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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83．民族问题对苏联解体起了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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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常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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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苏联解体后，国内外关于解体原因的探讨始终未断，不同学科的专家从不同角度加以诠释，还不时有新说出现，这并不奇怪。众所周知，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一个横跨欧亚大陆、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六分之一的超级大国，一个对世界政治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短时间内土崩瓦解、不复存在，不能不引人深思，以求其索。而在苏联废墟上建立的15个新独立国家，独立近20年后的不同表现，特别是作为苏联主要继承国的俄罗斯与其他14个国家的复杂关系，可使人们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特别是对民族因素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产生新的认识和启迪。可以预料，今后对苏联解体的研究还会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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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尽管对苏联解体的原因有不同的诠释，但有一点却达成共识，即民族问题在苏联解体中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本文就此谈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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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联邦制潜伏解体的制度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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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简称。它由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民族专区组成。这样复杂的联邦构成为世界少有。15个加盟共和国既有宪法和除军队和外交机构以外的所有国家设置。格鲁吉亚等加盟共和国的宪法还明文规定，共和国有自己的“国语”和“主权”。苏联宪法也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拥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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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这种特殊的国家构成与1922年苏联成立时的国内形势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出现了反对沙皇统治的革命形势，伴随发生的还有民族独立运动。在民族地区各种势力趁中央内乱纷纷揭竿而起，建立政权，宣告独立。在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前后，沙俄帝国实际上已分裂成若干个国家，其中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这些新诞生的国家有的是无产阶级掌权，有的是资产阶级执政，但同时各国政权都存在对立面，存在所谓“红”“白”对垒的局面。1918至1920年间，逐渐站稳脚跟的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党及其——红军，一方面帮助本国和其他国家巩固红色政权；另一方面，派人到资产阶级掌权的“白色地区”发动工农群众起义，或者直接派红军“协助”夺权。在外高加索地区、中亚地区，甚至在乌克兰都是以这种方式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1922年初，经过内战洗礼的各民族共和国基本上站稳了脚跟，形成6个独立的红色国家，它们是：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当时这些国家都面临着经济危机和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包围下如何生存的共同问题。在加强一般性联系已经不能适应形势需要的情况下，各国提出了建立联盟的设想。当时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种是将乌克兰等国以自治共和国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即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另一种是列宁主张的各共和国以平等身份结成联盟的方案，即联邦制方案。结果采用了列宁的联邦制方案。1922年12月30日苏联正式成立。在关于苏联成立的文件中规定，“保证每个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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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苏联所以能够成立，除存在求生和发展经济的需要以及国家发展方向的共同性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这就是有统一的俄共（布）的存在。在苏联成立前，尽管各共和国是独立的国家，但共和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却是统一的，即各苏维埃共和国的俄共（布）党组织皆隶属于俄共（布）中央，它们只拥有相当于俄共（布）区域委员会的权力。俄共（布）如同一条纽带把各共和国捆绑在一起。如果没有统一俄共（布）这个重要条件，苏联或许不能成立，即使能够成立也不会十分顺利，或许不是当时那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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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必须提到，当时组成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都是以主体民族命名的，因此，苏联的联邦制是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这种联邦制与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以地域为特征联邦制有所不同，苏联学者认为这种联邦制是列宁的“创造”。［2］苏联对加盟共和国加入或退出联盟的规定相当宽松，声称可以“自由”退出。在稍后通过的苏联几部宪法中仍保留了这个规定，苏联领导人没有料到，若干年后这一条款竟成为加盟共和国谋求独立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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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苏联解体的原因时之所以要从苏联的成立说起，是因为苏联的联邦制和宪法对加盟共和国退出权的宽松规定潜伏着易引起苏联解体的制度性危机。列宁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采用上述联邦制形式组建苏联是顺应形势的需要，符合大多数民族的愿望和利益，体现了他对“民族平等”理想的追求和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憎恨。正是由于苏联的成立，使一批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小国得以生存下来，使社会主义事业得以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列宁在组建苏联问题上功不可没。但同时也应看到，列宁提出的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并未经过历史的检验，列宁的过早病逝使他无法看到以民族为特征组建的联邦制的局限性。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无法苛求列宁。只是在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解体之后，人们才逐渐看到这种联邦制的弊病所在。在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版图上建立的新独立国家没有一个采用联邦制国体，也能说明这个问题。另外，苏联的成立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如果促成苏联成立的诸条件发生变化，比如，各加盟共和国已不担心本国生存会受到外来威胁，加盟的共和国感到在联盟内已经不平等，经济发展因为现行国家政治和经济体制而受到阻碍，特别是在维系苏联存在的统一的共产党本身发生了变化，已经起不到维系国家统一的作用时，其结果又会如何呢？简言之，当初苏联成立的前提条件因为主客观原因变化了或丧失了，苏联是否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呢？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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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工作中的错误为制造分裂提供了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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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之后和戈尔巴乔夫上台前，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先后掌管苏联大权，其中掌权时间最长的是前三位领导人。他们在苏联民族工作中有成就，也有过失，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民族工作的错误较多，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两人纠正了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但在民族关系问题上也有不少过失。民族工作方面的错误为尔后某些人攻击苏共和制造分裂提供了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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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苏联民族工作的成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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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产业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一些经济十分落后的民族地区，例如中亚5个加盟共和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接近或超过全苏平均水平，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超过50%，已由昔日落后的农牧业地区变成工农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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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各加盟共和国扫除了文盲，各类教育事业也迅速发展。据统计，1984—1985学年，在14个非俄罗斯民族共和国中有普通中小学6.84万所，在校学生2430万，占全苏54%；中等专业学校1924所，在校学生201.84万，占全苏45%，高等专业学校392所，在校学生223.89万，占全苏42%。［3］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8个加盟共和国每万名居民中拥有大学生数已超过英、法、德、意、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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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基本形成。至20世纪80年代初，除苏联中央党政领导机关中一直保持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干部外，各加盟共和国及其所属州、市、区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基本为当地民族人士。可以说，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实现干部民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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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社会结构发生积极变化。民族地区普遍呈现都市化进程加快、工人和职员队伍扩大、脑力劳动者人数增加的情况，从事农牧业的人数明显减少。1979年农民在哈萨克斯坦所占比重仅为6.5%，农牧业人数最多的土库曼斯坦也只占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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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很大，但问题也不少。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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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和民族理论方面出现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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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对社会主义与民族关系的看法有误。斯大林夸大民族关系的阶级性质，一度将民族问题作为敌我矛盾对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两人则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夸大成绩，粉饰矛盾，认为苏共民族政策主要是加快民族接近和统一，甚至称“苏联的民族关系问题已完全、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4］苏共民族政策主要是实现各民族全面接近和完全一致。正是由于苏联领导人不承认苏联存在民族问题，因此对民族问题往往报喜不报忧，竭力掩盖事实上存在的各种民族问题。一旦掩盖不住，就以敌我矛盾的方式处理，结果使大量民族问题积累下来，或失去最佳处理时机，或处理失当，这些都形成了积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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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度集权体制影响了民族地区的发展，损害了少数民族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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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长期实行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有通过“一平二调”帮助落后民族地区发展的一面，但也存在剥夺作为联盟主体的加盟共和国应享有的权利的一面。联盟中央通过由它直接管理的联盟部和联盟一共和国部控制了共和国的绝大多数企业和资产。例如，勃列日涅夫时期，共和国部所属企业产值只占共和国产值的6%［5］。共和国能支配的资产数量极其有限，连修建一所普通学校也要得到联盟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生产计划的安排、产品的销售完全由中央一手控制，共和国无权过问。然而，共和国却又要承受由于各种企业兴建而带来的社会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共和国并未因为在其境内大量兴建企业而使当地人民受益。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曾说过：“我们的国家在苏联时曾得到许多东西，首先是在教育方面，但土库曼斯坦从来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平等的一员。不管对我们下达什么命令，我们都必须完成……土库曼斯坦不能根据自己的倡议独立地解决任何一个问题。”他还说，“在土库曼斯坦谁都不知道销售700亿立方米天然气、1500万吨石油、50多万吨棉花的利润究竟用在何处。与此同时，共和国一直置身于落后者的行列，我们实际上完全没有正常的经济基础设施，也没有加工工业部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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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俄罗斯主义挫伤民族感情，影响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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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队伍已经形成、民族自觉意识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苏共在文化领域推行具有俄罗斯化色彩的政策。例如，必须以俄罗斯为中心阐述苏联的历史，把沙俄当年的侵略扩张说成是“进步”，是应少数民族的“请求”，把扩张有功的俄军将领奉为“英雄”，而不许少数民族歌颂本民族的英雄等，否则被说成是“民族主义表现”。这些做法引起包括一些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内的知识分子的不满，苏共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而是从斯大林时期起始终把反对民族主义的矛头指向少数民族，而很少甚至不提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美国智囊人物布热津斯基在谈到苏联少数民族民族主义的作用时写道，“非俄罗斯民族的怨恨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纵向上是反对莫斯科的大俄罗斯人的中央统治；横向上是公开表现出的非俄罗斯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所有这些民族主义的要求和行动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削弱以至最终割断莫斯科的大俄罗斯人强加给他们身上的纽带关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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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犯过给少数民族留下惨痛历史记忆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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