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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80．为什么说“文化统制主义”是苏联剧变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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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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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人们提出一种看法，认为苏共亡党亡国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苏共意识形态发生了“一夜之变”，其惨痛的结果是：苏联“全国众多的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仿佛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传播西方政治学的基地”；“苏共多年精心培养的理论队伍和思想精英一夜间掉转了枪口”。这里所说的，大体是一个客观事实。与此同时，也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苏共意识形态的剧变、消亡，为什么会像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一样，发生得如此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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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于政治经济制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就是说，文化和意识形态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来说是相对稳定的，后者发生变化了，前者并不一定马上随着变化，它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规律，在它所依赖并为之服务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发生变化之后，它们通常并不会立即消失，还会继续存在、稳定一个时期。也就是说，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一旦形成，较之于同它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说，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即使这种政治经济制度灭亡了，与之相应的文化、意识形态也会继续存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但是，苏共意识形态的瓦解和消亡，却几乎是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同步发生的，具有突发性、剧变性的特点。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苏共意识形态的消亡为什么就几乎溢出了这个意识形态相对稳定性的规律？这究竟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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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了解苏共文化意识形态政策的性质和特点。可以说，苏共意识形态所以消亡如此之快，主要是由它的极端封闭性和脆弱性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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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管制造成苏共意识形态的极端封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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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的意识形态具有极端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是由对书报文献信息的过度监控，对思想文化领域的严密封锁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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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对文化意识形态的管制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监控书报文献信息的传播；二是采取意识形态批判，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批判运动”，或者叫“大批判”、思想清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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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献信息、新闻书报的出版和传播实行适当的监督控制，一般来说都是必要的，对于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显得尤其重要一些。所以，当时出于回击反革命报刊疯狂反扑的需要，查禁资产阶级报刊的同时，苏维埃政府在《关于出版的法令》中明确指出，这是“一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只要新社会秩序一经巩固，便将撤销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照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的充分自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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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苏共把这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长期化、固定化，而且到斯大林时期，这些措施更加严厉，不仅把这些更加严厉的措施指向社会，即资产阶级敌对势力，还进一步指向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和“反对派”。这些严厉的监控措施指向资产阶级敌对势力，毕竟是针对敌人的，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尽管也有一个适度、适当的问题），但一经把矛头转向党内，性质就发生了完全的变化。严厉监控党内同志，把同志当成“敌人”，这就严重扩大了打击面，也严重破坏、钳制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同时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封杀了理论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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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监控的标准。联共（布）在先后出台的报刊法令中，甚至对“有违背”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唯心主义倾向的”，“包含有赞扬陈旧生活方式、带有资产阶级道德成分的”，［2］甚至连“无思想性”的书报作品，都加以查禁。这些标准因检查人员的理解各有不同，不仅内涵十分模糊，而且可以有无限的外延。再加上将“对敌”的标准由社会转向党内，就必然衍生出对党内持不同意见同志和“反对派”的扩大化打击，这必然造成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的监控，不是什么一般的封锁，打上一般的“封印”，而是变成了牢固的“漆封”、“铅封”，甚至是像“罐头”一样的“密封”。这就变成了对社会、对党内实行的书报信息封锁，变成了封人口舌、不准讲话，钳制党内正常民主生活，甚至变成了密不透风的文化统制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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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从1925年展开所谓“布尔什维化运动”之后，提倡“意识形态100%的纯洁性”、“100%的布尔什维主义”；在30年代，斯大林还提出警惕“中间居民阶层”的“不健康情绪”，“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3］以及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等等——当这一切都被当成严密监控的新闻书报和文献信息的内容的时候，那么，可以想见，能够出版发行和流传的国内外出版物，到了一种范围何等狭窄、内容何等贫乏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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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记，在苏联的体制中，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是采取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相结合的。也就是说，出版印刷之前，书稿要送检查机关审查通过，出版发行之后，出版物还要经邮递、海关和国家安全部门一一检查放行。按前述对书报信息所要求的思想政治标准，无论在哪一环节和部门受阻，都不可能过关。在苏联，这类检查机构的队伍十分庞大。仅以出版总局的机构为例，它的人员编制就越来越多。到1938年，发展到15个处，这一年仅从事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的两个处，就达525个检察官之多。到1940年，仅俄罗斯联邦的检察官就达近5000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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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监控、查禁的情况看，以1926年为例，全年共禁行4379期国外期刊、5276部书和2674件印刷品邮件，还裁削了975部作品。［5］1927年之后，对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都编订了目录，严加控制。平均每年没收的出版物在15%—20%左右，有些种类达20%—30%，哲学和宗教类最多，甚至达到40%，政治和历史类平均达23%。［6］到1938年，仅前9个月经事前审查，就查禁了12588条信息，还查出了23512处属于政治思想方面的所谓“歪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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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严查现行出版物，还对图书馆馆藏图书进行了大规模清查。根据出版总局局长1936年1月10日《关于从图书馆和书库清除不准在苏联传播外国文献》的命令，集中在两周时间内，由检察官会同内务部代表，仔细对各大图书馆的库藏进行了清查。清查出来的成千上万种外国图书和报刊被归入特藏书库，严禁外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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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控制的加强，订购国外文献越来越难，而人文类图书尤甚。几乎所有这类外文的和俄国侨民的出版物都被自动移入特藏书库，其中有许多还遭到了全面销毁。据一名负责人员30年代向中央报告：“目前我们销毁的外国文献达10%，价值折合25万美元。”仅1938年一年就销毁英文杂志869种、报纸5451种，法文杂志640种、报纸33620种，德文杂志7620种、报纸3450种，其他文种杂志达5000种以上，报纸近5000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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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日常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进行这种严厉监控、检查外，还不断发动思想批判运动，进行大规模清理。在斯大林时期，确切地说，从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大大小小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除苏德战争打得最激烈的1941—1943年外，几乎不曾间断过。实际上，在这20多年间，苏联经历了3个意识形态批判和斗争的高潮期。第一个高潮期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这是意识形态的“大转变”时期，这期间主要展开了政治上对布哈林经济理论的大清算，在经济学中展开了对鲁宾政治经济学派的批判，在哲学界展开了对德波林及其学派的批判，在史学界进行了对斯卢茨基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批判，在文艺界展开了对“拉普”的批判。第二个高潮期是30年代中后期，这是意识形态的“大清洗”时期。这个时期主要在史学界批判了波克洛夫斯基学派，在文艺界批判了形式主义，而这期间主要是集中对“大转变”时期被批判过的各学派、团体、艺术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和骨干分子，进行了总清算、大清洗和刑事、行政处分；第三个高潮期是从1946年到1952年的战后初期。这期间，联共（布）中央分别就《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电影、戏剧和音乐作出了一连串决议，分别在文化艺术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特别揪出了一个由犹太人组成的所谓“反爱国主义的戏剧家集团”。还在哲学界批评了亚历山德洛夫的《西欧哲学史》，在生物学界批判了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此外，还进行了语言学批判、法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在上述3个意识形态批判高潮之间的空当过渡阶段，还贯穿着大大小小的批判事件，比如，就连战争刚刚经过生死决战的1944年，又在史学界展开了对一批哈萨克斯坦史学家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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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对书报文献信息的严密封锁和过度监控，造成了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极端封闭性。这种极端封闭性铸造的意识形态，必然伴随另一特点，即极端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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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涵和它的极端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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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所信奉并遵循的一整套价值观和思想体系。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作为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也有自己一整套不同于过去一切政党的崭新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这就是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应用于俄国，创造性解决俄国革命问题的产物。它代表了进步的历史潮流，反映了俄国人民推翻旧制度，建设新社会的合理历史要求。但是，斯大林执政后，从抵制到抛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以至根本拒绝列宁的晚年思想，再通过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意识形态“大转变”，完全转变到斯大林化的理论教条上来，先后经历了一个推倒旧权威、树立新权威，即斯大林个人理论权威的过程。所谓树立斯大林的个人理论权威，就是以斯大林的是非为是非，唯斯大林独尊，以斯大林判断是非的标准、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为最高真理准则，而不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判断真理的标准为依归。从1929年以后，特别是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定之后，长期以来，苏共就是以这个判断理论是非的标准、分辨社会主义的准则，进行意识形态禁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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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之后，苏共的意识形态就完全充满了对斯大林个人的神化和崇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解释成了斯大林化的理论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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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策略是，先是依凭“列宁学生”的身份，来神化和崇拜列宁；而神化和崇拜列宁的现实目的，正是为了神化和崇拜斯大林自己。当其达到这个目的之后不再需要依凭列宁时，便直接树立他自己被神化了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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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0年代初开始，联共（布）中央实际上是用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解释——《论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代替了列宁主义，甚至也通过斯大林对马、恩思想的垄断性解释，代替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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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30年代通过编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伪造俄国革命的所谓“两个中心”、“两个领袖”的理论［9］，把斯大林神化到党和苏维埃国家创建者的地步。到30年代后期，特别到战后初期，斯大林已经被当做了可以代替马克思和列宁的“最伟大”的理论家，斯大林被称为“天才导师”、“科学的泰斗”、“永不犯错误的理论家”；提出“斯大林就是真理”，“谁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真理”，“斯大林的指示就是法律”，等等。这时，被斯大林解释的列宁主义，斯大林的思想，成了当时最高、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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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虽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并未着眼于从体制上和社会历史根源上对它进行清理，最终还是留下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浓厚残余，不仅其各种思想理论影响和体制模式依然存在，而且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后期，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个人崇拜现象的复发和回潮。所以，纵观苏联大部分时期，对领袖个人的崇拜乃至神化，可以说是苏共控制意识形态的特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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