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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21．斯大林是怎样控制意识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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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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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淹没在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之中。而对意识形态极为严密的管控，又使执政党的思想理论和整个国家的科学文化长期受制于僵化理论教条的束缚而得不到创新发展，使苏联在现代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特别在新科技革命中败下阵来。因此，要深刻了解、认识苏联，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就是要了解斯大林是怎样控制意识形态的。这个问题在苏联时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学术界很少敢于触及，只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公布了大量材料，才使这个问题得以为外界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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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斯大林是怎样控制意识形态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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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从斯大林当政开始就通过管控意识形态的载体来控制意识形态。大家知道，当时意识形态的载体从物的方面来说，主要就是书刊和报纸；从人方面来说，就是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从人的活动方面来说，就是新闻出版、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各种表演和演出等等。掌控意识形态，就是掌控书报、新闻出版和各种演出活动，掌控知识分子和文化人。那么，怎样掌控这些人和物，以及文化人的活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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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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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一是建立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二是不断展开意识形态的大批判运动，三是制定严格的意识形态标准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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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看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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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存在书报检查制度的传统。沙俄时代，有名的第三厅就是行使书报检查职能的。革命者深受书报检查之苦，所以，从赫尔岑到列宁都不得不流亡到国外，去办不受检查的革命报刊，从事革命的宣传和鼓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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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之初，出于回击反革命报刊疯狂反扑的需要，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书报检查制度。但当时就在《关于出版的法令》中声明，这是“一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只要新社会秩序一经巩固，便将撤销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照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的充分自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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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诺言并未兑现。随着革命后政治形势的逐渐稳定，非但没有放松对出版物的行政管制，反而越来越拧紧了行政管制的螺丝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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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党内以卢那察尔斯基为代表的一些人物，也曾同书报检查中的专横粗暴做法作斗争，企图通过制定出版法对此加以规范和限制。但这一尝试以失败而告终，最后还是以党和政府的一系列决议和法令作为书报检查的依据，由它们实际构成了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包括：创办期刊和出版社的批准许可制度；事前检查和各类演出的检查制度；编制查禁流通作品和书籍的清单；对印刷工业采取监督措施；各部门对各自领域的出版事业实施监督；实行国家对经典作家、教学参考书和已故俄国作家初版档案的初版垄断权；实施对报刊犯罪的惩罚措施；对所有以图书馆藏为目的的出版物实施登记、检查，等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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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书报监督检查体制，在1922年至30年代初是由图书文献和出版事业管理总局（简称“出版总局”）集中实施的。出版总局经由两条途径贯彻俄共（布）中央的书报检查政策：一是“采取行政手段和书报检查追究手段”；二是“采取意识形态压力”。前一措施，包括查禁报刊和出版社，压缩印数和实施罚款，以及对责任人进行法律制裁和审判；后一手段包括同编辑部谈判，给它输送合适的人选，裁除不可用的人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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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政治局1923年的实施细则，对出版物要按其一定倾向进行分类，对每一类出版物的检查都提出特别的要求。文艺类的作品，凡是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或者有低级趣味的，一律禁止；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类作品，凡是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又面向广大读者的，一律加以查禁；严禁有反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经济类书籍，但有学术和实用价值者，限量发行；宗教类书籍只有属于祈祷性质的才许可出版；对青少年读物限制很严，只有能促进“共产主义教育”的才允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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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报检查实施细则除上述外，还包括“不准出版不应公开的资料（国家机密）和对党和苏维埃政权带有明显敌视性质的文章”，不准许出版“在主要问题上——包括社会舆论、宗教、经济、民族问题和艺术等等方面，具有敌对性思想”的作品，不准出版低级趣味的报刊、诲淫作品和不良广告等；对文章中“有损害党和苏维埃政权威望的最敏感的文字（事实、数字、评价）”，要加以删除；暂停个别出版物或缩减印数，关闭有犯罪活动的出版社，并对其负责人交法庭或转交地方政治保安局处理。仅从文字上看，这些规定似乎在当时并没有错，但后来被斯大林用来针对党内反对派，就变了味，发生了严重的歪曲和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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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书报检查文件中，还规定了出版总局同内务人民委员部、契卡、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密切关系。这主要包括：（1）上述各安全部门的政治机构，“要在监视报刊发行、交付印刷、书籍贸易和进出口国境的出版物上，提供技术帮助”。——这里所说的“技术帮助”，主要是指提供警力；（2）在任命出版总局三头目时，对其中一位的任命，必须同国家政治保安局协商确定；（3）国家政治保安局政治监察部门对已由出版总局实施事前检查予以放行的出版物，再行实施事后检查，并对违法者提起诉讼和没收有关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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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不是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逐渐走向宽松，而是越来越趋严厉，书报检查所包括的范围也越来越加广泛。这集中体现在出版总局权力的逐步扩大及其职能的与日俱增上。而随着出版总局权力和职能的扩大，它自身的机构也日益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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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在出版总局下成立了演出和剧目监督委员会，负责对各种演出和各艺术类别目录的监督。随着无线电广播事业的出现，出版总局也承担了对其各项事务的监督。随后，对音乐录音制品的监督，对广告的监督等，也都归入了它的职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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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查禁出版物的数量看，1925年出版总局和列宁格勒出版局查禁了221部书。1926年禁行了4379期国外期刊、5276部书和2674件印刷品邮件，还裁削了975部作品。［3］到1938年，仅前9个月经事前审查，就查出12588条不能公布的属经济和军事秘密的信息，还查出了23512处属“政治思想方面的歪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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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总局也负责对进出口印刷品的监督，以及对图书馆藏和市场流通图书的检查和管理。出版总局下设国外部，专司对进出境出版物的检查。查禁的范围包括这样一些出版物：“有违背和敌对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唯心主义倾向的”，“作者属反革命者和死于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者”，甚至“包含有赞扬旧生活方式、带资产阶级道德成分的儿童文学作品”。［5］有权取得有上述内容国外出版物的，只是党中央、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委会所属工作人员，以及特大型学术图书馆。资深研究员只有得到出版总局和政治保安部门的批准，才能阅读这类出版物，但后来这一规定也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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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时期对“资产阶级”报纸通常还是放行的。1927年之后，对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都编订了目录，严加控制起来。平均每年没收的出版物在15%—20%左右，有些种类达20%—30%，哲学和宗教类最受歧视，甚至达到40%，政治和历史类平均达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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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对图书馆馆藏图书和市场流通的图书也进行了大规模严格清查。根据出版总局局长1936年1月10日《关于从图书馆和书库清除不准在苏联传播外国文献》的命令，集中在两周时间内，由检察官会同内务部代表，仔细对各大图书馆的库藏进行了清查。清查出来的成千上万种外国图书和报刊，被归入特藏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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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控制的加强，订购国外文献越来越难，以人文类图书为甚。几乎所有这类外文的和俄国侨民的出版物都被自动移入特藏书库，其中有许多还遭到了全面销毁。据一名负责人员30年代向中央报告：“目前我们销毁的外国文献达10%，价值折合25万美元。”仅1938年一年就销毁英文杂志869种、报纸5451种，法文杂志640种、报纸33620种，德文杂志7620种、报纸3450种，其他文种杂志达5000种以上，报纸近5000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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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类检查力度的加大、监督范围的放宽，先后建立了各种名目的检查机构协同出版总局履行职能。二三十年代，曾出现过这样一些检查机构，包括国家政治保安局的政治监督司、海关书报检查处、邮政检查局、艺术委员会、艺术事务管理局，等等。与此同时，出版总局本身的机构也越来越大，人员也越来越多。到1938年，它就发展到15个处，这一年仅从事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的两个处就达525个检察官之多。到1940年，仅俄罗斯联邦的检察官就达近5000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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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出版总局从组建之日起就做了大量这样的工作，但仍然不能令联共（布）最高层领导满意，于是，在30年代初又对书报检查机构来了一次大的改组：把书报检查体制由国家机构行使职权，转变到由党的机关实施全面的书报检查。这种转变是同书报检查对象由对资产阶级和社会上敌对势力的检查，转向对党内反对派和所谓“异己势力”的检查相联系的。对于这种从检查对象到检查体制的转变，出版总局第一任局长、前“无产阶级文化派”领导人列别杰夫—波利扬斯基在1931年一个报告中讲得十分清楚。他说：“如果说先前我们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我们队伍之外的敌对分子，那么现在，当着实行社会主义全面进攻的时期，我们就不得不将非常多的注意力放在我们队伍内部的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方面。我们不得不对我们自己进行书报检查，所以，监督就将具有两重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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