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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17.如何看待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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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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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是一项震惊世界、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是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部分，特别受人关注，褒贬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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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农民认识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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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民问题，斯大林并不熟悉。1928年苏联发生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认定危机是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造成的，对私有农民的评价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强调小农经济是和资本主义经济“同一类型的经济”，［1］说基本农民群众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一直在走“旧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2］“个体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3］与此同时，斯大林还宣布小农所从事的个体经济已毫无生命力，说“大部分不仅不能实现逐年扩大的再生产，相反地，连简单再生产也是很少有可能实现”，［4］“我们在个体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不能进一步发展的”。［5］总之，斯大林此时已全面否定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把农民特别是那些仍想保留小生产者地位、不愿无条件服从苏维埃决定的农民和他们的经济，都划到社会主义对立面——资本主义一边，把它们定性为资本主义或准资本主义的阶级和经济，把它们视为社会主义前进的主要障碍，最大的潜在敌人，最危险的复辟根源，应该立即予以消灭的阶级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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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斯大林提出通过农业全盘集体化来改造个体农民、防止分化实现平等的计划。斯大林自己说他的计划是列宁合作社计划的继承和发展。实际上，它是消灭小私有农民的计划，同列宁的晚年思想有着重大原则区别。列宁主张“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使他们认识到合作社的好处，人人能在自愿的基础上加入合作社。列宁认为，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不是短期能够完成的。［6］而斯大林却要用行政命令甚至惩罚镇压的方法强迫农民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私有的生产资料全部交公，同时进入集体农庄。斯大林创建了暴力剥夺农民的理论，并进行了第一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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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盘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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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的非常措施表面上似乎获得积极成果，在一段时间内国家收购到更多的粮食；实际上它使本已存在的农业问题更加严重。个体农民经济受到打击排斥，许多富裕农民缩减耕地，屠宰牲畜，甚至弃地出逃，自我消灭经济，农业生产日趋衰退。另一方面，行政命令和惩罚镇压盛行，使国家难以通过正常的城乡贸易往来解决粮食收购问题，更无法靠它调整好工农关系。面对农业危机的加深，斯大林决定进一步向资本主义进攻，向小私有农民进攻，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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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1月，斯大林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中宣布，农业已发生“根本转变”，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让农民“一批一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要“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7］即要求立即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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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党中央召开全会，宣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新的历史阶段已经开始了”, ［8］提出要加快集体化速度。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像斯大林说的那样，并没有出现集体化运动高潮。到1929年10月初，全国只建立了67400个集体经济组织，参加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仅占全国农户的7.5%，而中农户仅占全国中农户的3.3%。绝大多数农民特别是中农对参加集体农庄仍持观望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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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为的推动下，集体化运动在1929年底有了新的巨大进展。不过，情况十分混乱，冒进发展与等待观望并存，有形无形的阻力普遍存在，问题成堆。为了尽快实现全盘集体化，1929年12月5日成立“全盘集体化地区委员会”（通称特设委员会）。经过讨论，委员会认为在5年内可以基本实现全盘集体化。1929年12月22日，委员会将决议草案提交党中央政治局审查。12月25日，斯大林写信给莫洛托夫，认为“这份草案不太合适”，［9］并亲笔把委员会建议的期限缩短了一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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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月5日，党中央通过了《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规定“在五年计划期间，我们不仅能按照五年计划的规定完成20%的播种面积的集体化，而且能完成绝大多数农户集体化的任务。像伏尔加河下游、伏尔加河中游和北高加索这些主要产粮区的集体化，可能在1930年秋季或至迟在1931年春季就基本上完成；其他产粮区的集体化，可能在1931年秋季或至迟在1932年春季基本上完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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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盘集体化运动的迅猛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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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的党中央决议是一项脱离实际、无法正常完成的决定。但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委却从其中领会到中央的急迫心情，纷纷不顾实际情况提高任务指标，决定“在1930年春季播种运动期间”完成集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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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级的强大压力下，基层干部大多采取行政命令和威胁惩罚的办法，强迫农民立即加入集体农庄。对拒绝者，或威胁剥夺其选举权、不提供工业品；或干脆宣布其为“准富农分子”、“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没收其土地和财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情报处报告说，中央黑土地带乌斯曼专区安年斯克区从1929年12月24日到1930年1月5日，共逮捕了144人，其中80%是贫农和中农。用这种恐怖手段，该区的集体化比例在几天内就由26%猛升为8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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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集体化运动兴起了。1930年1月，有300万农户加入；2月又有700万农户加入。据集体农庄中心的统计资料，1929年10月1日，全苏加入集体经济组织的共有194.3万户，占全体农户的7.5%；1930年1月20日，共有439.3万户，占21.6%；1930年2月20日，共有1367.5万户，占52.7%；1930年3月20日，共有1393.7万户，占5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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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建集体经济组织时，各地纷纷越过被中央决议称为“过渡形式”的劳动组合，建立起农业公社。在西伯利亚，1930年3月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公社占43%，劳动组合占39%，共耕社占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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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牲畜家禽是否公有化问题曾经有过犹豫。1930年2月6日，公布了经斯大林同意的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没有对牲畜家禽等是否应该公有化的问题表态。但《真理报》于当天呼吁将母牛集体化作为反对富农的手段。次日又强调劳动组合应向农业公社过渡，并赞扬公社的思想。2月20日，报刊指责对农民的牲畜工具给以偿付是阻碍贫农加入集体农庄。这些说法使地方干部和群众觉得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公社将农民的住宅、大小牲畜、家禽，统统收归公有，许多劳动组合也仿效实行。有的地方甚至将家用的炉子、茶壶、水桶也收归集体所有。1930年1月20日，耕畜公有化的程度为17%，2月1日达到52%，2月10日达77%，3月1日更达81%。［15］农民采取消极对抗策略，在加入集体农庄之前大量屠宰牲畜。仅1930年2—3月间，全苏就有1400万头大牲口被杀，猪的存栏头数减少了三分之一，羊减少了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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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盘集体化的强制推行，引起农民的普遍不满和愤慨。仅在秋冬两个季节，就有9万封信写给斯大林和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控诉农村发生的种种荒唐事情。有的农民公开抗议，甚至举行武装暴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绝密报告说，1930年2月和3月共发生群众性骚动7576起，暗杀恐怖活动3263起，散发传单事件2009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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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斯大林并不认为政策出了什么问题，继续大力推进集体化运动。他指示《真理报》于1930年2月3日发表一篇社论，说最近做出的关于1930/1931年度集体化水平达到75%的规划，并不是最高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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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局势的持续动荡最终引起上层的不安。1930年3月2日，斯大林发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文章完全肯定全盘集体化运动和党的相关政策，说“党的任务是：巩固既得的胜利，有计划地利用这些胜利以求进一步的前进”。文章谴责了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强调集体化必须遵循自愿的原则和采取劳动组合的组织形式，同时把出现“偏差”的责任推到地方干部身上，说“一些党员产生了鲁莽情绪”，“某些同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17］3月14日，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责成各级党组织制止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实行集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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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文章和中央的决议完全回避了自己的责任，不检讨自己对农村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对集体化速度的过高要求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反而把错误全推给下面，许多地方干部还为此受到惩治。1930年夏，克鲁普斯卡娅在莫斯科鲍曼区党代表会议上指责集体化的做法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并说不能把中央自己所犯的错误推到地方机构身上去，但遭到卡冈诺维奇的严厉斥责。［18］6月9日，《真理报》刊登了工人马马耶夫的信。他在信中勇敢地提出，“究竟是谁的头脑被冲昏了？”并说“决议和实际是南辕北辙，应该讲出自己的毛病，而不要以此来教训基层党员群众”。马马耶夫被当做右倾分子开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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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夏，那些纸面上的和强行建立的集体农庄瓦解了。到9月1日，有1000多万户农民退出了农庄，入农庄的农户总数回落到年初的水平，或者说，几个月的全盘集体化运动高潮的成果实际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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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富农阶级政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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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农被认为是剥削者、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早在1918年，富农就遭到致命的打击。这一时期，苏维埃政权依靠贫农委员会剥夺了富农的5000万俄亩的土地，没收了价值200万卢布的农具和役畜。同时，向富农摊派和征收了100亿卢布的赋税，征缴了6300万卢布的罚款。富农的势力遭到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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