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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51．赫鲁晓夫上台后缘何首先抓农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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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南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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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上台后，为了要对经济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先要在国内为广大人民和干部创造一个正常的政治生活环境，摆脱斯大林时期的恐怖；其次要破除对斯大林个人的迷信，消除思想上的种种禁锢；再次赫鲁晓夫要通过错综复杂的斗争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掌握强有力的权力。赫鲁晓夫在围绕以上三个方面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并不是撇开改革单打一地进行的。实际上，他一上台就着手经济政策的调整和某些初步的改革。这些对他权力的巩固也有重要的作用。而赫鲁晓夫上台后，在围绕巩固自己政治领导地位的斗争过程中，之所以很快地赢得人心，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他首先对农业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这样做绝不是出于他对农业的特殊爱好，而是出于当时苏联客观情况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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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农业危机显现，亟待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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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上台时面临的农业问题是十分尖锐的。由于二战后苏联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问题上，而是集中精力抓城市的重建与工业的恢复工作。战争期间大量从农村参加军队的农民，在战争结束复员退伍的年轻人，没有大量地回到农村的集体农庄，而是去了工厂做工。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苏联在战后没有对农业制度特别是集体农庄制度方面存在的严重弊端进行改革。这些因素，导致在斯大林逝世时，苏联农业处于严重落后状态。苏联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从1913年至1953年就没有什么提高，仅是欧洲其他国家平均产量的1/3。1953年的农业生产水平只达到1940年的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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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在1953年苏共中央讨论农业问题的九月全会上所作的《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中，分析了当时农业中存在的种种严重问题。他指出：“我们还有不少落后的、甚至无人过问的集体农庄和整块的地区。在许多集体农庄和地区内，农作物的产量仍然很低。农业生产的产品率，特别是畜牧业的饲料作物、马铃薯和蔬菜的产品率提高得非常缓慢。”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还特别指出，苏联畜牧业“发展得特别缓慢。公有畜牧业的产品率仍然低。个别州和共和国的牛奶产品率的情况特别不能容忍”。乳牛在1953年初比1941年初少350万头，比1928年少890万头。但与此同时，苏联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从1926年到1952年，城市人口增加了两倍以上。1940年到1952年工业产量增加了1.3倍，而农业总产量（按可比价格计算）只增加了10%。这样，就形成了农业与工业及居民对农产品需求之间极不协调的局面。1953年3月15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随着劳动人民的物质福利的增进，居民的需要日益从面包转到肉类和奶类产品、蔬菜、水果等方面了。但是，正是在这些农业部门中，居民迅速增长的需要和生产的水平，在近几年来是明显地不相称的。许多重要的农业部门的落后，延缓了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阻碍了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收入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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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还特别分析了苏联粮食问题。大家知道，马林科夫在1952年召开的苏共十九大报告中，宣布说苏联粮食问题已彻底解决。［2］作为苏共最高领导层的农业问题专家赫鲁晓夫，出于各种考虑，特别是在自己地位尚不十分巩固的情况下，并没有对马林科夫有关粮食问题这一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进行批驳。但到他站稳脚跟之后，就对这一与苏联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用大量的材料揭示苏联粮食问题的真实情况。1954年1月22日，赫鲁晓夫在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题为《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中集中反映了他的看法。信中说：“进一步研究农业和粮食收购的状况表明，我们曾经宣布粮食问题已经解决，这是不完全符合国内粮食供应的实际情况的。”“粮食生产现在还保证不了需求，满足不了国民经济全部需要，而国家的粮食储备量又不允许我们普遍进行数量充足的谷物产品、特别是优质谷物产品贸易和米粮贸易。由于粮食不宽余，我们只得限制粮食的出口量。”“许多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集体农庄在完成对国家的义务后剩下来的粮食，不能满足集体农庄在公共经济的一切需要。留给农庄的谷物饲料尤其少，而没有谷物饲料，畜牧业就不可能急剧发展。”“1940年共收购粮食二十二亿二千五百万普特，而1953年只收购十八亿五千万普特，即减少了三亿七千五百万普特。同时，由于国民经济的普遍发展，城市人口大大增加，实际工资的提高，国内的粮食消耗量正在逐年增加，国家掌握的粮食数量同粮食需求量的增长不相适应。”1953年粮食的收购量同1948年的收购量大致相等（分别为18.42亿普特与18.50亿普特），可是消费却增加了50%以上。这样，1953年的收购量满足不了国内粮食的必需消费量。这个差额不得不动用国家粮食储备粮1.6亿普特。赫鲁晓夫对此在信中说，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由于1953年苏联粮食歉收，这就要求“农业产量需要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匮乏已经严重到即使农业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也难以解决城市的粮食供应，因为城镇人口的增长过于迅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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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斯大林逝世时苏联所面临的农业问题是极其严重的，一些苏联学者甚至指出：“再有二三年时间，就可能发生灾难性的粮食生产危机和全国性的饥荒。斯大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最接近他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真正看到了这种危险，这个人就是赫鲁晓夫。”“斯大林自己对农业一窍不通，还对农民怀有一种特别的憎恶与不信任，他从来没有参观视察过任何一个集体农庄。”“其他政府官员，如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比斯大林懂得更少，十月革命前，斯大林到底还在西伯利亚的一个村庄被流放了三年，而且自己种过一个小菜园。”“赫鲁晓夫出生于农民家庭，他是斯大林的政治局成员中唯一经常去农村视察的人，他常与农庄主席交谈，努力了解他们的困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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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农业问题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已不能从十月革命前的历史原因中去寻觅了。1955年3月18日，赫鲁晓夫在萨拉托夫市举行的东南地区各州农业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沙皇俄国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东西。但是，同志们，自从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已近三十八年了。时间不算短了。因此，再往尼古拉二世身上推诿，该觉得可耻了，他早已不在人世了。”农业严重落后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既有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特别是农业制度严重弊端的因素对农业发展的制约作用；也有具体的农业政策因素对农业发展的破坏作用。这方面的问题甚多，如长期以来片面发展重工业而忽视农业；长期实行剥夺农民的政策；违反物质利益原则，对农产品实行高征购和低价的政策；对农村的个人副业缺乏稳定的政策；等等。赫鲁晓夫执政后，在农业方面的政策，既涉及农业制度方面的问题，也涉及农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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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扩权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计划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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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苏联在二战后，由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联系和社会生产分工的日益复杂化，以及科技的异常迅速发展，优先发展的重点不再像过去那样单一，经济情报与信息的大量增加要求作出迅速处理等，这些生产经营条件的变化，使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模式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从原来的潜伏状态变得表面化了，变得比过去更加突出了、尖锐了，那么，这个矛盾在农业部门显得尤为复杂，对生产的阻碍作用比其他经济部门也更加严重。这是因为，农业生产总是与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它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自然条件，因此，农业生产活动更要求因地制宜，而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农业生产实行的是与工业部门相同的严格的指令性计划管理。随着30年代集体农庄制度的建立，苏联开始向各级地方机关和集体农庄下达扩大播种面积与实行农业技术改造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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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逝世前，由于国家对农业生产计划安排得过死，极大地束缚了农庄、农场的主动性。对此，1953年9月3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所作的《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报告中指出：农业部门“工作中的缺点特别显著地反映在制定农业计划的工作上。计划中有许多不必要的项目，限制住地方机关、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的主动性。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这就是分配给集体农庄的耕作业和畜牧业方面的任务总共有二百到二百五十个项目。中央计划了这样的措施：例如由杂交得来的猪的养肥工作应于什么时候结束，播种高茎植物作物休闲地屏障的工作以及其他许多工作，等等。”“由于任务所包含的项目多，数量又太大，下面就必然要制作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报告。大批农业专家和集体农庄工作人员把精力花在制作各种各样的报告、呈文和报表上面去了。每一个集体农庄在一年中要向区农业机关交约有一万个项目报告材料。和战前相比，集体农庄报告中的项目几乎增加了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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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苏联对农庄实行与国营企业一样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制度，这就忽视了农庄集体经济的特点，不尊重农庄的自主权与庄员个人的利益，在处理国家与农庄和庄员的关系时，不实行等价交换与自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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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逝世前的苏联，农业计划制度，既不考虑农业生产与自然条件密切相关的特点，也没有考虑农庄这一集体经济的特点，这样，必然形成对农业生产的瞎指挥，使农业生产违背自然规律，从而破坏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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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执政后，首先着手对农业体制进行改革，而在改革农业体制方面，首先改革农业计划制度。1955年的改革是最为重要的一次改革。这一年的3月9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农业计划工作的办法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5］《决议》明确指出：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农业部和农产品采购部在农业计划工作的实践中，犯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现行的农业计划制度过于集中，而且对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规定过多的指标，这种做法并非出于国家需要。为了保证国家得到各种农产品，绝不需要由中央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布置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计划规定出所有种类的牲畜和牲畜头数，因为这不能使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发挥主动精神来更正确、更合理地管理经济。在现行的农业计划制度下，往往导致不合理的经营管理。千篇一律地计划播种面积造成了农作物分布上的不合理现象，因为这不符合各集体农庄的经济条件和土壤气候条件，不符合集体农庄积累的经营农业的经验和现有的耕作水平，并且无助于农作物总产量的提高。这种计划方式也不容许各集体农庄更符合实际地组织公有畜牧业的管理和争取提高肉、奶、蛋、羊毛及其他产品的产量。这一切限制了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的主动精神，削弱了它们对发展农业生产的责任心和兴趣，不能刺激各集体农庄从它们使用的土地上增加产品的产量，减少了集体农庄获得高额收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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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农业计划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农业计划工作以商品产量为出发点，大大减少给农庄农场的计划指标，即只下达农产品采购量一项指标，其他生产计划均由农庄农场根据农产品采购任务与自己内部需要来确定，即有关播种面积和结构、牲畜种类与头数、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与牲畜产品率，各种农艺措施等，由农业企业自行决定。但在执行农业计划新办法的相当一个时间里，苏联还规定：集体农庄全体庄员大会通过的作物播种计划和畜牧业发展计划应提交区执行委员会审核。如果集体农庄提出的计划不能保证集体农庄以相应的作物和畜产品完成义务交售额、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实物报酬额、预购合同和国家收购量，区执行委员会应建议集体农庄对计划做必要的修改；二是对农业计划制定的程序作了改变，即由过去农庄、农场从上级机关领取任务，改为直接由农庄、农场制订计划；三是对计划计算的方法也作了改变，即把过去按种植作物的公顷与饲养牲畜头数的计算方法改为按农产品、畜产品数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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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物质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农产品采购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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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时期，苏联实行的农产品采购制度是剥夺农民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严重影响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涉及一系列关系：如国家、农业企业与农业生产者三者利益的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工人与农民的关系；城乡经济关系和工农联盟关系等。这些关系处理不好，不仅直接影响农业的发展，还会产生严重的社会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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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逝世时，在农产品采购制度方面的问题已异常突出，已是发展农业的一个严重障碍。从农产品收购价格来说，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每公斤谷物为4—8戈比，这一收购价格还是在1927—1931年间规定的，在以后的整个时期中实际上没有变动过。1952年，小麦每公斤按9.7戈比出售，马铃薯4.7戈比，蔬菜19.2戈比，牛肉20.3戈比，猪肉67.2戈比，牛奶25.2戈比，蛋每千个2卢布。集体农庄按照这种价格交售了谷物总收获量的20%左右以及几乎全部的畜产品。收获量的1/3付给机器拖拉机站。这样，致使农庄交售产品所得的收入还不够补偿生产费用。许多农庄生产1公担马铃薯的成本是40卢布，而它的收购价格仅为3卢布。1952—1953年，谷物、牛肉、猪肉和牛奶都是赔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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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收购价格不合理，还表现在价格不能反映出用于生产各种农产品的劳动消耗的实际比价。虽然1953年生产1公担籽棉的劳动消耗比生产1公担谷物只高出4.8倍，但1公担籽棉的价格却超过1公担谷物价格的37倍。用于生产1公担糖用甜菜的劳动要比生产1公担谷物少耗费38%，但糖用甜菜的收购价格却超过谷物价格的25%。还有，生产1公担肉的劳动耗费比1公担谷物大14—15倍，而1952年的肉的采购价价格仅高于谷物价格的5—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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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农产品收购价格的不合理，还反映在与工业品、食品零售价格之间的不协调。如工业品与食品零售价格1950年与1940年相比，提高了86%，那么，正如前面提到的，而农产品收购价格在这一期间大致停留在原来水平上。［6］这自然使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日益扩大，严重损害农庄、农场的物质利益，从而束缚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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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执政后，为了调动农庄、农场的生产积极性，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在农产品采购制度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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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提高农畜产品价格。从1953年到1963年，农畜产品共提价6次。1964年与1952年相比，全部农畜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了2.54倍，其中粮食提高了7.4倍，畜产品15倍，牛奶3.5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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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实行统一的国家收购制度。随着1958年改组拖拉机站，要求对采购制度也作出改革。1958年6月，决定取消义务交售制和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制，实行按地区分别规定的统一收购价格。这种价格比义务交售价格提高了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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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取消义务交售制与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制前，逐步放宽农产品义务交售的定额和最后取消义务交售制。根据苏共中央九月全会（1953年）决议，苏联降低了集体农庄和庄员个人副业向国家义务交售畜产品、马铃薯、蔬菜的定额。1954年，免除了拥有个人副业的庄员、职工、渔业和手工业劳动组合成员的谷物义务交售任务。从1958年1月1日起，完全取消了庄员、职工个人副业的义务交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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