐馆的脚步。[45]多亏了居住在横滨的华人，现在日本人对于中华料理的欣赏范围包括从廉价小吃到豪华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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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跨国界”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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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文化的另一支柱是新引进的棒球运动，最早是旅日美国人在外国人居留区里开始打棒球。到19世纪80年代，美式棒球运动已在横滨体育俱乐部里取代了英式板球。同时，最晚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教育家霍雷斯·威尔森（Horace Wilson）、F.W.斯特兰奇（F.W.Strange）、G.H.马杰特（G.H.Mudgett）以及勒罗伊·简斯（Leroy Janes）在日本各地的学校推广棒球运动。[46]尤其是日本的第一高等学校，在1896年的一场国际比赛中，他们的球队大胜横滨体育俱乐部的球队，为棒球的普及做出了巨大贡献。[47]到20世纪初，正如唐纳德·罗登（Donald Roden）所说，没有一项户外青少年运动“能像棒球一样，使球员、观众和越来越多大众媒体的读者一起陷入疯狂”。[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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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高等学校的大胜极大地提高了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因为棒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而且是一种通商口岸时代引入的美式舶来品，当日本球队证明他们可以击败美国人时，这尤其激起了日本工人阶级的热情。此外，当棒球在日本流行起来时，推广者盛赞这项运动培养了所谓的日本美德，如和魂、荣誉感、勇敢等。这些观念与19世纪末美国人、英国人的看法非常接近，这些国家也曾将体育的卓越表现与民族的伟大、文明的优越感联系在一起。撇开这些特殊观点不谈，竞技体育作为不同社会的接触点，至少说明双方可以在同样的规则下平等地进行比赛。[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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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华人也开始学习打棒球，并且通过学校附属球队或社区球队参加了市内、县内和日本全国性的比赛。[50]此外，他们打球也为增强民族自豪感，并且他们的参赛同样被认为具有国际意义。1905年前后，华人球队在横滨声名鹊起，当时广东青年梁扶初（1891—1968）创建了他的第一支棒球队。[51]几年后，这支棒球队被称为“中华体育会”，并且赞助其他各种体育活动。[52]在棒球场上，中华体育会棒球队两度为横滨华人社区争光，分别于1922年、1930年拿下横滨市锦标赛锦旗。梁扶初后来被称为“中国棒球之父”，他对这项运动的执着也要归功于他在横滨的成长经历。[53]10岁那年，从广东香山来到这座城市后，梁扶初就被这座城市对棒球的热情所感染，同时也被华人球队长久以来的糟糕战绩所刺激。1906年，一位来自夏威夷的美籍华人球员罗安的来访使梁扶初的棒球队从此时来运转。梁扶初说服罗安留在横滨，一边当棒球教练，一边在华侨学校教英文。[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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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7年第一届神奈川县棒球锦标赛中，梁扶初率领的中华体育会棒球队一鸣惊人。这支球队的国家认同非常鲜明：他们穿着印有“Chinese”（中国人）字样的队服上场，并且但凡遇到关键比赛，中国总领事会前来加油助威。但国家认同并不妨碍他们参加比赛。据当地报纸报道，在1918年5月11日中华体育会与基督教青年会棒球队的一场“国际”比赛中，数千名观众到场观战。当中华体育会盗下10垒并反超时，观众席上响起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最终，他们以6∶5的大比分获胜。[55]接下来，在1918年6月与商友队的比赛中，中华体育会给《横滨贸易新报》的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位记者报道：“今天，当很多球队缺乏斗志的时候，我发现最能体现精神（粋）的是中国人，这是很讽刺的。”这里提到的“粋”，显然是日本人在棒球场上特有的美德。虽然最终他们输掉了比赛，但记者还是为中国人的“体育精神”喝彩。[56]梁扶初本人也是体育精神的模范。在1922年的第五届神奈川县锦标赛中，他名列十位裁判员之一，这说明他对体育事业的热忱，以及在横滨社区所受到的尊敬。[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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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学校的球队也参与了当地的锦标赛，大同学校和华侨学校各自组建了实力强劲的队伍。在1920年的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中，华侨学校校队晋级横滨市高中组（高等科）的决赛。最终，他们以2∶10的比分输给了本町高等学校。由梁扶初执教的大同学校校队，则在小学组（尋常科）的比赛中取得了更优异的成绩。具有戏剧性甚至讽刺性的是，他们击败了当地的所有对手，获得了代表横滨市参加全国比赛的资格。为中国和横滨而战的他们，却在大阪举办的全国锦标赛首场比赛中失利，迅速出局。[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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