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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1702975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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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70．戈尔巴乔夫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中起了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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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凤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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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起，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从恶化发展到破裂，苏联成了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直接影响着中国国内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但是，中苏关系的紧张仍然是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苏联入侵阿富汗、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严重影响着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中苏从1982年10月开始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磋商，但苏联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拒绝回应中方，双方谈判进展缓慢，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开始调整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才为中苏关系的改善带来了转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不仅实现了正常化，而且基本上解决了两国东段边界问题。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戈尔巴乔夫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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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对外战略的调整，推动了中苏关系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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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他长期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也曾多次访问过西方，深知苏联的社会主义面临着种种问题，必须进行改革。与西方世界对抗，支援民族解放运动，使苏联把大量财富浪费在国防上，苏联工业的75%以上都是直接或间接为军事和国防建设服务的，军备竞赛成为苏联经济的沉重负担。因此，调整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就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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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外政策的调整始于1986年3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这次代表大会不再把世界看成是两种制度进行不可调和斗争的舞台，而强调共同协作，解决全人类的任务，使文明社会能够生存和延续下去。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西方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进一步发挥这一思想，全面阐述了“新的政治思维”。俄学者评论说：“这一转折的基础是努力看到世界发展的进程，而苏联国家在这一进程中的位置与作用应该是它事实上的样子，而不是在乌托邦的思想指导下想使它变成的样子。”［1］戈尔巴乔夫对外战略思想的变化为中苏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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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苏共长期坚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放弃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认识到资本主义已经从上次战争中吸取了教训，调整了相互间的矛盾，可以在非军事化的情况下发展。提出苏联战略的主要目标是“确保苏联人民能够在持久和平与自由的条件下劳动”，党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主要方针是“反对核危险、反对军备竞赛、维护和巩固普遍和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只能完全以和平竞赛与和平竞争的形式进行”。［2］承认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从世界是由多种类型的国家构成的这一角度出发，戈尔巴乔夫承认世界是多侧面、多色彩、多变化和充满矛盾的，强调尊重各个国家不同的利益，强调利益均衡。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的安全观念，确立了合理、够用的防御原则。苏共不再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损害别国主权与利益的基础上，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自决权。戈尔巴乔夫否定了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为了苏联的安全，强行把其他国家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理论，认为“安全的唯一牢固基础，就是承认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承认它们在国际生活中一律平等。必须把自己的安全同国际社会各成员同样的安全结合起来……决不能靠牺牲别人的安全来求得自己的安全”。与这种新的安全观相联系，戈尔巴乔夫反对军备竞赛，宣布把军事战略建立在防御的基础上，并提出了合理、够用的原则。戈尔巴乔夫还强调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与苏联长期强调在意识形态上不能与西方和平共处、坚持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模式不同，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对外政策的方针是：寻求相互谅解，对话，把和平共处作为各国关系中的普遍准则确立下来”，［3］“决不能把意识形态分歧搬进国际关系的领域，让对外政策服从这些分歧，因为意识形态可能是完全对立的，而生存、防止战争的利益才是共同的和最高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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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改变了苏联（也包括俄国）对外政策的扩张主义传统，不再把扩大势力范围作为目标。他主动放弃了帝国政策，开始把对外扩张、盛气凌人的外交变成了把其他国家当成平等伙伴的外交，为苏联走向世界、与其他国家友好相处开辟了一条新路。戈尔巴乔夫开始纠正苏联以往在外交上的大党主义和扩张主义，为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和中苏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敌对，其重要原因是苏联推行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唯我独尊。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强调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强调社会主义的多样性，有利于中苏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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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为改善中苏关系采取了切实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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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两大邻国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是不正常的，对双方不利。在1969年珍宝岛冲突后苏联明显加强了对华军事力量，成立了新的军区，加强了太平洋舰队的力量，改善了边防部队的装备，开始修建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与此同时，苏联还向蒙古增派了军队。中国方面为了对付苏联的威胁，也把许多精力放在发展国防力量上，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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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早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后，邓小平就提出了改善中苏关系的三个条件：要求苏联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苏双方就此问题从1982年10月5日开始副外长级磋商，但进展不大。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请他给戈尔巴乔夫带个口信：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会见。我出访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如果同苏联能够达成这样一个谅解，我可以破一次例。［5］实际上告诉苏联人，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消除“三大障碍”，首先应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件事做起。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但直到1986年4月在莫斯科结束中苏第八轮政治磋商，双方仍没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苏方反复重申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但对中方所提出的“三大障碍”，则尽力回避，拼命反驳。苏方的论点主要有三个：一是指责中方为磋商设置“先决条件”；二是提出中苏关系正常化，应当“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三是宣称苏方“从不威胁中国”。苏方建议共同制定苏中关系基础文件，先就促进经贸、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达成协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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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早日实现关系正常化是大势所趋，是两国的共同要求。在中苏长期对峙中苏联方面占有优势，因此，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主动权在苏联方面。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推动中苏关系的正常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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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崴发表长篇讲话，表示苏联愿在任何时间、任何级别上同中国领导人十分认真地讨论建立睦邻关系的“进一步措施”。他宣布，当年年底前从阿富汗撤出苏军六个团，苏联全部撤军则取决于外部干涉是否继续下去，并透露苏联正同蒙古研究撤出“相当数量”的苏军问题，还表示愿同中国讨论削减中苏边境地区的陆军。同时，他也谈到了柬埔寨问题，声称越柬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是中越双方的事，苏联只能希望中越恢复对话，言归于好。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接受了中国在中苏边界谈判中所持的立场，同意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分阿穆尔河（黑龙江）边界线走向，希望不久的将来，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在“三大障碍”问题上，这次没有重弹“不设先决条件”、“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从不威胁中国”等，不再回避从阿富汗、蒙古和中苏边境地区撤军问题。他也谈到了柬埔寨问题，语气也比较平和，说现在是解决问题的有利时机。“1986年7月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讲话中阐述了我们对亚太地区国家关系的看法。这些观点的实质如下。远东、整个亚洲及其附近的海洋空间——我们是这里的常住居民和航海者——是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所在。这里将来如何发展，在各国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进程如何——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整个世界的命运。我说，我们主张在这个地区共同创建一种新的公正的关系。在这一讲话中关于中苏关系的话题占有重要地位，‘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层面上，以最认真严肃的态度，同中国方面讨论睦邻关系应该采取进一步措施的问题。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把我们分开（而我则想说——把我们连结起来）的边界将变成和平和友谊的疆界。’”［7］时任驻华大使的特罗扬诺夫斯基说：“米哈伊尔 · 戈尔巴乔夫1986年7月28日在海参崴的讲话，成了同中国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重要时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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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8月13日，吴学谦外长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费多托夫，作了如下表态：戈尔巴乔夫总书记7月28日海参崴讲话中对中国和就中苏关系所表述的意见，我们予以认真的评价和重视。中方注意到其中有些过去没有说过的话，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苏联方面清楚地知道中国方面关于消除“三大障碍”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立场和具体主张，而戈尔巴乔夫这篇讲话与消除“三大障碍”距离尚远，特别是没有提到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我们是不满意的。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公正合理地解决柬埔寨问题是中国方面最感关切的问题，也是去年邓小平同志通过齐奥塞斯库传话的核心。中方真诚地希望早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希望苏方认真考虑中方的意见。对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宣布中苏东段边界以界江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中方表示欢迎。据此，中方认为，在适当时候恢复中苏边界谈判是适宜的。［9］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又一次谈到了中苏关系，强调指出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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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作出了切实的努力，只是速度不够快。1988年2月8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从当年5月15日起从阿富汗撤军，10个月完成，结束阿富汗战争成为改善中苏关系的重要因素。根据同蒙古领导人达成的协议，苏联从1989年5月开始从这个国家撤回自己的军队。在最大的障碍——柬埔寨冲突问题上，双方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工作，直至中苏高层会晤，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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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的政策，是中方的要求，也是苏联本身的需要。1987年4月，苏联副外长罗高寿遍访东南亚各国，表明苏联推动和谈的设想。在苏联立场改变的情况下，1987年5月26日，越南宣布开始从柬埔寨撤军，当年撤出5万人，越南同意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1988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特使第12轮磋商中，着重讨论了柬埔寨问题。同年8月27日至9月1日，田曾佩与罗高寿两位副外长在北京就柬埔寨问题举行会晤，双方虽然有分歧，但也达成了许多共识。9月28日，中苏两国外长在第43届联大期间在纽约会晤时，苏方表示愿促进柬埔寨问题尽快解决。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都基本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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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1月5日，戈尔巴乔夫在接见各国使节时，对中国临时代办李凤林先生格外亲热，谈话时间超过了3分钟，他意味深长地表示：看来两国关系已经到了上一个更高台阶的时候了。［11］1988年12月1日至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应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的邀请，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自1957年之后，30多年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问苏联，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首脑会晤作准备。12月2日，戈尔巴乔夫接见了钱其琛外长，请他转告中国领导人，就说我们主张两国关系正常化，正常化的条件现在已经具备。我们坦率地向钱其琛部长介绍了我们国内的情况和我们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新的态度。［12］“戈尔巴乔夫主动表示，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苏联也有过错。在谈及中苏高级会晤时，他主动提出，考虑到各种情况，他准备到北京去。我向他转达了中国领导人欢迎他于1989年访华的邀请，并表示，对于两国关系，中方主张着眼于未来，不纠缠历史的旧账，向前看，探讨建立新的关系。”［13］这次访问被钱其琛称为“破冰之旅”。在访问期间，中苏两国外长指派的工作小组经过反复磋商，双方就柬埔寨问题以《共同记录》方式达成内部谅解。其核心内容是：中苏双方主张尽早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双方希望越南军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例如在1989年下半年，最迟在1989年底之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出；中苏双方表示愿意作出自己的贡献，以促使上述目标的实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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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2月谢瓦尔德纳泽外长访华，此时已经明确，戈尔巴乔夫将于1989年5月中旬访华，谢瓦尔德纳泽同李鹏总理、钱其琛外长举行了会谈，又去上海会见邓小平。会谈气氛很好，邓小平强调，现在已经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时候了，应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但在最后出现了一些不愉快。据钱其琛回忆，苏方本来同意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联合声明，但在2月3日深夜又变卦了，中方表示鉴于双方分歧较大，同意暂不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联合声明，也先不公布已经商定的5月中旬举行高级会晤的日期。［15］苏联驻华大使则认为“中国对手是故意在柬埔寨问题上以极端强硬的立场进行谈判，企图从我们身上榨取出只有在最高级会晤前的终点冲刺时才能弄到的全部信息”。［16］2月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谢瓦尔德纳泽宣布苏联领导人将在5月中旬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田曾佩副外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则说：“杨尚昆主席向戈尔巴乔夫主席发出了邀请。苏方接受了邀请。访问的具体时间有待商定，中国方面准备研究苏方的建议，并同苏方进行协商，找到一个对双方都适合的时间。”［17］经过双方工作组的继续谈判，很快达成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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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2月6日，中苏双方同时发表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联合声明和戈尔巴乔夫的访华日期。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双方达成了九点共识，中苏双方致力于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希望越南能够在1989年9月底前完成撤军，在外国军队从柬埔寨撤出后，在这个国家不出现危险局势和发生内战，中苏双方认为，建立有效的国际监督机制，对越南撤军、外国停止军事援助、维持柬埔寨和平以及进行自由选举实行严格的国际监督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双方的分歧仍然存在，“中国方面主张建立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有四方代表参加的柬埔寨临时联合政府”，“苏联方面将支持柬埔寨四方就建立西哈努克主持下的有四方代表参加的临时机构达成一致，该机构不从属于柬埔寨任何一方，其任务是实施柬埔寨各方达成的各项协议和举行自由选举”，“双方同意就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某些方面尚存的分歧继续进行讨论”。［18］柬埔寨问题确实比较复杂，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这一问题不是由中苏双方所能完全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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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访华，实现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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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在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这一问题上，功不可没。1989年5月14日戈尔巴乔夫起程飞往北京。在会见邓小平前，戈尔巴乔夫对身边的陪同人员说：“我们的举止应该像年轻的活动家去拜访老一辈活动家那样。这在东方会产生好印象。”［19］中苏最高领导人的会晤，标志着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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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6日上午10时整，戈尔巴乔夫来到等候在人民大会堂的邓小平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在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开始后，邓小平一开始就表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他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两国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戈尔巴乔夫在回忆与邓小平会见时记述到：邓小平一开始就问我记不记得3年前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转交的他的一封信。当时他建议说，如果能够消除“三个障碍”，为了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他愿意和我见面。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从您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讲话中看出在苏美关系方面有可能出现转机，从对抗走向对话有了明显的可能。世界紧张局势出现了“降温”的可能。这是符合全体人类的愿望的。中国人民面对的问题是：中苏关系能不能改善？出于这种考虑，我才转给您那封信。3年后我们终于见面了。戈尔巴乔夫回应说：您提出了‘三个障碍’，所以需要3年时间，即一年消除一个障碍。邓小平表示：现在我们可以正式宣布中苏关系已经正常化了（这时我们互相握了握手）。今天您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会谈。这意味着我们两党的关系也正常化了。戈尔巴乔夫说：我想，我们可以互相祝贺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了。我赞同您对世界形势的看法。苏美关系，苏中关系，大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加上整个国际形势都走上了新的轨道。在研究当代的关键问题和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的时候，我和您发现我们有许多相吻合的地方，所以我们才能够开始相互接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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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6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晤。新华社记者王新庆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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