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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170297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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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91．邓小平对中苏大论战的看法给我们提供什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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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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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在国际共产主义内部发生了以中苏两党为主要代表、几乎席卷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大论战。邓小平是这场论战的当事人，他对这场大论战的反思对于我们总结国际共运发展的经验教训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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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深远的中苏两党大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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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一些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新观点，并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中共对苏共二十大公开表示了支持，但在内部讨论中，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举是既“揭了盖子”也“捅了娄子”，并判定“此人有点实用主义”。［1］随后，毛泽东在一系列内部讲话中明确表示了对赫鲁晓夫与苏共二十大的不同看法。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从正面阐述了中共中央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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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1月，60多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乘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之机云集莫斯科，就国际形势和争取和平、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一些迫切问题以及各国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交换意见。莫斯科会议在协商和团结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会议未能弥合裂痕，相反，中苏两党在会上的发言和会下的交流中自说自话，实际上是把分歧公开化和深化了。此后，随着中苏各自国内政局的变化，随着潜在的国家利益冲突的表面化和激化，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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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4月，中共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机发表《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表面上是批判铁托和南共的“现代修正主义”，实则是批判苏共在帝国主义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的观点，回答苏共对中共的批评和指责，阐明中共的基本观点。苏共立即作出反应，批评那些固执地持有帝国主义是侵略成性的观点的人和那些没有能够认识到需要利用新因素从另一场战争中拯救人类的人。［2］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双方的报刊上出现了不指名地对对方进行批评和攻击的大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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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争论不断升级，双方敌意越来越重。中共领导人对赫鲁晓夫的印象也越来越坏。1959年底，毛泽东还只是认为赫鲁晓夫“很幼稚”，“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是“实用主义”、“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3］到１960年5月，毛泽东已经认定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虽然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一个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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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月，中共基于对四国首脑会议以后的国际形势的判定，在6月举行的世界工联理事会上公开宣传《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引起苏方的极度不满。［5］赫鲁晓夫伺机报复，终于在随后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动了对中共的突然袭击和围攻：苏共代表团突然向与会各代表团散发和宣读6月21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并指责中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假革命”、“疯子”、“纯粹的民族主义”等，要求中共与苏共保持一致。结果招致中共代表团的激烈反应。［6］赫鲁晓夫压服中共、迫中共就范的目的没能达到。针对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生的情况，毛泽东认为，中共同赫鲁晓夫的根本分歧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分歧的根本问题。赫鲁晓夫是代表老板阶级，代表资产阶级，不要革命，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7］显然，中共领导人已基本上不再对赫鲁晓夫抱什么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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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在对苏共中央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的答复信中，回顾了两党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指出苏共二十大上苏联不经协商就全盘否定斯大林、提出和平过渡理论，这是双方分歧的开端。在1957的莫斯科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在宣言签字前曾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双方曾为原则问题进行过多次争论。中共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观点，但希望通过正常的讨论来解决问题，而苏共总是企图用压制的办法迫使对方屈服。这是中苏争论愈演愈烈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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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9月，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以苏斯洛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结果不欢而散。11月，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祝活动的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中苏两党的斗争在会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会前，苏共又向各代表团散发了一封粗暴攻击中共的长信，作为苏共中央对中共中央9月10日复信的答复。会议虽然通过了《莫斯科声明》，但中共在顾全苏共面子的同时，也把自己的意见写进了文件。中共代表团同时声明，只能再照顾苏共这一次，以后决不照顾了。莫斯科会议暂时缓和了一度激化的中苏两党的矛盾。但好景不长，随着苏共二十二大的召开，两党矛盾更进一步加剧，终于爆发了公开的大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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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苏共领导人对应邀与会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甚至公开号召推翻阿党主要领导人。大会还决定把斯大林的遗体从红场的列宁—斯大林墓迁移到克里姆林宫墙脚下的重要领导人墓地。周恩来在向大会致辞时对一个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公开片面地指责兄弟党的行为明确表示反对。［8］为抗议苏共再次掀起反斯大林高潮，中共代表团退出会场并到斯大林墓前敬献花圈。周恩来还以提前回国的方式彰显中共的立场。从1961年11月开始，赫鲁晓夫不断发表讲话，苏联报刊也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阿尔巴尼亚和中国。在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期间的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东德四国党的代表大会上，苏共又组织了对中共的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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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扬、刘少奇、赫鲁晓夫、邓小平、科兹洛夫、苏斯洛夫、彭真（左起）在1960年12月2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举行的招待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参加者的宴会上。孟庆彪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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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决定公开进行反击。从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的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评美国共产党声明》七篇答辩文章。这些文章虽然仍未点苏共的名字，但已从原来的只批判南斯拉夫扩大到了批判意共、法共、美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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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兄弟党的反复呼吁下，中苏两党决定再度举行会谈。为了阐明自己的看法，中共中央决定对苏共中央的来信作出公开答复。这便是6月1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即“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由于该信阐述了中共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二十五条意见，因此又常被称为“二十五条”。这封信是中苏争论以来中共中央发表的一个最充分的声明。虽然信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的名字而只是不指名地批评了“有些人”，但它事实上是对1956年以来苏共政策和理论的全面批判。苏共中央就中共中央复信发表声明，认为该信“对马列主义政党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歪曲了这些历史性文件的最重要的论点”，是对苏共的“毫无根据的攻击”。双方未能为会谈创造良好的气氛，会谈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导致会谈最终破裂的是7月14日“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的发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进行了逐条批驳和全面回击。苏共中央在发表公开信的同时，作为“附件”，一起发表了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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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信”和“二十五条”发表之后，苏联各报连续发表了《苏共高举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党和人民牢不可破的团结》、《我们忠于列宁主义》等社论，接着又发表了大量支持苏共中央、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文章、消息、读者来信等材料。据统计，仅7月15日至10月底，苏联报刊就发表了近两千篇反华文章和材料。与此同时，苏共还操纵各种国际组织和会议，攻击中国，东欧不少国家也跟随苏共一起围攻中共。一时间，中共的处境极其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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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出，苏共“公开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中共中央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澄清和评论”。声明还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再次发表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发表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并且还要用多种语言广播这两份文件。“我们广播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只有一个理由，即这是一篇奇文。中国人有过两句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声明希望尽可能多的人来学习这封信，因为它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9］7月20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毛泽东在为此而写的“编者按”中说，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编者按”列举了在核战争、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和平过渡、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等问题上，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并指出，“类似这样的情况，通篇皆是，总共有78处的样子，举不胜举，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情况，加以澄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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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两党随之开始了更激烈、影响更为深远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论战。9月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声明说，“从今日起，《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将陆续发表文章，评论苏共的公开信”。同日，第一篇评论文章发表。此后直到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陆续发表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它们分别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6日），《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13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26日），《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0月22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1月19日），《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2月12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2月4日），《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3月31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7月14日）。这些文章涉及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几乎所有分歧，系统地阐述了中共中央的观点，批驳了苏共中央的理论。除了上述几篇重头文章外，报刊上还刊登了大量批驳苏共或揭露苏联反华的文章和材料。这一时期，苏共中央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也发表了数千篇批评中共的文章和材料，并通过中央全会的有关决议和领导人的讲话攻击中共。支持苏共与支持中共的各国党也通过各种形式加入了论战。由此形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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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月，毛泽东在谈到中苏之间的论战时表示，“从苏共二十大到去年七月，我们比较被动。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现在他们要求停止公开争论”，但“停止争论不是一方说了就算，而必须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协议。双方不止是两个党，而是几十个国家的党。因此，争论很难停下来”。［11］并誓言“要争论一万年”［12］：除非苏共收回公开信，收回苏斯洛夫攻击中共的报告，取消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否则，就要争论一万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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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但中苏两党关系并未缓和。中共拒绝参加1965年3月苏共发起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3月20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组题为《苏共领导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步骤（3月1—5日，苏共在莫斯科召开分裂会议）》的材料。23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文章指出，莫斯科三月会议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新领导人推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的具体行动，是为了完成赫鲁晓夫想完成而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分裂计划。莫斯科三月会议的召开，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从政治路线、理论观点的分歧发展成了公开的组织分裂。1966年2月24日，苏共中央写信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3月22日，中共中央复信予以拒绝。至此，中苏两党关系基本断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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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两党之间并波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场大论战的影响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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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论战首先影响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其一，论战的结果是苏共盟主地位的倾覆，由苏共控制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局面也不复存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出现分流发展的趋势。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实践的多样化发展。其二，论战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由于苏共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中苏两党又无法通过论战达成谅解并且分歧越来越深化，这就导致了以苏共为代表的一批党和以中共为代表的一批党之间对立情绪越来越强烈。双方相互指责和攻讦，直至彼此关系中断。在这两大对立势力之间，还出现了少数独立发展的党，对两方都持批评态度；还有一些党多次出现了分裂。二战后出现的那种势不可挡、团结一致的统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瓦解了。对于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来说，党的关系恶化波及国家关系的结果是国家关系由紧张进而中断直至酿成冲突。同时，统一的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也不复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论战的一个客观结果便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分裂，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造成了相当的困难，留下了不小的后遗症。其三，由于大论战的双方在指导思想上都存在着不少“左”的东西，论战不仅没有削弱“左”的倾向，反而在许多方面加速了“左”的因素的进一步膨胀和发展。在苏联，它直接影响到赫鲁晓夫的冒险和勃列日涅夫的僵化。在中国，毛泽东在“反修防修”的方针指导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经济上强化斯大林的一些错误做法，带来了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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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论战也影响到此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一方面，大论战导致了中国“一边倒”的对外战略的终结。中国在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大旗的同时又举起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另一方面，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发展到两国政治经济的矛盾，最终酿成1969年的边境冲突和整个70年代的军事对峙，苏联在整个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加强军事设施，对中国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这是促成中美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个重要因素。随后出现了国际格局中的中、美、苏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它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政治形势，也改变了中国的整个国际战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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