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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老横滨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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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9月1日，差2分钟到正午的时候，以相模湾为中心爆发里氏7.9级地震，将横滨和东京变成一片废墟。巨大的震荡几乎将横滨市中心夷为平地，大部分地区被迅速蔓延的大火烧毁。灾难发生后，横滨中华街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震后对华人居民的敌意大爆发，前些年酝酿的不安和对立情绪达到了高潮。这种体验让横滨华人明白，他们在当地并不是与其他人平等的社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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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88年就在横滨定居的美国商人奥蒂斯·曼彻斯特·普尔（Otis Manchester Poole），写下了关于这场悲剧最生动的英文记录。地震发生时，他正在自己的多德韦尔公司（Dodwell & Co.，Ltd.）的办公室里，眼睁睁地看着横滨的西式建筑几乎全部倒塌，中华街被彻底摧毁。[69]从普尔所见的情况来看，该地区的建筑所剩无几，幸存者希望渺茫：“那里只剩下一片由砖块、瓦片和木材构成的平坦的废墟，这就是曾经人口稠密的中华街。它似乎已经全部倒塌：除了开裂的墙壁和被掩埋的道路，什么都看不到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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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总领事馆后来的调查显示，在这场灾难中，5721人里有1700人遇难，接近横滨市华人总数的30%。[71]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横滨市总人口的4.8%在这场灾难中丧生，这说明中华街的死伤更为惨重。地震爆发时，狭窄的街道瞬间被瓦砾掩埋，没有任何火灾逃生通道，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东京的贫民区里。[72]中国总领事馆的楼房倒塌时有4人遇难，包括张总领事本人。混乱、人口稠密的血街被彻底夷平，136番地[73]共挖出32具华人遗体，这是死亡人数最多的番地之一。[74]两所华人学校也伤亡惨重：大同学校至少死了23人，中华学校有超过18人遇难。[75]一年前，梁扶初率队拿下横滨市锦标赛冠军，全中华街为之欢腾，但他在这次地震中失去了四位亲人：他的兄弟梁澄根、梁澄榕、梁澄林，三人都是中华体育会棒球队的主力队员，还有他的儿子梁友添。[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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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多数西方公司的雇员一样，普尔在横滨市中心工作，但和家人住在远处的山手外国人居留地。在一片废墟和倒塌的木质建筑中，无数做午餐的炉子引发大火，普尔从中逃离，与家人团聚，在朋友的游艇上躲了一夜。第二天，他们上了“澳大利亚女皇号”（Empress of Australia）蒸汽船，与美国和欧洲的难民会合。[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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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富裕华人有类似的逃难经历。中华会馆的创办人、前买办鲍焜之子鲍明常，从他的雇主渣打银行的废墟中安然无恙地走了出来。随后，他沿着普尔走过的路线回到他在山手外国人居留地的家中，却发现他的父亲和其他13名家庭成员及仆人一起死于火灾。鲍明常最终在法国蒸汽船“安德烈·勒庞号”（André Lebon）上找到了安全的地方，在那里与妻儿团聚。[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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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尔和鲍明常的例子不能代表大部分横滨人或者普通华人的经历，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上船，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食物和水。普尔第二天上岸时，目睹了大部分幸存者的遭遇。在大酒店附近的水边，他不得不从“无数等待着的难民，大部分是满脸痛苦的华人”中挤出一条路。[79]从这方面来看，华人处于特别不利的地位：西方人和日本人的船都只搭载自己国家的人，但由于中国驻横滨总领事遇难，总领事馆的工作无法正常进行。[80]在一个案例中，日本邮轮“亚细亚号”9月2日搭载了400名华人并为其提供了物资，但要求他们第二天就上岸。当华人拒绝被送回岸上时，华商会议所的温德林为全体华人难民支付了前往神户的旅费，阻止了一场暴动。[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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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金珠是蜷缩在岸上的华人之一，她那时是一个6岁的小女孩，她的父亲是广东商人，母亲是日本人。地震发生时，她正与母亲和兄弟姐妹们待在家里。忽然她听到母亲用日语大喊“地震了！”，几秒后她和自己的家人躲到桌子下面，周边的房子全部倒塌。邻居过来找他们，并且替他们挖出了一条通往后门的逃生通道。廖家人汇入惊恐的华人和日本难民群里，从倒塌的楼房屋顶上冲过，向着海边的安全地带逃去。一路上，她听到脚下瓦砾中掩埋的马匹发出微弱的嘶嘶声，当他们走到水边时，她才意识到中华街的邻居中几乎没有人幸存下来。[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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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家的经历才是逃出中华街的华人的典型案例，随后五天，他们几乎滴水未进。廖金珠不记得她从政府那里得到了任何的食物或水。他们只从一处半倒塌的商店里“买”了一些白米，她的母亲在那里留下了一些现金，以证明他们不是强盗。9月5日那天，廖金珠还从一个慷慨的上海人那里得到了一个饭团。她和家人们挤在一处临时搭建的掩体下，直到9月6日才登上了前往神户的轮船。[83]根据警方的记录，横滨市于当天开始分发水和粮食，对外国居民也一视同仁。但一些华人的回忆录否认了这一说法，他们说横滨市把华人幸存者拒之门外。[84]此外，还有谣言说，大同学校的一个学生因为领取口粮而被枪杀。日本政府极力压制此类消息的流传，却反而加重了人们的恐惧和不安全感。[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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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漠不关心更糟糕的是，华人幸存者还受到了来自日本社会的直接威胁。地震发生的数小时后，四处都有谣言说，来自朝鲜[86]的朝鲜族裔强盗、越狱犯四处抢劫，并且往井水里投毒。[87]这种情况导致治安员、警察和军队开始对平民进行屠杀，共有6000名朝鲜人遇害，当时这一族裔在关东地区的总人数只有2万。[88]对于滨水区的华人难民而言，这类谣言让他们感到非常恐惧，担心自己也会被误当成所谓的“不逞鲜人”[89]而被私刑处死。一本回忆录记载，华人被告知统一戴上袖标，以免被误认为是朝鲜人。[90]对任何说日语带口音的人来说，这都是迫在眉睫的危险。在神奈川县的农村地区，有三个华人建筑工被当成朝鲜人而遭到误杀，并且中华民国政府也在东京地区的调查发现了类似的案例。[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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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所面临的危险不仅是被误认为朝鲜人。在地震发生后的几天和几周内，横滨、东京两地对华人移民和劳动市场竞争的担忧，转变为针对华人劳工的袭击事件。一些参与袭击朝鲜人的治安员甚至打出反华标语，声称要杀死“十几二十个秃头清清”。[92]约有800名华人，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浙江温州的劳工，在东京或横滨被日本警察、军人以及治安队打死或打伤。[93]在一起与屠杀日本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相关的案件中，日本宪兵队逮捕并立即处决了工人活动家王希天。[94]尽管屠杀的主要目标是从社会、经济及语言上都与中华街居民不同的移民劳工，但所有华人都变成了潜在的目标。[95]9月2日，一位名叫黄文宕的医生被发现手脚被绑，溺亡于横滨港。同日一名粤菜馆员工被杀，尸体被悬挂在电线杆上，这是日本治安队私刑处死朝鲜人的典型手法。[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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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震发生时及发生后的经历，加速了幸存者在种族-民族问题上的两极分化。对华人来说，这些事件加深了他们身为横滨弱势群体的感觉。同样，灾后重建的过程为华人的团结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因为华人开始更依赖中华民国总领事和其他外交代表。横滨的很多华人学校在重建时合并，各式团体和俱乐部之后也服从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权威。个人在这个社区里的生活将因与祖国的联系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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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重建过程自然而然地将不同的华人团体联系在了一起。横跨横滨、神户、上海和香港的联系网络，在华人撤离的过程中至关重要。各个港口的华人团体协调着信息和人员的流动。地震也将梁扶初从一垒手、教练、裁判变成了特别的领袖。在地震中失去了4个亲人后，梁扶初来到神户，在那里组织了一支由40名华人志愿者组成的队伍，带他们回到横滨，在瓦砾中搜寻遇难者的遗体。从9月到10月，他们总共挖出了982具遗体，并且将他们全部葬在横滨华人公墓里。[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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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67岁的浙江籍华人孔云生开始领导幸存的横滨华人，考虑到震前华人人口的73%是广东人，这无疑是个重要转折点。[98]孔云生曾任三江华人的“中华学校”校长，还是横滨市唯一幸存的中华会馆理事。他向中华民国大使馆请愿，提拔领事馆馆员孙士杰为横滨的临时总领事。之后，孙士杰、孔云生分别代表中华民国总领事馆和中华会馆，帮助华人幸存者重办他们的财产证明、银行账户、国籍证明等文件。虽然银行存折和印章的遗失带来了很多经济方面的不便，但这些组织认识到，为了保护可能被误认为是朝鲜人而在日本内地受到伤害的华人劳工，他们迫切需要居民身份证件。此外，鉴于日本入国管理局的官员对华人越来越严格，如果没有以前的居住地证明，返回横滨会非常困难。[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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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构的重建，从长远来看也加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康有为和大同学校前校长徐勤各自致函日本盟友，请求支援；孔云生则召集三江华人捐资，兴建新校。1925年9月，日本政府准许地震前的三所华人学校合并。[100]随后，日本外务省下属对华文化事务部门（对支文化事业事务局）提供了25000日元的补助金，为重建提供了很大帮助。[101]合并的学校被命名为“横滨中华公立学校”，并于1926年10月16日开学。考虑到中华街人口的主要构成，这所学校将广东话作为第一教学语言，尽管孔云生出力甚多，但学校每周只开一节课来教授上海话。[102]但以前的学生们的回忆录提到，之前的恶性政治斗争从此消失了。[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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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中日社区的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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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本艺术家、作家纷纷对昔日充满异域风情的旧中华街的消亡表示哀叹。20世纪20年代中期，好几部怀念地震前盛世的作品出版，包括鹿目省三的专栏文章集。[104]与此同时，华人劳工和日本劳工间零星的冲突与口角也在继续发生。[105]怀旧与敌意，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共同强化了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民族差异意识。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华人更明确地以中国国民的身份融入横滨，这一过程得到了许多新华人团体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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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是蒋介石和国民党人建设统一中国的年代。新的国家权力导致横滨地区代表华人的组织激增，并且它们成为民族的代表。1928年8月，神奈川县对横滨市内的外国人团体进行调查，列出了30个华人团体，其中15个是在1919年后成立的，1919～1923年成立的有8个，1923～1927年又增加了7个。[106]这些组织加强了华人社区与中华民国的关系，并超越了省际差异。它们也标志着政府参与建设海外社团的新阶段。从那时候起，中华民国驻横滨总领事可以用自己的意志更直接地影响中华会馆，甚至能规定会馆的规章和选举操作。[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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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立的华人团体参与了重建工作，并且加强了与祖国相联系的华人身份认同。新组织的名称与任务，也体现出华人与日本人交往时采用了国际关系的语言。[108]比如1919年成立的“中日协会”，旨在游说日本政府为新建立的华人学校拨款，将中华民国驻横滨总领事、横滨市长、神奈川县知事等列为名誉会员。它宣称要促进中日亲善，以及横滨的华人与日本居民共同的文化发展。[109]本着这种精神，1924年4月，该会资助了为中日地震遇难者举办的佛教法事。类似的组织还有1929年成立的“日中同志会”，旨在促进地方的商业、工业发展，帮助横滨复苏经济。[110]尽管这些组织将杂居的社区成员团结到一起，但它们名字中使用的是明确的国际性术语，进一步使得华人和日本人按国家类别区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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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色各样的华人团体，在更强调国家还是地方的问题上有所差别。例如名字相近的“驻日华侨联合会”和“横滨华侨团体总会”，两个组织的领导层和目标都有很大差异。驻日华侨联合会1924年成立于东京，1925年3月成立了横滨分部。其成员与国民党，以及王希天生前领导的“侨日共济会”有重合，其首要目标是提高华人在祖国政治议题中的参与度，倡导将国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他们每周举办国语演讲会，但由于横滨华人和学校广泛使用粤语，所以进展不大。[111]横滨华侨团体总会创办于1926年，与驻日华侨联合会强调爱国主义和平等不同的是，它是横滨华人精英的代表，积极推动中日亲善。横滨华侨团体总会的会员不是个人，而是由现有团体的代表组成。其领导人中很多是第二代横滨华人，包括博雅亭的鲍博公、渣打银行的鲍明常等。[112]当时，这些出生于日本的华人在当地社区中很有影响力。[113]他们有中国国籍，自认是中国人，但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很多人是中日混血。他们的经历和兴趣，自然与新来的中国学生活动家或劳工不同。[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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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町自治联合会”是一个例外，它同时接纳华人、日本会员，避免使用民族化表述。该会成立于1924年4月，发起人是不屈不挠的梁扶初，以及他的日本朋友饭泉金次郎。这一组织自称代表山下町，包括中华街在内，旨在维持其秩序与公共安全，帮助横滨重建，促进自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类似日本大多数城市的邻里组织，但引人注目是，它接纳华人为当地的一员。1927年该组织已拥有300名成员，社会影响力不小。在梁扶初的领导下，他们成功地动员山下町全体居民参与一系列活动。比如1925年1月，华人和日本人齐聚由华人建造的“和亲剧场”，聆听梁扶初的演讲。梁扶初反对横滨市的新市政规划，认为它会影响该地区的重建。这一联合行动，最终迫使横滨市与居民达成妥协。[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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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政治动员、民族成见的共同作用，华人的身份认同得到进一步巩固。20世纪20年代，各个新组织原本是杂居社区内的一个职能单位，但又具备国际关系的形式。然而，即使在社区里，华人身份认同逐渐成为一种组织原则，但横滨华人对当地仍然保持着强烈的依恋。在传统上，地方性认同指的是华人的原籍地；但对第二代华人而言，横滨市在这方面似乎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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