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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81．苏联在文化建设中有哪些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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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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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史上，苏联的文化发展，历程非常曲折复杂，也很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它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十分丰富，教训也极为惨痛，并且它在文化发展中的成败得失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也很大，所以，总结苏联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规律，实现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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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化发展的历程，经历了列宁的初创开拓时期（1917—1928年）、斯大林的独断时期（1929—1952年）、赫鲁晓夫的改革时期（1953—1964年）、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1965—1985年）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混乱时期（1985—1991年）。在苏联文化发展的这5个时期、共计74年的历史上，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革命后头十年，在物质极端困难、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形势下，苏联文化反而得到了较好、较快的发展，而且这一发展还主要表现在文化发展的质量上。为什么十月革命后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内，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文化反倒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而在30年代物质基础增强以后，反而严重受挫，遭到重大损失？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把目光首先注视到由列宁提出、尔后主要是由布哈林忠实继承和发展了的文化领域的方针、路线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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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和战后百废待举的恢复时期，列宁在日理万机中不失时机地领导了同“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及其极左文化思潮的斗争。列宁病重和逝世后，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等在1923—1925年的文学争论中，又继续领导了同“岗位派”和“拉普”等极左文化派别的斗争，在此过程中依据列宁思想起草、制定并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5年6月18日通过了《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这个文件是对十月革命后革命文化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集中体现了列宁在文化方面的理论、方针和路线，无论在苏联思想文化史上还是在整个国际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史上，都是一个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它所具有的深刻内容和重大意义，正如一位著名的苏联学者所说，“就连我们今天也难以对它做出重新估价来”。［1］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这一文献也极为重视，《人民日报》在1951年1月28日曾全文刊载并向全党推荐过这一文献。但由于后来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党在实际文化工作中并未吸取并实践这一文献的马克思主义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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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凡是较好吸取或体现1925年《决议》精神的，文化就得到了较好、较快的发展，凡是违背这一文献精神的，就会损害或阻碍文化的发展。我们总结苏联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只有在认真研究这个文献的基础上，根据苏联文化发展的史实，才能做出深刻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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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苏联半个多世纪文化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这就是，苏联文化潮涨潮落、起伏发展的曲线，是同党的文化政策路线变化的曲线相吻合的。当政治环境较为宽松，决策机制较为合理，行政命令措施较少，而有内行按文化规律办事，能较好团结知识分子，有利于发挥知识界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时候，科学文化就发展得较快，局面就较好；反之，科学文化进步得就缓慢，情况就变得较糟。透过这个现象，可以看出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即，文化是如何受制于政治，随政治的清明开放程度而曲折演进的。当然，一定社会文化的发展离不开该社会的经济条件，但经济并不能直接决定文化的发展，而是通过政治的中介同文化发生联系的。但科学文化和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反作用却较为明显，不过也仍离不开政治的中介。在苏联文化体制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上，有许多生动具体的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文化、政治和经济三者交互关系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苏联党和国家政治上的失误怎样影响文化和意识形态，而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挫折又如何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而由于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又怎样导致了苏联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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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苏联文化发展的历史，纵观党和国家领导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历程，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概括起来，这些经验教训可分为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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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把文化建设提到重要地位，把它作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前提之一，是关乎这些国家社会主义成败的重大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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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这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进行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的争论。十月革命前后，孟什维克和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曾以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缺乏必要的文化前提为借口，预言布尔什维克革命必然走向失败和破产。苏联剧变之后，这个问题又重新提到了人们面前。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前苏联各国一些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人，这几年利用这个问题大做文章，似乎俄国的社会主义选择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本该在二月革命后走西方的道路，你看，重又搞一次十月政变，到底错了！”这是苏联剧变后俄罗斯舆论界很有代表性的一种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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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在这个问题上是应该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但教训不在于上述舆论所说的，俄国该不该做出社会主义选择，而在于苏联在30年代以后没有正确领悟并坚持列宁晚年的教诲，把文化建设作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提到应有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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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晚年曾倾注巨大心血，集中思考并研究了这个问题。列宁敏锐地看到俄国文化落后给苏联革命和建设，给党和苏维埃机构带来的诸多困难和局限。他在晚年的5篇著作，即通常所说的“政治遗嘱”中，几乎每一篇的中心思想都是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他痛感俄国文化的落后，认为在俄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状况也是很差的”。［2］这对农民的“合作制”进程，对苏维埃机关的改造等都造成了严重影响，因此列宁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3］也就是说，要把“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作为“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在实现前者之后再回过头来进行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4］因此，列宁提出，在取得政权，进入和平时期之后，要把工作“重心”“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用“整整一个时代”来进行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5］列宁在这里是把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提到战略高度，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纲领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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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逝世后，布哈林全面、精辟地阐述了列宁晚年的这一思想。这在他1928、1929连续两年写的纪念列宁忌日的两篇文章中集中体现了出来。遗憾的是，斯大林在反“右倾”斗争中通过批判布哈林，差不多全面抛弃了布哈林阐述的列宁晚年思想，并且以他自己对列宁文化革命思想的曲解，在30年代将列宁的文化革命理论简单化为只是解决读写认字、普及教育，这实质上是取消了列宁晚年提出的文化革命思想。在苏联这个半东方式的落后国家，没有像列宁那样将文化建设提高到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前提来对待，并切实解决文化革命的一系列广泛任务，其后果正像后来所表明的，造成了强制集体化，机关官僚化，抛弃传统文化，严重摧残知识分子等严重问题。这给后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深远的后果。斯大林背离、抛弃列宁的文化革命理论，没有用“整整一个时代”狠抓文化建设，而且在对待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政策上犯了一系列错误，这不能说不是苏联社会主义遭到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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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在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中突出强调了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到空前的战略地位，不仅是吸取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也赋予文化发展在当代之极端重要性的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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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文化遗产和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上，在对待中间思想形态的问题上，能否经常重视克服“左”的倾向，是关系文化建设成败的重大关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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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表明，在落后的农民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左”的思潮和派别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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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和半东方的落后国家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它们长期处在封建和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薄弱，无产者数量较少、年纪较轻，又主要来源于破产的小生产者，因而同农村小生产者仍然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这就使它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小生产者狭隘思想的束缚。加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受旧制度压迫甚重，生活很苦，由此而产生的对资本主义旧制度的强烈仇恨，往往因其文化水平的限制而表现出思想眼界的狭隘性，容易把资产阶级文化及其体现者——旧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及其制度一并加以摈弃，因此，对落后和半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在主观上存在着很大的困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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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应看到，恰恰在这些落后和半落后的国家，解决正确对待文化遗产和知识分子问题，对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来说又极为重要。这不仅是因为这些落后和半落后国家由于经济文化上比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更为落后，因而更加迫切需要文化和知识分子，而且是因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旧制度下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上的无权地位，造成他们在文化状况上的极端落后，因而使之在革命胜利后的相当时期内，必须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文化技术力量；加之文化成果是人类世代经验的积累，其本身存在着历史的继承性，这就使继承文化遗产，包括利用知识分子，成了所有国家无产阶级在掌权后必须解决的一个极为迫切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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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苏俄在这个问题上接连不断地遇到了“左”的思潮和派别的干扰。强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主张建立“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否定文化遗产，否定人类文化的普遍价值，排斥、打击一切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曾对苏俄的文化建设造成严重后果。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党内各种各样的派别——“军事反动派”、“工人反动派”和“民主集中派”等，也都这样那样地同“无产阶级文化派”存在着思想联系。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同这些“左”的倾向和派别进行了顽强不懈的斗争。著名的《青年团的任务》等一系列文章，就是在反对这种“左”的倾向的斗争中发表的。列宁逝世后，苏联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甚至包括20年代中期以前的托洛茨基，仍继续同“左”的文化思潮和派别进行斗争。俄共（布）中央1925年那个著名的文学政策决议就是主要同这些派别的斗争中制定的。但从1929年初开始，斯大林写了《致“拉普”共产党员作家》的信，公开转向支持“拉普”，从此，在苏联思想理论界和整个文化界，“左”的思潮和派别开始抬头，迅速发展，并且得到联共（布）党和斯大林本人的支持，一发而不可收。在30—50年代初，斯大林和联共（布）党从本质上说不仅几乎从来没反对过“左”的文化思潮和派别，而且可以说总是推波助澜，任其泛滥。这就造成思想理论的简单化、教条化和庸俗化。其影响之深远，波及整个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各国，在苏联国内直到50—80年代中期都未能得到有效克服，以致对苏联文化、意识形态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严重后果。这个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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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中间思想形态的问题上，不断注意克服“左”的思想情绪，对落后和半落后国家发展文化事业也是极端重要的。在落后和半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尚未得到足够发展，阶级分化尚不充分，因此，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还是一个人数很多、思想复杂的社会阶层。代表并反映他们思想情绪的中间思想形态，是一种客观存在。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党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是十分周到和细心的。在俄共（布）中央1925年文学政策决议中说，在过渡时期，“摆在无产阶级政党面前的问题便是：怎样同农民和睦共处，慢慢地改造他们……怎样使技术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知识分子为革命服务，在思想上把他们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6］这实际上是一个如何对待非党“同路人”作家的问题，也是如何对待中间思想形态的问题。因为非党“同路人”作家大多是反映并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情绪的，而他们所代表的就是这种介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思想形态”。俄共（布）中央《决议》关于对待“同路人”作家的政策规定：“一般的方针应当是周到地和细心地对待他们，即采取那种足以使他们尽可能迅速地转到共产主义思想方面来的态度。”［7］而在同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作斗争的时候，决议指出，应当以容忍的态度对待中间的思想形态，并予以耐心帮助，这些思想形态将在与共产主义各种文化力量日益密切合作的过程中逐渐消灭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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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周密对待、耐心团结“同路人”的政策，“以容忍的态度”对待其“中间思想形态”的政策，造成了20年代比较宽松的、有利于合作的思想政治气氛，这正是许多来自旧俄时代的老作家，如阿 · 托尔斯泰、帕斯捷尔纳克、皮里尼亚克、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等，在苏俄时期仍保持旺盛创作力，能继续写出了一本本大部头作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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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转变”以后，在30年代，斯大林采取了不能容忍、甚至消灭“中间思想形态”的政策。他在1934年十七大《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说，“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政治任务之一”，就是“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其表现就是以“我国城市和农村至今还存在着一些中间居民阶层”为滋长“土壤”的“不健康情绪”。［9］这实质上是提出了“克服”和“消灭”“中间思想形态”的任务。这一任务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实际上，以斯大林为代表的部分党内领导，早在1925年开展“布尔什维克化运动”时，就提出了“意识形态的100%纯洁性”或“100%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30年代主张消灭“中间思想形态”、克服“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非无产阶级思想”等，就是上述口号的继续，也是对党的1925年《决议》精神的背离。在“意识形态100%纯洁性”的口号和30年代极端政策的支配下，一方面，加强了对新闻出版和书报发行的严密检查，禁毁了大量书报。另一方面，在知识界展开了大规模的思想文化斗争，严重摧残了数以千计的作家、学者和文化人，这就造成三四十年代苏联文化的大萧条、大衰退。这个深刻教训，是值得深深吸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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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按照文化事业的客观规律，针对文化本身的特点及文化各部门的特性，采取相应的领导原则和领导方法，是党实现对文化事业内行领导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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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事业不同于政治、经济和军事，它具有自己本身的特点和规律。非但如此，在文化事业内部，各个文化部门也有各自的规律和特点。文艺具有不同于科学的特点，科学又有不同于教育的规律，而各种不同类型的教育也各有其本身的特性。指导文化建设，能否针对不同的部门，按照它们的客观发展规律办事，是能否实现正确领导，推动其顺利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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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一向很重视文化本身的特点和规律。他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说，“文化任务不能像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解决得那样迅速……在危机尖锐化时期，几个星期就可以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在战争中几个月就可以取得胜利，但是在这样短的时期要取得文化上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并且应表现出“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10］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又说：“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11］这些，都是告诫全党，要认真考虑文化事业的特点，按照文化本身的规律领导文化事业。因此，列宁十分重视对文化的内行领导，他在十月革命之初就把文化教育的行家里手，党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卢那察尔斯基和著名史学家波克洛夫斯基，任命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正副手，还让“党内最大的理论家”布哈林主管文化意识形态，是有深谋远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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