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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57．为什么说苏斯洛夫是“灰衣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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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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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在苏联政坛上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个时期，从1946年调入中央介入文化意识形态，1947年进入中央书记处，1948年正式接替日丹诺夫主管意识形态，到1982年去世，在苏共中央管理文化意识形态的时间长达36年。他是伴随苏共理论向僵化、教条方向演化，意识形态走向保守、凝固和衰落，一步步走过来的。他既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又是这一过程的推动者和领导人。所以，不了解苏斯洛夫其人，不了解他的生平历程和政治品格，就不能深刻了解苏联意识形态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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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其前任日丹诺夫是一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主要理论家、协助斯大林确立文化意识形态管理体制的倡导者，是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论”的鼓吹者，战后意识形态大批判运动的最高指挥官，那么，苏斯洛夫就是一位后来人、追随者、模仿家和守夜人。苏斯洛夫在日丹诺夫去世后，于1948年接手日丹诺夫的职务，此后34年（1948—1982年）一直稳居此高位，要了解其中的奥秘，不仅要了解他1948年之后的政治生涯，还要了解他的早期的政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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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寻章觅句、摘引语录踏上通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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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1902年生于萨拉托夫省（现在的乌里扬诺夫省巴夫洛夫区）赫瓦伦斯克县沙霍夫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18—1920年，即在他16—18岁时，他以教堂附属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先是在本村贫农委员会做事，随后参加了县共青团的工作。1921年入党，并被保送进入速成中学。1924—1928年，他就读于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同时在首都纺织学院和化工技术学校代授课程。接着，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注册为经济学部学员；几乎同时（1929年）在莫斯科大学和工业学院开始教授政治经济学。或许是在红色教授学院经济学部学习期间与斯大林私人秘书Л · 3 · 麦赫利斯相识，这时恰好后者也在这个经济学部进修。但另一种说法是，苏斯洛夫常向《真理报》投稿而被麦赫利斯发现，因为1929年麦赫利斯从斯大林秘书处调入了《真理报》。或者，他们两人相识，以上两种因素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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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赫利斯虽从20年代初就在斯大林秘书处工作，但其文化程度并不高，据说，他连月亮为什么不会发光都不知道。由于布哈林在反“右倾”斗争中倒台，布哈林及其弟子被从《真理报》撤职，这里需要补充斯大林的人，因此就调麦赫利斯进入了这个重要阵地。办报写文章必须引用列宁和斯大林语录，麦赫利斯发现苏斯洛夫有这个特长，他最善于寻章觅句、摘引语录，可以说是一位引经据典的好手，只要有需要，他准能为麦赫利斯找到恰到好处的语句。他不仅善于引用列宁、斯大林的语录，甚至连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的语录也能很快找到。这样，“麦赫利斯把他新发现的人才向斯大林汇报，引起斯大林对苏斯洛夫的注意，自此，苏斯洛夫走上通往权力顶峰之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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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苏斯洛夫政治发迹的这个说法，从各方面判断，看起来是可信的。首先，麦赫利斯经常出入斯大林办公室，有通天之路；他亲自向斯大林推荐苏斯洛夫，是顺便之事。第二，苏斯洛夫正是在麦赫利斯担任《真理报》工作之初走上升迁之途的。他1931年从红色教授学院毕业后，就由联共（布）中央“分配”到了中央监委机关和工农检查院，而这里正是麦赫利斯曾经任职，斯大林早在列宁时期就曾担任领导的地方。可见，苏斯洛夫被分配到这里，同麦赫利斯和斯大林大有干系。第三，苏斯洛夫确有寻章觅句，翻检语录的高超本领，这一点，在几十年后也为布尔拉茨基所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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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1964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期间，赫鲁晓夫责成苏斯洛夫必须就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作个人发言。布尔拉茨基等人为苏斯洛夫准备了这个发言稿。在商量定稿时，苏斯洛夫觉得一个地方应找一段更恰当的列宁语录加以充实。布尔拉茨基本想自己动手，但苏斯洛夫抢先说：“这个我自己来，我现在就去找。”“说着，他敏捷地跑到办公室的一角，”——布尔拉茨基这样描写道，——“抽出通常图书馆里才有的小抽屉，放到桌子上，然后用他那纤细的小手快速地翻阅其中的语录卡。抽出一张卡片，看了看，不是的，又开始默读另一张，又不是的，后来终于抽出一张，只见他得意地说：‘就是这张，这张合适。’读了读，还真是一段挺好的语录。”布尔拉茨基接着写道：“当我看到身为我国最著名的思想家，找一段语录，就像找一个小玻璃珠子，或者说，就像过去的君主选念珠一样，我不禁失笑起来。”［2］由此可见，苏斯洛夫确有这一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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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被分配到中央监委机关和工农检查院任检查员后，1933年，苏斯洛夫又被外派，担任乌拉尔和契尔尼戈夫党组织的监委委员，在那里指导清洗工作。1933—1936年，他又被晋升为苏联政府检查委员会委员。在1937—1938年“大清洗”高潮期间，他被派往罗斯托夫省加强“清洗工作”；而正是在他的“加强”之下，该省党组织的整个领导都遭到了镇压。因为他“铲除人民敌人”有功，在罗斯托夫省他又先后被提升为省委第三书记和第二书记。从此，苏斯洛夫便走上了高级领导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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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苏斯洛夫为麦赫利斯所赏识，绝不仅仅因为他是翻检语录的能匠好手，更重要的是对其政治品质的欣赏。麦赫利斯是何许人？——从这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折射出被他举荐者苏斯洛夫的影子。麦赫利斯作为秘书，对斯大林极善逢迎，他那股过分热心的劲头，连斯大林有时也觉得有些过头。比如，他做了《真理报》主编和权力很大的中央出版局长后，没有知会斯大林，就宣布要举办《列宁主义基础》发表十周年纪念活动。麦赫利斯为迎合斯大林，还表现出了极力要求镇压“人民敌人”的愿望，为此，他爱写各种各样的告密信。后来作为苏军政治部主任，这个麦赫利斯曾是在“大清洗”中对军内施行镇压的主要推手之一。麦赫利斯之冷酷无情，连斯大林在谈到他时也说，“哪能把建设性事务委托给麦赫利斯，他只能毁灭、破坏、消灭，这才适合他”。关于此人，赫鲁晓夫也曾这样说：“他诚实倒是挺诚实的，但一个心眼看到的，只是到处的‘人民敌人’，只是破坏者。”苏斯洛夫在这些地方，也蛮像举荐他的这个“伯乐”，首先就是冷酷，他在历次“清洗”、镇压中都有突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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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的冷酷无情，不仅在他插手的各种“清洗工作”中表现了出来，也从他日后对待斯大林女儿阿利卢耶娃申请送重病丈夫回印度一事上表现了出来。对此，阿利卢耶娃在《仅仅一年》一书中作了详细的描写。下面就是她同苏斯洛夫会面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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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利卢耶娃来到老广场，请求苏斯洛夫批准她送丈夫回国。她解释说，这是她与丈夫“两人共同的请求”，希望能得到“满足”，这也是“一个垂死的人的最后愿望”，因她丈夫这时病已很重，只有回到他习惯的气候温暖的印度，病情才会好一些。听了这些，“苏斯洛夫坐在桌子后面，焦躁不安地扭动着身子。一双血管突起的苍白的手动来动去。他身体瘦高，长着一副宗教狂的脸。他眼镜的厚镜片也没能使他逼视的目光变得柔和一点。‘你知道你父亲最反对苏联人同外国人结婚。我们还制定了一条相关的法律！’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我说。‘那又怎样？’我尽可能保持礼貌。‘父亲在这个问题上是错误的。现在别人都能同外国人结婚，为什么我不能？’苏斯洛夫身子猛地向前一挺，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两手使劲转动着铅笔。‘我们就是不放你出国！’他气愤地说。‘辛格要走让他走好了。谁也不留他。’ ‘他会死的！’我大声说，觉得现在必须把话说清楚，‘他会死在这里，而且用不了多久。他这样死会使我们大家难堪，让我内疚！我决不允许！这将是我们大家的耻辱’‘怎么会是耻辱呢？不是一直给他治疗吗？……他是病人，死就死了呗。但你不能出国。外国人会挑衅的。’‘怎么会挑衅呢？这与挑衅有什么关系？’‘你什么也不懂！’他喊起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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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什么也没有说通，苏斯洛夫就是不允许阿利卢耶娃出国。阿利卢耶娃最后写道：“我走了，带走了这个现在领导全党的花岗岩脑袋的人留给我的可怕的印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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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阿利卢耶娃的丈夫，印度共产党员辛格，到底病死在了莫斯科。1966年，阿利卢耶娃把辛格的骨灰送回印度，她自此没有回国。显然，这与苏斯洛夫的逼迫不无关系。赫鲁晓夫晚年在回忆录中反省了这件事的错误，还表现出了一些同情心，可是苏斯洛夫却始终抱着一副铁石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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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冷酷的铁腕、咏诗祭神的歌喉登上权力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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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崇拜和专制统治时代，要打通仕途，步步高升，必须对下冷酷无情，敢挥铁拳，对上则要善唱颂诗，有祭拜神灵的高亢歌喉。苏斯洛夫深谙此道。所以，他一踏上仕途，就飞速升迁。冷酷的性格，刚好在“大清洗”时代派上了用场。因此，他在“大清洗”中建树的功勋，使他于1939年又晋升为联共（布）奥尔忠尼启泽（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第一书记，在这一职位上，他一直待到1944年。作为边疆区领导人，在战争年代（1941—1943年），他同时担任了外高加索战线北部集团军政治委员和边疆区游击运动司令。其间，他组织动员过农民修建涅文诺麦斯克灌溉渠，发布命令炸毁了斯塔夫罗波尔的喀山大教堂，还从组织上协助内务部机关，在1943年实施了对卡拉查耶夫人的强制迁徙。把共有12万人的这个少数民族从南俄故土流放到中亚，竟源于由逼供信得来的虚假供状，把德寇屠杀罪行张冠李戴地扣在卡拉查耶夫人头上，造成了针对一个民族的大流放、大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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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斯塔夫罗波尔建树的政绩，从1944年底开始，苏斯洛夫进一步升迁，被任命为立陶宛共和国的联共（布）中央局主席，这事实上是一个特设的管理该共和国的特命全权职务。在这里，他凌驾于共和国第一书记之上，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又继续着以前对待少数民族的铁腕政策，拒不妥协，不同“林中兄弟”谈判，残酷镇压了立陶宛民族起义队伍。与此同时，在他的领导下，大力展开强迫农业集体化运动，镇压农民和当地知识分子，把大批人逮捕、流放，发配到俄罗斯远东荒无人烟地区。这时造成的后果和隐患，到80年代末引发了立陶宛人的独立运动。正是立陶宛带头独立，成了冲垮苏联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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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对待卡拉查耶夫人和立陶宛的铁腕政策，赢得了斯大林的赏识，从1946年3月起，苏斯洛夫被调入联共（布）中央机关。依照斯大林的提议，在1947年联共（布）中央全会上被提升为中央组织局委员和党中央书记，负责大众传媒工作。这是苏斯洛夫登上权力高层的关键一步。如果说苏斯洛夫对待下面的镇压是凌厉果断的话，在权力高层的动作却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战后苏斯洛夫进入中央的这个时期，正是以马林科夫为代表的机关派与以日丹诺夫为代表的列宁格勒派争夺接班人的剑拔弩张阶段。苏斯洛夫正夹在这两派之间，不小心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险。他曾是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在日丹诺夫麾下工作。担任这一职务，要想疏离两派，躲避危险，难度是极大的。1948年6月，他又恰同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一起，赴罗马尼亚参加共产党情报局代表会议，实施对南共“机会主义”的挞伐。在这样的两难处境中，以1948年8月日丹诺夫突然去世为转机，列宁格勒派遭到覆灭之灾。苏斯洛夫在此处境中能脱大险，顺利取代日丹诺夫而主管全党意识形态，可谓险中夺位。这里，与苏斯洛夫的另一官场秘诀——善唱颂歌，深得麦赫利斯和斯大林信任、赏识密切相关。在1949—1951年，他又刚好兼任《真理报》主编，一方面在全国组织大批判，进行反对“世界主义”的斗争，挥起铁拳，重击知识分子，同时又极隆重举行斯大林70寿诞盛大庆祝活动，把鼓吹个人崇拜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此外，他还积极参与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筹备，作为斯大林讲话起草班子的成员，为领袖准备了几个方案的稿子。其中一稿为领袖所欣赏，亲自动笔做了最后定稿。苏斯洛夫这一系列活动，非但逃脱了处于日丹诺夫麾下的险境危局，而且牢靠地巩固了斯大林对他的信任。正是这个缘故，他又赢得领袖提名，在1952年十九大上进入苏共中央扩大的主席团（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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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营权力斗争的缝隙，谋得政治生存发展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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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苏斯洛夫整个政治生涯中，冒险最大、最受压抑的，是在斯大林逝世后的11年，即从马林科夫当权到赫鲁晓夫执政末期。这个时期，一是，他被马林科夫撤去了党中央主席团（政治局）委员，有过短暂的挫折；二是他这个骨子里彻头彻尾的斯大林主义者，在赫鲁晓夫反个人崇拜、进行改革的浪潮里，却不得不强颜欢笑，举旗拥护，伪装紧跟，扮演了一个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和两面派角色。即使如此，他时不时仍受到赫鲁晓夫的申斥、痛骂，在重大压力下不得不大喊几声斥责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口号。这样做，对他这个意识形态高官来说，是很难受、很痛苦的。在这期间，他也经历过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风险。他先是利用赫鲁晓夫同马林科夫争权的缝隙，得以自救：他原同马林科夫关系不睦，因此在赫、马的权争中，他并不是出于政治信仰，而是出于人事关系，选择了赫鲁晓夫。之后，在1957年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反扑中，若不是他侥幸出差在外，没参加7月18日中央主席团会议，置身于莫斯科之外，他甚至有被卷入“反党集团”的危险。幸好图谋撤掉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中央主席团会议开过之后，他才回到莫斯科，只是由于米高扬及时前来串联、劝导，他才没有倒向“反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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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的几次政治抉择中，他都不是出于政治信仰，而是由于同马林科夫的关系而选择了赫鲁晓夫。看得出，这个时期苏斯洛夫是钻了最高权力斗争的缝隙，靠投机得救的。他虽在这个人际关系的缝隙中求得了政治生存，并保全了高层权位，但他政治生存得并不惬意。因为他骨子里是斯大林个人崇拜和思想体系的拥护者，在那个反对个人崇拜和观念更新变革的年代，他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处处步履蹒跚。因此，他屡屡受到赫鲁晓夫的斥责和鞭策。一次，连一般政治幕僚像布尔拉茨基等人都能参加的一个会议上，对着许多同僚和下级工作人员的面，“赫鲁晓夫毫不留情地严厉斥责苏斯洛夫，说道：‘现在国外经常这样报道，在我身边坐着一个斯大林分子、教条主义者苏斯洛夫，他只是在等待推翻我的时机。米哈伊尔 · 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的名字和父称——引者注），您认为报道属实吗？’”——布尔拉茨基这样描写道。“苏斯洛夫坐在那里低垂着他那张瘦削、蜡黄、苦行僧式的病态的脸，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就连眼睛也没有朝上翻一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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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苏斯洛夫作为一个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拥护者而置身于赫鲁晓夫身边，在这个大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时代，他始终是何等的压抑和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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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是在1964年二月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向苏斯洛夫施加压力，必须在会议上就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做公开表态发言。苏斯洛夫无奈，在强大压力下，只好让布尔拉茨基等人起草了一个高调批判个人崇拜的发言，当众公开表了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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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利用人际关系缝隙，靠政治投机保住官位的人，赫鲁晓夫虽给了他政治局委员的权位，并令其总管意识形态，但他是不可能在思想政治上同赫鲁晓夫保持步调一致的。在赫鲁晓夫时期，苏斯洛夫始终站在保守主义一边，起着阻挠改革的作用。赫鲁晓夫时期一系列保守主义的大反弹，几乎无一不与苏斯洛夫相关联。在对外政策上，他曾不止一次反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还就这一问题发表揭露性演说，阻止改善苏南关系；1956年10月底至11月初，他曾同米高扬一起率苏联代表团到布达佩斯，同匈牙利领导人谈判并了解局势。“了解”的结果，是莫斯科决定出兵镇压匈牙利起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据赫鲁晓夫回忆，米高扬是反对调进和动用军队的，但苏斯洛夫却与此相反，坚持强硬的调军立场。在国内问题上，他所干预的著名事件，是鼓动赫鲁晓夫和舆论界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进行挞伐、迫害；推动撤掉涅斯梅亚诺夫的苏联科学院院长，讨好伪科学派头目李森科；恶意挑拨赫鲁晓夫同文艺界和科学界的关系，使第一书记同知识界发生了一系列争吵、矛盾，等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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