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61763
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华侨身份认同启示录
1702961764
1702961765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战时中国的傀儡政府宣布投降后，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恢复了在日华人的代表权和管辖权；这一转变意味着他们现在已经是同盟国国民，享受其身份所赋予的所有裨益。此外，同盟国占领军并不干涉中华街的生活；在日本的观察者看来，这一地区恢复了事实上的治外法权状态。[16]
1702961766
1702961767
尽管中华民国的代表和同盟国占领军找到了鲍启康和其他曾与汪伪政府合作的华人，但诸如中华会馆这些民间团体的成员并没有受到影响。尽管曾公开支持战争，但战争结束后，这些横滨华人社区的领袖东山再起，其影响力未有减损。1945年9月，在原中华会馆的旧址上成立了临时的横滨华侨总会。其选举以民主方式进行，以市民大会的形式召开；华人齐聚新建的关帝庙聆听演讲，然后一一投票。[17]鲍博公当选为第一任主席，任期从1946年3月至1947年3月。陈洞庭在1950年6月当选为主席，任职至1952年3月。其地位的合法性似乎并没有因为与日本当局的合作而受损。考虑到他们共同的战时经历，当地社区很可能理解两人在战争期间做出令人不快的行为是迫不得已的。
1702961768
1702961769
1946年3月，代表中华民国的驻日代表团正式成立横滨华侨总会，将其作为遍布世界的华侨协会网络中的一个官方节点。[18]在1952年日本与台湾当局正式确立“外交关系”之前，横滨华侨总会的注册证可以暂时代替护照的功能。[19]作为同盟国国民，华侨享有不少经济利益，包括物资的优先配给、免费乘坐火车等。根据1947年2月28日《经济新闻》上的文章，横滨华侨总会的注册制度还具备纪律惩戒功能，因为总会可以通过拒发物资配给券来惩罚不法行为。
1702961770
1702961771
这些优势使1945～1952年成了日本华侨经济的“黄金时代”，一个华侨企业和中日合资企业蓬勃发展的时代。设于东京、神户、大阪的华侨贸易公司利用中国同盟国的地位，以及自己与中国各地的联系，迅速发展壮大。由于占领军限制日本人与外国人来往，很多华侨也受雇于日本企业，从事对外贸易。[20]资本在华侨手中积累，再加上糖、其他食物、纸张配给的优先权，华侨经营的糖果店、餐馆、报社和杂志社在日本各地蓬勃发展。[21]
1702961772
1702961773
相比之下，横滨华侨没有恢复大规模的进出口业务，因为同盟国占领军已经占用了该市的大部分港口设施。但在那些美军征用地附近，横滨华侨通过白市及黑市贸易获利颇丰。他们将很多商品从占领军士兵个人手中买下并直接转手给华人，或从中国海峡两岸运来商品。关于横滨华商神秘采购能力的传说广为流传，他们可以供应一些其他地方无法想象的稀缺产品，比如大量的青霉素。[22]
1702961774
1702961775
华侨身份认同在强制登记与经济利益的刺激下，获得了新的具体含义。但这也产生了一种共识，即对华人和日本人而言，民族、领土和政治统一都是相互关联的条件。然而，这种共识却被中国的内战所打乱，这场内战将中国分裂为两个部分，海峡两岸都试图代表海外华人。
1702961776
1702961777
1702961778
1702961779
1702961781
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冷战与横滨华人
1702961782
1702961783
蒋介石输掉了中国的内战，败退到台湾后，他的冷战盟友包括日本在内，仍然视台湾当局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台湾当局的代理人继续控制着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社区，尽管他们的影响力日益受到大陆支持者的挑战。海峡两岸的关系，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在所有海外华人社区中表现出来的。对美国反共州、温哥华、巴拿马的唐人街研究显示，冷战刚开始时，国民党在这些地区有压倒性优势，经常公开打压支持大陆的华人团体。[23]相比之下，日本境内的亲大陆团体在当地获得了大量支持。这些团体持续性的影响力，既是日本太平洋战争的遗产，也与横滨当地的实际情况有关。
1702961784
1702961785
在日本，两个敌对派系通过出版和教育，宣传各自的华人身份认同观念，类似20世纪初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斗争。1948年，日本有两份华侨办的报纸，发行量各达50万份，还至少有25种活跃的华侨杂志。规模最大的几种报刊背后有商业投资，以日文出版，面向日本读者。这些报刊的名字往往很笼统，如《国际新闻》或《政治经济新闻》之类，不怎么透露发行人的国籍。[24]但到1949年以后，与中国共产党或国民党有明显联系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类报刊通常在报刊名字中加入“华侨”一词，试图以此影响读者对于华人身份认同的理解。
1702961786
1702961787
1949年7月由华侨民主促进会创办的《华侨民报》，是一份亲共产党的报纸。作为机关刊物，该报在国共内战临近尾声时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事业。[25]该报和其他亲共报刊试图通过攻击其他华侨办报纸的商业化取向，来维护自己意识形态上的领导地位。[26]为台湾当局服务的报刊，例如1956年创办的《华侨》，同样积极动员其读者，确立华侨作为华人身份认同的主要形式。
1702961788
1702961789
通过鲍博公、吴伯康的努力，在台湾驻日代表团的主持下，1946年9月建起了一座新的横滨中华学校。学校规定全部采用国语授课，并且使用台湾教育主管部门选定的教科书，这在横滨是史无前例的。教科书的内容包括旨在培养中国认同的爱国主义课程，以及拥护台湾当局领导人的文章。[27]当时这所学校的小学、初中和夜校部总共招收了1000多人，占神奈川县华人人口的20%。[28]因此，这所学校在社区具有非同寻常的社会意义，而冷战在亚洲的展开，引发了一场争夺学校控制权的全面斗争。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下旬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与美军及韩国军队作战。在日本的华人，尤其是教育工作者的忠诚度，成为驻日代表团、同盟国占领军和日本政府非常关心的问题。横滨中华学校从东京聘请的华人教师中，大多数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坚定支持者，并且组织关于新中国的读书会。这种对新中国的态度也影响到了学校的校长们，其中两名校长辞职回国，去建设新中国。[29]
1702961790
1702961791
这些年里，中国政府积极行动，利用华侨的乡愁，鼓励海外华人回到祖国。但这一政策让很多国家感到恐惧，担心中国共产党会把华侨变成它的第五纵队，于是很多非共产主义国家采取了镇压措施。[30]在美国，由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发起的对共产主义支持者的调查，与打击中国非法移民的行动双管齐下。因为非法——即所谓的“契纸儿子”（paper son）——移民申请的案例在美国华人中非常普遍，所以联邦调查局、移民与归化局能够有选择性地以遣返回国来威胁左派人士。[31]
1702961792
1702961793
横滨左派华侨的活动也引起了日本政府和台湾当局的注意，他们认为这是共产党领导的渗透和颠覆活动的前兆。日本共产党与日本境内华人、朝韩激进分子的组织联系，让这种危险看起来相当真实。[32]同盟国占领军在1950年6月的红色大清洗中取缔了日本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赤旗》，其作者和编辑继续在《华侨民报》的资助下出版。[33]然而，日本官方并不能利用移民法来进行遣返回国威胁；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得到了不少日本知名人士的支持，包括作家竹内好、日本社会党领袖浅沼稻次郎。[34]另一个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是日中友好协会（1950年10月1日成立），该协会为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基层外交提供了便利。[35]
1702961794
1702961795
台湾当局试图通过对华侨团体的主导权来抑制在日华人中的左翼倾向。1950年3月，国民党派遣一名军事代表到东京，以整顿驻日代表团、东京华侨总会的领导层。[36]1951年春，驻日代表团试图镇压普通华侨中支持大陆的人，威胁将以政治不忠诚为由，撤销他们的登记文件。这种忠诚条款，以及试图干涉当年5月东京华侨总会选举的拙劣举动，激怒了华人社区。当亲大陆的领袖被选举出来后，1951年8月驻日代表团另外成立了一个亲台的东京华侨总会。[37]
1702961796
1702961797
两个月后，当中美两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僵持对峙时，台湾驻日代表团的代表来横滨中华学校视察。代表们对春夏之交东京的那场分裂斗争记忆犹新，当他们看到向1911年辛亥革命烈士致敬的横幅上写有“解放”字样时，不禁火冒三丈。对他们而言，这个词代表着共产主义革命，即将中国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驻日代表团当即开除校长，夺取学校董事会的控制权，并且无视家长和教师协会要求从该社区任命新校长的请愿。[38]
1702961798
1702961799
1952年8月1日，驻日代表团专横地任命从东京来的新校长王庆仁及其他20名新教师。当愤怒的家长、教师和毕业生来到学校操场，要求将这些新学校职员赶走时，驻日代表团叫来日本防暴警察，将人群驱散。所谓的“学校事件”就此爆发，导致横滨的华人团体分裂为两派。在整个8月，社区里大多数支持大陆或反对驻日代表团行径的人，召开了数次会议。他们强烈谴责驻日代表团对当地社区民主管理的干涉，谴责学校董事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39]台湾驻横滨机构的报告记载，亲台湾的观点认为，共产主义“匪帮”已篡夺学校的控制权，正在推行赤化教育。《每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也将“学校事件”说成是一场反共斗争。[40]然而，这场反对运动期间保存下来的书信里却没有太多意识形态色彩。老师、学生和家长认为，他们反对新校长，是因为外部权力的干预（介入）。[41]当时在校生的回忆录也表明，他们支持自己的老师，反对他们眼中的外来暴政。总而言之，运动中地方自治的愿望是占主导地位的。[42]
1702961800
1702961801
正如1899年围绕大同学校的纷争一样，各派名义上由其领导人的政策决定，但构成各派基础的支持者则根据更具有地方性的考量聚在一起。在反对驻日代表团的运动中，参与者挨家挨户地敲门，宣传地方自决权和集体决策权。活动的参与具有民族包容性：同时用中文和日文发表宣言，并且其中一位领袖是华人居民的日本妻子江川鹰。[43]驻日代表团在当地社区的代表合法性已被削弱，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败退台湾，另一方面是因为驻日代表团依赖日本的防暴警察，这让人回想起战争期间日本警察对当地社区的压迫。[44]
1702961802
1702961803
9月1日，反对派在自己选出来的校长乌勒吉的主持下，另外举办了一场开学仪式。驻日代表团的回应是召集一支台湾水兵小分队，强制终止了仪式。当乌勒吉和老师们强行冲进教室时，日本的防暴警察过来驱散了他们，并且逮捕了乌勒吉及其他8人。[45]次日被释放时，他们因为反抗国民党和日本警方而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在1952年以来的很多回忆录和文章中，此事件为一个全新的横滨中华街社区的诞生提供了戏剧性的叙述。[46]当然，亲国民党派系的人对此有不一样的看法：台湾驻外机构向上级报告说，“匪帮”在朝鲜和日本共产党的指使下，暴力夺取学校的控制权。[47]
1702961804
1702961805
尽管有这样的观点，但横滨市的大部分华人还是团结在乌勒吉和原来的老师们周围。由于学校被警察下令封锁，反对派的家长们提供了14处私人住宅充当教室。在1953年新校舍在横滨的山手区建成以前，学生们都是这样分散上课的。1952年在原中华学校就读的近830名学生，有近600名转校到横滨山手中华学校，跟原来的老师上课，只有约70名学生继续在被国民党控制的中华学校就读，该校现在被称为横滨中华学院。[48]剩下的160个学生，主要是富裕家庭的孩子，选择了日本学校或美国人在山手开办的教会学校就读。正如当地人所说，“厨子们把孩子送到山手中华学校，大饭店老板们把孩子送去美国学校或日本学校”。[49]
1702961806
1702961807
反对驻日代表团的独立斗争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故事，但反对运动发生在一个被地缘政治决定的地方。他们的斗争将他们与大陆的官方机构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持续性地获得东京华侨总会等机构的资助。这种依附性导致他们和日本警方的对立关系，后者与台湾当局代表一起调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集会，并且施压让他们的子女改上国民党控制的学校。[50]亲大陆派的华人也受到了横滨社会的歧视。当学校的组织者第一次试图在横滨双叶区购买土地时，土地所有者拒绝了他们，因为他听说新学校将在这里进行“赤化”教育。[51]即使在山手的校舍建好以后，台湾驻外机构还是通过其影响力，阻止神奈川县根据日本1947年颁布的《学校教育法》批准其办学。1953～1957年，台湾驻外机构多次向神奈川县知事内山岩太郎施压，拖延或阻碍学校的申请手续。直到1957年日本共产党人出面干预，并且知事无法再阻挠相关委员会审查和批准申请为止。[52]
1702961808
1702961809
横滨华人的这种分裂，将华人与冷战阵营的选择联系在一起，催生了两套社区机构的产生。“学校事件”发生后的家长会逐渐演变成1953年的横滨华侨妇女会。[53]为与之抗衡，台湾驻外机构在1955年建立了横滨自由华侨妇女会。至于横滨华侨总会，在1953年5月的选举中，亲大陆派本来赢得了控制权，但投票后台湾驻外机构宣布选举无效。[54]三个月后，台湾驻外机构策划了另一场对自己的铁杆支持者有利的选举。亲大陆派遂于1960年7月另建横滨华侨联谊会，以复制横滨华侨总会的功能。[55]
1702961810
1702961811
若不在双方的斗争中选边站，那么任何人都几乎没法继续在华侨社会里待下去，这种情况有可能使所有的集体活动都变成政治斗争。战后不久，华侨青年总会积极组织体育活动，带领社区居民参加横滨市一年一度的港区节。但在“学校事件”发生后，华侨青年总会减少了活动；正如李福泉（1926—2009）所说，因该组织的成员在前期主要是亲共产党人士，所以加入它的人也会逐渐有此倾向。[56]国旗问题尤为敏感，很容易引发争议。[57]由于国旗问题，华人差点没法参加1958年的横滨开港一百周年庆典活动，该活动由横滨商工会议所组织。李福泉当时在横滨中华街发展会工作，该组织成立于1956年，旨在促进华人企业和日本企业的经济合作。中华街发展会收到商工会议所的建议，要他们派舞龙队、舞狮队参加庆典活动。但李福泉发现，要说服两个派系一同参加谈何容易：即使把他们分在不同的舞龙队、舞狮队，双方还是不允许对方挥舞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国旗。正如李福泉所言：
[
上一页 ]
[ :1.70296176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