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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1702975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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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64．戈尔巴乔夫是怎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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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凤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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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传统的政治体制最大的问题是人民与政权的分离，为了克服这一弊端，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上任之初他就提出了改革政治体制的问题。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倡导公开性和民主化，扩大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第二阶段是实现权力从党向苏维埃的转移，举行人代会代表的选举和召开人代会；第三阶段则改行总统制，放弃苏共对权力的垄断，实行多元化与多党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也相应从完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变成了根本改革这种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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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性与民主化——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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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政初期，戈尔巴乔夫强调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活跃人的因素，主要是改进工作作风，增强责任感与纪律性。他在1985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说：“主要问题在于怎么样和依靠什么国家才能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政治局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那就是实现这个高速发展的现实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我们把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经济的集约化和加速科学技术进步上，改革管理和计划，改革机构和投资政策，普遍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从根本上改善工作作风，那么加速增长，而且是实质性地增长的任务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首先调动人的积极因素，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极其认真地、高效地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成效。”［1］戈尔巴乔夫强调要考虑人的利益和满足民众的需要，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戈尔巴乔夫制定了加速战略，试图通过这一战略改变苏联经济下滑的局面，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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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加速战略”推行受阻，体制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在苏联原有的体制下，不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视为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中的螺丝钉，人民处于无权地位，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因此，戈尔巴乔夫开始强调要把解决人的问题作为改革的出发点，把人民的权利落到实处，认为：“不活跃人的因素，即不考虑人、劳动集体、社会团体、不同社会集团的各种不同的利益，不依靠他们，不把他们吸引到积极的创造活动中来，就不可能完成任何一项任务，就不可能改变国内环境。”［2］戈尔巴乔夫强调“活跃人的因素”，意在发挥人的主动性作用，把他们吸引到改革进程中来，让他们参与改革事业，这就需要解放思想，破除旧的思维与观念，为此公开性和民主化成为戈尔巴乔夫活跃人的因素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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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时期形成了行政命令制度，官僚主义更加严重，背离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改革的目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而在其中居不容争议的优先地位的，是人及其劳动、理想和利益，是经济中、社会与政治关系和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价值”。也就是说，让社会主义成为为了人的社会，“为了使人的劳动富有创造性，为了他的幸福、健康、身心发育”。［3］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的困难和问题不是社会主义这一社会政治制度的危机，而是由于没有充分贯彻社会主义的原则，由于背离甚至歪曲了社会主义是为人服务这一原则造成的，社会主义是能够通过改革自我完善的。为此，必须实行公开性和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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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6年初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在列举党的“加速战略”的目标和内容时说：“争取加速，就是说要加强民主，坚定不移地发展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扩大党和社会生活中的公开性，为发挥每个劳动者和每个集体的主动性与首创精神开辟广阔的天地。”［4］他认为：“不讲公开原则，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群众的政治创造性，群众也不能参加管理……那些习惯于马马虎虎工作、欺下蒙上的人在工作公开化的光照下，当国家和社会上的一切受到人民监督、人民看到一切的时候，确实很不自在。因此，我们必须使公开性成为绝对有效的制度。”［5］戈尔巴乔夫想通过民主与公开性，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改革，通过公开性，让民众监督政府的工作，从而改变一些人不负责任的现象。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民众要求知道真相，国际社会也要求苏联提供真实的消息，促进了公开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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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公开性，其最初的含义是让民众知道真实的信息，对国家管理机关进行监督，戈尔巴乔夫提出，“应该对人民说真话，不要害怕自己的人民，公开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6］“我们力求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有更大的公开性。人们应该既知道好的，也知道坏的，为的是好上加好，而同坏的要进行斗争。”［7］在此基础上，戈尔巴乔夫进一步把公开性与社会主义民主联系起来，认为公开性是民主化的表现，同时也促进民主化的发展，所以戈尔巴乔夫强调：“公开性、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不是例行的运动。这些既然宣布了，就应该成为苏联生活方式的准则。不这样做，任何彻底的改造都是不可能的。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主义。”［8］理论上这样讲并没有错，关键在于如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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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以后，面对经济改革效果不佳的局面，戈尔巴乔夫没有认识到“加速战略”本身是不切实际的。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他认为80年代中期以前形成的“障碍机制”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发展人民自治，“民主的实质就在于劳动者掌权，是实现劳动者的广泛的政治与劳动权利的形式，是他们关心改革并实际参与改革的形式”。他提出：“苏联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成了党的紧迫任务。”［9］为此，戈尔巴乔夫夫首先在社会生活领域推进民主化，试图通过公开性打破“障碍机制”，促进经济体制的改革。苏共中央选派倾向于激进改革的新闻工作者领导有影响的报刊（《消息报》、《莫斯科新闻》、《星火》、《共产党人》、《真理报》等），目的是唤醒社会意识、监督干部的行为、动员改革力量。到1987年年中，“持不同政见者”陆续被释放，他们的作品也开始合法地在苏联出版，成为人们争相传阅的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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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戈尔巴乔夫（前中）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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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苏联结束了书报检查制，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多元化。公开性迅速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并变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长期受到压制的苏联知识分子成了公开性的热烈拥护者。“公开性解放了千百万人们的思想，促使大多数人民群众去独立地进行思考，不再唯‘上面’的意志是从。”［10］但是，公开性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打破旧有思想禁锢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公开性开始之时，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体制完善的因素和如何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出现了一些团体，其多数参加者的倾向都支持改革，要建立“带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在1988—1989年，公开性开始进入历史一文学领域，全苏联人都在读雷巴科夫反映苏联30年代大清洗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随后许多作家发表了类似的作品，人们争相传阅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一些反映社会阴暗面的影片上映了，斯大林时期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被揭露。1988年3月13日列宁格勒的女教师安德列耶娃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反对否定斯大林和原来的体制。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组织对她进行批判，辩论变成了一场谴责，保守势力受到了很大打击。此时，苏联的经济改革让人看不到生活好转的希望，旧的政治体制和官僚特权阶层自然成了人们攻击的对象，公开性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重算苏共、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的历史错误。主张进行激烈变革的舆论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抛弃斯大林模式，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模式，成了苏联社会的普遍要求。在经济承诺无法兑现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只能用政治上的让步来换取民众的支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公开性促使戈尔巴乔夫走上了根本改革苏联政治体制之路。在1988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苏共就达成了共识，即不是改革现有的体制，而是使这个体制有崭新的结构和成分，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活力，也就是进行根本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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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从党向苏维埃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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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不可逆转的极其重要的保证，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目前的政治体制不能使我们预先防止最近几十年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停滞现象的增多并且注定使当时进行的改革归于失败。经济管理职能越来越集中在党政领导人手中，这已成为突出的现象。”“现行的政治体制几十年来不是在法律范围内组织社会生活，而主要是执行强制命令和指示。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上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台上宣扬人民政权，实际上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大谈民主制度，实际上是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准则，缺乏批评和公开性。”经济、社会文化改革“所遇到的障碍正是僵化的权力体制，这个体制的行政强制结构”。这种分析是符合苏联实际情况的，改革政治体制也是必需的。戈尔巴乔夫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改革的主要标准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改革的核心是让人作为主角回到政治进程中去，回到经济中去，回到社会精神领域的发展中去。把业已开始的为克服使人失去生产资料、失去权力、失去文化的变革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11］苏共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恢复列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把立法、管理和监督的职能集中于苏维埃，提高这个经选举产生的机关和代表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把权力从党转到苏维埃手中。为了体现党的领导，戈尔巴乔夫又强调：“用党的威信来加强作为人民代表机关的苏维埃的作用……把同级党委会的第一书记推荐到苏维埃主席的岗位上。”他认为：“如果党委第一书记将被选为苏维埃主席，那么这将会提高苏维埃的威信，加强对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的活动的监督，在管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苏维埃的情况下，将能更准确地区分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职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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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苏联开始了“还权于苏维埃”的改革。戈尔巴乔夫提出，党要把不属于它的那些权力和职能统统归还给国家政权机关，即实行权力中心从党的机关向苏维埃国家机关的转移。苏共重提十月革命时期“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著名口号，并采取了改革国家机关的重大步骤，增强苏维埃的权威，增强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能力。但是，戈尔巴乔夫要“用党的威信来加强作为人民代表机关的苏维埃的作用”，其办法是把同级党委会的第一书记推荐到苏维埃主席的岗位上。1988年10月1日，戈尔巴乔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在自己的手中集中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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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仍强调公开性的重要性。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专门就公开性问题作出决议，决议“把公开性视为实现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和实现公民的宪法权力、自由和职责的必要条件。所有领域里的公开性是继续深化改革及其不可逆转过程的最重要条件之一”。规定：“必须取消使用关于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生态环境等统计信息的不合理限制，建立以现代化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搜集、处理和传布体系，保证各类图书馆开放，用立法方式整顿档案资料的利用。”“制止报刊发表批评文章，以及刊登有损公民名誉和人格的非客观报道文章都是不允许的。公开性要求大众信息媒体担负起社会、法律和道德责任。”“不容许利用公开性损害苏维埃国家、社会的利益，损害个人权利；不容许宣传战争和暴力，反动的种族主义、民族和宗教偏执性，以及宣传残暴行为，传布淫秽作品，不容许利用公开性行骗。”［13］应该说戈尔巴乔夫关于公开性的初衷和实行都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作为一个人民国家，民众有知情权和参与权，但是，苏联没有在相应的法律建设上下工夫，苏联人也缺乏法律意识，公开性并没有真正起到促进改革、提高全民共识的作用，正如沃尔科戈诺夫所说：“戈尔巴乔夫开始了这一进程，但这一进程后来的发展并不是由他的决议所决定的。事实上公开性从内部破坏了建立在阶级谎言基础上的体制。”［14］公开性带来了社会的多元化，此时戈尔巴乔夫认为：“在公开性和具备社会组织的情况下，可以在一党制下搞政治多元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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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从上到下进行了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与以前不同，这次实行差额选举，社会组织正式派代表参加选举。2250名代表按下列程序产生：750名代表从选民人数相等的地区选区选举；750名代表从民族地区选区选举（每个加盟共和国32名，每个自治共和国11名，每个自治州选举5名，每个自治区选举1名）；全国性社会团体（包括苏联共产党、青年团、工会等）共选举750人。1989年4月4日，选举结果公布，在2250名代表名额中共产党员占87.6%。但是，许多党的干部落马，有20%的党员在竞选中被淘汰，莫斯科市市长塞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落选，列宁格勒州委第一、第二书记，市委第一书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市计委主席全部落马，许多反对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叶利钦、索布恰克、波波夫、萨哈罗夫都成了人民代表。共产党的100名代表是通过等额选举产生的，因为很多人担心差额会把自己差掉。 · 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仍然很乐观，认为苏共党员占87%的比例显示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他认为，“这次选举在实施政治改革中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搞政治改革是我们自己作出的决议。通过选举，社会将步上一个新的层次，会消除宪法规范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脱节。政权将获得充分的合法性，这本身便是巨大的成就”。［16］但是，雷日科夫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党在选举中失败了，按民族地域选区推举的地方组织的30名候选人，很不光彩地落马了，输给了资历不深、名气不大但却更加“令人信服”的竞争对手。［17］利加乔夫、索洛维约夫、卢基扬诺夫等也忧心忡忡，也不完全同意戈尔巴乔夫的看法。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选举表明，只要人们不再害怕党，并且相信党的统治再也无法用暴力来维持，党的威信就马上一落千丈。从这时起，人们对共产党人表示信任，但那已经不是把他们当成强大的政权机构的代表，而是当成个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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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6月第一届人代会召开，代表大会上集合了各种各样的人，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在这次会议上，人民代表首次有权组织政治反对派，成立了跨地区议员团，起初有150人，1989年夏天发展到388人，其中286人来自俄罗斯联邦。事实证明，这种人数众多，代表观点各异的苏维埃是“清谈馆”，它没有权威，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它只是个立法机关，无法承担起管理国家的职责。但是这个民选的人代会排斥了党对立法和高层决策、高层领导人事权的控制，成了民主派强有力的阵地。叶利钦等反对派在大会期间的活动和发言成为这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是自20世纪20年代党内斗争结束后，苏联出现的第一个合法的政治反对派。其代表萨哈罗夫在发言中明确提出：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只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才能通过法律，这些法律在加盟共和国需经其最高法律机关批准才能生效；苏联人代会选举和罢免国家高级公职人员（包括最高苏维埃主席、副主席，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宪法监督委员会主席、最高法院院长、苏联总检察长、中央银行行长、克格勃主席、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消息报》主编等）。［19］他的发言成为反对派的纲领，站在这一反对派阵营的代表人物还有阿法纳西耶夫、波波夫、索布恰克等。他们要求改变共产党在社会中的地位，要求实行广泛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党的机构不能干涉舆论；国家领导人实行由人代会选举产生的制度，选举应该是差额选举；加大改革力度，给共和国以更多的独立性和主权，打破行政命令体制，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消除少数人的特权；甚至还有人直接攻击戈尔巴乔夫，说他受周围溜须拍马者和夫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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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苏联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建立，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与以前不同的是，最高苏维埃变成了常设制，由人民代表大会从人民代表中选举产生，成员有542人。一年召开两次例会。以前党事实上掌握的立法权和政府干部任命权转归了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是其常设机构，也不再由最高苏维埃选举产生，而是由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一副主席、15名副主席（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联盟院和民族院主席、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常设委员会主席和最高苏维埃委员会主席组成。新设立的最高苏维埃主席成了国家的最高元首。由于其成员并非完全专职，无法有效地工作。特别是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陷于繁杂的议会事务中，无法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国家事务上。新设置了宪法监督委员会，委员会由代表大会从政治和法律专家中选举组成，其成员有主席1人，副主席1人，委员21人，委员会在履行自己职责时完全独立，只服从于苏联宪法，但这个委员会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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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重心转入政治体制改革后，苏联社会政治气氛空前活跃，斯大林体制成了明确的被批判对象，造成了戈尔巴乔夫始料不及的后果：国内的民族情绪发展，民族矛盾公开化，中央政权难以应付危机；舆论多元化发展成政治多元化，各种非正式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拉脱维亚有“人民阵线”，乌克兰有“乌克兰拥护改造人民运动”，各加盟共和国都建立了“人民阵线”，其代表于1988年8月13日在雅尔塔进行工作会晤；官僚体制对改革进行抵抗，经济形式更加恶化。1989年7月29—30日，400多名苏联人民代表自行串联，在莫斯科电影工作者之家举行了人民代表跨地区代表小组第一次会议，成立了变相的反对派议会集团，选举叶利钦、萨哈罗夫、阿法纳西耶夫、波波夫和帕尔姆为小组主席。1989年12月，一些人民代表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声明指出，“大多数居民正是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丧失或已经丧失了对改革的信任，认为改革多半是口头的和表面的。许多人甚至不相信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这种潜在的可怕的信仰危机，公开的不满和气愤与日俱增，并影响着从春夏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改革的第四阶段”，“改革的进程已到了原则的边缘，各机构反动头目的对抗在增长，戈尔巴乔夫领导的犹豫更一目了然。但是，错了。东欧发生的大好事就是例子，对于那些打算在不确定的时期内保持强行的‘苏联共产党的先锋队和领导作用’，对于那些打算保留经济部门、指令性计划、国营集体农庄系统的垄断权的人是足够清晰的警告。必须在一定时候开始拆除这一切”。［20］苏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苏共一党执政被看成是与民主不相容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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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戈尔巴乔夫照搬十月革命时期“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做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成功的，现代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分工明确的社会，苏联政治体制的主要问题是最高领导人的集权和党垄断一切，戈尔巴乔夫把立法、监督、执行权力都归苏维埃的做法实质与以往并无区别，区别在于党的领导更有效率，而苏维埃这个更加庞大的机构没有任何效率。这迫使戈尔巴乔夫不得不继续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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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总统制，根本改革国家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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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实行人民代表苏维埃制度，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兼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总书记的权限开始向最高苏维埃分权和转移。但是，最高苏维埃本质上的功能是议政、立法和监督，不能有效地作出决策，它也缺乏有效贯彻其决策的系统，因此，出现了权力真空和失控的现象。为了弥补最高苏维埃议而不决的缺陷、摆脱党对戈尔巴乔夫的阻碍作用，权力归苏维埃没多久，戈尔巴乔夫又进一步提出要在苏联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思想，同时还陆续派出一些代表公开或秘密地前往美国、法国等地考察西方的议会制和总统制。1990年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提出在苏联设立总统制的建议，要求给总统一切必要的权力以便将改革的政策付诸实施。从这时开始，苏联才开始按西方的三权分立原则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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