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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华侨身份与日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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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30年代，横滨的华人已广泛接受“华侨”这一流散民族身份认同。[12]这种转变源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华民国政府所设机构的管理和活动。日本的政府机构和独立作家也赞同国民政府的这些政策。20世纪20～30年代，日本关于华侨的研究和著作也认为华侨身份符合现实，对日本的安全和利益至关重要。上述研究有些来自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亚经济调查局、外务省通商局等政府机构，有些来自私人。[13]它们多次警告，东南亚华侨作为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和反日运动的煽动者，对日本的利益构成威胁。以上研究中隐含的战略要求，迫使他们对“华侨”进行了最广泛的定义。今天的“华侨”一词指生活在海外但仍然保有中国国籍的人，“华人”则指那些已经获得外国公民身份的中国人。然而，当时日本方面所做的研究却把所有可能参与支持中华民国活动的人都叫作华侨。他们甚至将混血儿、归化人也算作华侨，从而帮助人们想象出一个由志同道合的爱国海外华侨组成的庞大群体。[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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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出版物宣称，华侨之所以能对日本的经济和外交利益构成威胁，是因为他们有能力组织针对日本的经济抵制活动。据说，这些活动都是国民党精心策划的，比如1928年华侨在海峡殖民地（Straits Colony）、荷属东印度群岛、法属印度支那以及暹罗发起的抵制日货运动，导致日本出口额在当年锐减50%～80%。此事及类似的例子显示，华侨控制了东南亚经济领域中的零售业。[15]1939年日本的一项调查认为，如果不借助华侨在那里的销售网络，“要出售我们的货物［将会］是不可能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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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著作中很少用几页以上的篇幅来介绍在日华侨，但他们都指出在经济、通婚和归化模式等方面，在日华侨与东南亚华侨都有相似之处。[17]这种关于华侨身份共识的主要后果之一是，日本的国策制定者相信，在日华人与更广泛的华侨群体具有共通性，因而是日本国内的潜在威胁。实际上，这些研究证实了中华民国政府对于其海外国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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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两国逐渐走向战争，侨务委员会在横滨扮演的角色必然会与日本政府产生摩擦。横滨的华人教育再度成为争论焦点，因为侨务委员会通过横滨的华人公立学校，向当地社区灌输政治立场。[18]他们通过国语教学宣传中国国内的标准，并且规定要使用国内编写的教科书，重现了一种与日本社会相异的历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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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当局对这个问题很熟悉。从20世纪10年代开始，日本外务省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下属的研究机构就开始关注中文教科书中的反日倾向。他们认为这些是“排日”“辱日”教育，抗议它们损害了日中关系。[19]当日本外事警察发现日本的华侨学校使用的中文教科书里也有类似内容后，多个机构决定采取共同行动。1936年2月17日，内务省、外务省和文部省的官员一致决议，必须查禁这些教科书，要求华人学校进行课程改革，并且告诫中国大使对学校行政人员进行更严格的监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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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外事警察反复对横滨的华人公立学校进行调查。[21]当时的学生凌荫堂回忆，有一天他的老师吴伯康把他们的课本收集起来，在操场上焚烧，以免被日本警察发现。然而，日本警察和文部省在那一年还是两次发现违禁内容，包括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二十一条”等与近代中日战争有关的文字。他们每次都没收了违禁书籍，并且要求学校使用修改后的文本。[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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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当局进一步加强对华人团体的调查和镇压，尤其是那些与国民党有联系的。在那几个月里，国民党分部和驻横滨总领事馆发起了对日本最后的抵抗。1937年8月10日，国民党中央总部要求所有海外党员紧急宣誓对党效忠。[23]然而，日本警察的调查和监视使许多社会知名人士没去参加总领事邵毓麟召开的会议。[24]随后，在12月针对国民党的一次镇压行动中，日本警方将9名国民党人驱逐出境，并且将有党派背景的教师关进监狱。[25]时任中华学校校长吴伯康便是其中之一：日本警察以涉嫌间谍罪将他逮捕，对他进行了三个月的审讯。[26]在好友鲍博公的奔走疏通之下，吴伯康最终获释，但此后学校被日本警方严密监视。[27]神奈川县警方的迫害导致国民党的拥护者要么离开，要么隐藏这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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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内务省并没有将华人全部赶出横滨的意图，它只想消除国民党的影响。当日本在中国华北的军队扶植起北平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日本外务省强迫横滨的华人团体承认该政权。然而，中华民国的外交官对这一侵略行为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据1938年1月15日的《读卖新闻》报道，横滨市华人团体的18位代表在1月14日召开会议，决定悬挂北平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五色旗。在这次会议上，总领事邵毓麟含泪站在代表们面前，请求那些不愿意悬挂五色旗的人和他一起走出会场。有几个人跟着他走了。[28]第一个无视中华民国总领事馆的反对，悬挂起五色旗的华人团体是福建联合会，该会主席何直次郎于1月14日中午易帜。虽然中华民国总领事馆的支持者立即扒下五色旗，但他们无法阻止福建人在二楼挂出另一面旗帜。[29]这些行动表明，华人群体内部存在不同意见，尤其是被社区中占多数的广东人边缘化的团体。[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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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18日，中华民国大使许世英在离开日本前不久访问横滨时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当他在中华会馆发表演讲时，一个日本警察跑到台上，强行撤下大使旁边的两面中华民国国旗，试图改挂五色旗。许世英大声抗议道：“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我走后你可以把它们拿下来，但我在的时候，你不能碰它们。”许世英的大使特权发挥了作用，但仅仅是在那一刻而已。[31]不久之后，横滨市的大部分华人建筑都升起五色旗，就连一度是反日堡垒的横滨中华公立学校也不例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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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事警察在记录中称，事态的发展是华侨社区摆脱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总领事馆的束缚，向“中日亲善”方向倾斜的表现。[33]随后，日本政府于1938年1月成立了一个新的保护伞性质的组织，名为“旅日华侨联合会”。1938年4月，北平的傀儡政权也在东京设立了华侨事务办公室。[34]而到1939年12月，日本内务省开始筹备成立新的保护伞性质的组织，名为“全日华侨总会”。这个组织将作为汪伪国民政府的联络机构，在日本的兴亚院，即一个设于1938年、主要处理中国沦陷区事务的高级组织的指导下工作。[35]根据其章程，“全日华侨总会”旨在协调华侨团体，“统一大日本帝国各地的华侨团体，促进中日亲善，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增进华侨的整体福利”。[36]兴亚院为“全日华侨总会”提供资金，1943年1月的花名册说明日本对这一组织的监视程度：三个职位由日本警察出任，包括参事、主事和书记。[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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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方式，日本的外事警察引导现有的中华街团体向亲日立场转变，甚至构建出一套新的全国性华侨组织网络。这与日本国家的战略构想是一致的，即承认并利用华人民族主义情感的力量。只有华人表示支持，才能增强这场冲突作为泛亚洲“解放战争”的合法性。卜正民用“合作主义”（collaborationism）一词来描述在日华人的这种行为，它指的是“支持性地参与占领者的任务和意识形态”，这一含义与“通敌”有区别，后者意为“在占领国力量施加压力的情况下，继续行使权力”。横滨华人并没有生活在占领区内，社区领袖的日常行为也很少为占领提供直接帮助。[38]胁迫下的“合作主义”，是日本政府将民族自决的理想与日本帝国对外扩张的必要性进行调和的手段。[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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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华人的爱国主义和“合作主义”在“中日亲善”的口号下结合起来，并且得到了合理的解释。[40]战争期间，即使只有少数人真的相信这套说辞，但花言巧语还是有实际效果的。横滨华人社区成了中日关系的象征性典范，日本当局将华人社区完全保留下来，使之基本处于和平状态：他们仍然是华人，不会被驱逐出境，也不会像台湾地区和朝鲜半岛的人那样被强行纳入日本政体。[41]日本官方也不把华人关进集中营，就像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对11万名日裔美籍公民所做的那样。[42]作为回报，日本的外事警察要求华人参加阅兵式、庆祝活动，在广播上做宣传，以支持日本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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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日本研究者认为，日本的华侨可以帮助构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提倡者之一是松本於菟男，他是南洋协会的理事之一，该协会是一种针对东南亚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政策研究机构。他在中文杂志《华文大阪每日》中提出，南洋华侨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是“有害无益”的，这源于他们多年来在“白种人的权威”下丧失了亚洲意识，对日本产生了错误的看法。松本相信，在日华侨对扭转这种局面有所帮助，因为他们“比其他中国人更多地看到了日本人的诚意，已将中日合作付诸实践，并且为复兴中国的重建工作做出了贡献”。[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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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快结束时，日本政府的决策者给在日华人指派了类似角色。比如1944年4月，日本大东亚省的大东亚相制定了一个秘密计划，准备利用在日华侨达到三个目的：协助宣传、运输、调查敌国领土；招募中国苦力来日本矿山和港口工作并监视他们；向“大东亚共荣圈”内部及外部的中国人进行“启蒙”。[44]目前尚不清楚大东亚省在多大程度上执行了这一计划。考虑到日本不断恶化的军事形势，以及他们在中国和东南亚各地对中国人和华裔的暴行，这种行动是否有效是个疑问。但大东亚省的计划告诉我们，日本政府无意将华人归化为日本臣民；直至战争的尾声，他们还是认为让华侨扮演“正宗中国人”的角色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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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华侨责任，“滨之子”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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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解战时与日本政府合作对横滨华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关键是要看谁选择留下，谁选择离开。在战争前两年，神奈川县约40%的华人选择回国，其中大部分人是在1937年下半年离开的。[45]这一举动，既出于对日本侵华的政治抗议，又有经济崩溃的原因。从1937年8月中旬开始，中华民国驻横滨总领事馆根据8月3日电报政策的指示，鼓励中国同胞自愿乘坐日本邮政或半岛东方邮轮公司［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P&O）］的轮船回国。[46]在1937年秋，因为局势不明朗、船运中断，加上日本的商业限制，来自中国的金融交易和一般商品销售额减少了90%，食品和纺织的销售额减少了50%，出口减少了70%。进口额则接近零。[47]如同1894年和1931年所发生的那样，很多企业关门歇业，包括一些老字号和知名餐馆。[48]华人社区还面临着来自日本社会的敌意。和甲午中日战争时类似，日本人在中华街的贸易额和消费额都出现了明显下降。1937年7月之前，中华街顶级餐馆的每月收入为5000～8000日元；到秋天时，这个数字已经跌到每月1500～2000日元。更糟糕的是，零星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一个日本人因为向中国领事馆的窗户投掷混凝土块而遭到逮捕。[49]根据日本警方的记录，由于华人回国和日本社会的排斥，1937～1938年的中华街变成了一块“荒凉之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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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对国民党人的镇压，加剧了社区居民的不安。被驱逐出境的人中，有刚从早稻田大学毕业的莫伯贤，他被迫将妻儿留在了横滨。[51]很多人被关在监狱里，遭受了几个月残酷的刑讯折磨。有人从警察局楼顶跳下自杀，而被驱逐出境的人中有些精神失常，在回国途中上吊自杀。[52]还有一则轶事可以说明横滨华侨在战时面临多大的危险。从1900年起居住在横滨的鲍胜昌，因为加入国民党而被日本警察逮捕。1938年初，他和家人被驱逐出境，从此失去了个人财产。由于在战争期间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照顾，又没有获得日本的战后补偿，心灰意懒的他转而背弃国民党，并且告诫子女们千万不要参加任何政治组织。[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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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被驱逐出境者外，直接回国的人大部分是短期居民，如移民劳工、流动商贩和学生等。这些群体在日本经济基础薄弱，能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自由来去。比如1938年8月20日离开横滨前往香港的“浅间丸”上搭载了170名华人，其中100名是学生。[54]对于那些在横滨有较深的家族或商业根基的华人——确切地说，那些在民族依恋和地方依恋间徘徊的华人——而言，回到祖国的决定可能会留下某种创伤。在1931～1932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期间选择离开的华人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他们不愿重蹈覆辙。许多人显然在1937年认为，他们宁可在战争中多熬一会，时间应该不会太久，也不愿失去一生的财产和积蓄。[55]战争结束前的人口统计数据表明，与19～20世纪之交时由单身汉和旅居者组成的华人社区相比，这次选择留下来的人表现出了更稳定的居住模式。他们的性别比例相对平衡，家庭规模一般也更庞大。[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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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个人的经历告诉我们战争是如何撕裂家庭的。叶肖麟（出生于1915年）回忆，1937年有很多华人男性离开，将子女与日本妻子留在了横滨。她目睹男人们登上开往中国的轮船时，他们的妻子“站在中华会馆门前，哭声不止”。叶肖麟的母亲带着她的弟弟跟随那艘船回国，但叶肖麟和她的丈夫留在了横滨。[57]凌荫堂的父亲也在1937年去了香港，把刚到上大学年龄的凌荫堂留下。[58]战争也以其他方式拆散了家庭。正如引言所述，饭馆老板鲍博公的两个兄弟选择加入日军，一个当军医，一个当中文翻译，而后者死于大陆战场。他的最后一个兄弟在中国国民政府军队中当军医。[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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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战争刚开始时日本就爆发了反华情绪，但横滨的各个团体都鼓励华人留下来，承认他们对当地经济与社会的重要性。山下町协会、卫生联合会和神奈川县都劝说华人留在中华街，继续经营自己的生意，甚至还散发小册子，承诺即使战争升级，也会给予华人一贯的待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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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显示，横滨中华街里华人和日本人的关系在战争期间恢复了正常，至少与日本其他地区相比是这样。柳杏莲（生于1906年）回忆，在战争期间生活拮据时，她的家人得到一个在面条厂工作的日本友人的帮助，获得了额外的援助。遗憾的是，当这位友人被送上战场后，这种慷慨行为也戛然而止了。[61]更年长的华人注意到，日本孩子和华人孩子继续在街上嬉戏，华人在战争后期也参加了防空演习，并且领到配给的口粮。[62]华人社区的地方文化在学校里延续，华人小孩继续在家里夹杂着使用广东话和日语。用广东话唱的校歌富有华人社区的地方特色：“富士山茫茫，滨港水洋洋，为我中华公学堂，山高与水长。”[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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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料理依然是横滨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持续的食物短缺导致大多数餐馆停业，但中华街里的很多中餐馆仍继续营业。1938～1941年，因为频繁地为日军士兵及家属准备告别宴会，中餐馆的生意甚至出现了小规模的繁荣。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中餐馆继续靠黑市交易为顾客服务，当黑市上的货源不足时，则用鲸鱼肉或马肉代替猪肉来烹制咕噜肉。[64]华人们苦苦支撑，到战争后期，中餐馆的食材每天只够营业两个半小时。战争结束时，超过54%的华人劳工都在中餐馆里工作。仅次于餐饮业的是裁缝和服装销售业，其从业者大约占劳动人口的11.1%。[65]这一转变至关重要，使中餐馆在这一地区的商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为战后横滨中华街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融合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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