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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二 “学生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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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创党时期的党员，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党员在将“研究的小团体向群众的政党”推进的时候，对吸纳知识分子同道并不积极。上海区委认为，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属性，具有“革命”与“反革命”双重性，因而也“比较含有危险性”。[49]而且，在组织管理层面上，认为知识分子“脑筋较复杂，不易宣传”，“行动浪漫”，“太重视人格”，“很难以纪律相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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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知，上海区委从一开始就对吸收学生等知识分子入党缺乏热诚。他们也承认知识分子既“能动”也“能干”，“在上海各种运动中最好的朋友为学生”。[51]尤其在五卅运动中，学生实际发挥了先锋作用。正是学生的斗争和牺牲，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同情与支持。邓中夏在总结五卅运动时指出：“在资产阶级眼中，学生是被他们所比较重视的，此次南京路的屠杀，假使是工人而不是学生，资产阶级一定是漠不关心，一屁不放（譬如资产阶级对顾正红案的冷淡，便是眼前的证据）。惟其是因为屠杀学生，他们方慢条斯理的讨论他们对惨案的态度。所以此次学生运动有很大的作用。”[52]实际上，学生不仅受到商人等资产阶级的重视，也受到工人等无产阶级的信仰。有部委在报告中专门提到“工人崇拜学生”的现象。[53]这其中显然还有“士为四民之首”等传统观念的遗存。这种观念本来有利于学生出身的共产党干部深入工人社区开展动员工作，但“学生很危险”的认知导致在吸收党员时不注重学生。1926年9月，上海区委组织部在分析上海形势和党的组织现状时坦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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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吸收党员中，太不注重学生、多数青年，以致在这种群众中，共产党无一点的（影）响的，以致每次运动上，工人阶级党成独军独战的形势。在五卅运动中及过去时期中，共产党绝对不好做学生运动……以致形成今日之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在学生群众中之偌大势力。[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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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1927年间，上海的中共党员成分，工人占80%以上，知识分子仅占10%左右。学生党员只有一百五六十人。[55]而同期的国民党党员中，学生占了相当的比重。据1927年2月底的统计，上海有国民党党员7024人，其中学生最多，有2700人，占38%。此外，商人1300余人，工人1000余人。[56]据上海区委调查统计，当时上海的大学生和中学生总计约15000人[57]。这意味着18%的上海学生加入了国民党，而加入共产党的只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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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学生加入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共有意所为。因为这个时期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基本上由共产党人代为“包办”。[58]中共有意吸纳工人加入共产党，而动员学生、商人加入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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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中共的青年团组织。因为这个时期中共的党、团有所分工：党侧重于工人运动，团侧重于学生运动。从上海团组织留存下来的资料看，团的领导人似乎不像党那样“歧视”知识分子。如团的领导人发现：“学生对团较明确，工人很少真正认识。”“支部分工人、学生二种。学较工好。”[59]早期上海团员中，学生占有相当的比重。五卅运动以前，知识分子（主要指学生）大约占上海团员的50%。[60]不过五卅以后，团员中的工人比例上升，知识分子比例下降。1926年1月的统计显示，上海有团员2131人，工人1009人（62%），知识分子360人（28%），店员和自由职业者22人（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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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加入中共党、团的学生虽然不多（上海总计约500余人），中共党、团在上海学生群体中的政治影响力却不算小。据上海团组织1926年7月的工作报告，上海学生联合会控制在中共党、团之手。加入上海学生联合会的49所学校的学生会，有28所受中共党、团的指挥和影响。不过，上海团委承认，他们的势力只限于机关，而未能深入学生群众，实际能号召到的学生，不过五六千，占上海学生总数的15%而已。[62]20年代上海的学生运动，基本上处于多党竞争和多元分化状态。[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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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党内知识分子太少，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一再感叹人才缺乏：党员中80%以上是工人；而工人党员中，十分之六不识字，能看机关报《向导》的仅十分之一二，有阶级觉悟的仅十分之二三，能分清工会与党的关系者约十分之六七，还有十分之三四连工会与党的关系都分不清。[64]区委要求每个支部制作党员名册，但工厂的支部书记多不会写字，连制名册也感到困难。[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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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中共中央估测，全国党部自中央至地方，至少要有350名专职干部才可应付，实际只有120人。而且这120人中，尚有60人“不健全”。如果将支部书记计算在内，则全国缺少上千名干部。[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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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27年初上海区委的统计，党的专职干部，全上海连支部书记计算在内，共195人，其中领生活费的140人，实际工作较得力的只有50人。[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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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地方相比，上海党组织还算不错的。上海区委说：“沪区现在人才感觉缺乏，但凡上海最无用的同志派到武汉，都很得用，足见上海党的文化确较高点。”[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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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中共早期知识分子较多，也比较重视知识分子，可能估计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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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三 工人与帮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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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在研究近代上海工人政治后指出，政党组织发动工人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工人不是油灰腻子，党的干部不能拿在手中随意捏弄。工人自身也不是铁板一块，因地缘、祖籍、性别、文化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等不同而存有差异。[69]另外，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多为青年学生，其家庭背景、教育程度、社会地位乃至语言举止，均与工人迥若天壤。对工人而言，青年学生是陌生的外来组织者，相互之间有一种天然的紧张关系。对政治的冷漠，对陌生组织者的戒心，对政府威权和工厂老板的恐惧，均可能影响工人的政治行动决心。工人之中原有的地缘、业缘和秘密结社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代工人组织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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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工人是中共早期组织发展的重点对象。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全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自然是中共组织活动的核心地区。但中共在上海开展工运最初并不顺利。邓中夏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在上海做职工运动，但是，总做不起来，做起来一点，便又覆灭。”“‘二七’失败的消沉期中，简直没法活动。”[70]原因是：一是列强与军阀官僚的政治控制力相对较强，资本家对付工人运动的经验也相对丰富；二是上海工人中女工与童工占有很大比例，其战斗力与阶级觉悟不及成年男工；三是上海流氓帮会势力强大，招牌工会发达，革命工会初时无力与之竞争；四是因交通方便，周边地区破产农民与手工业者不断涌入，造成劳动力供过于求，减弱了工人与雇主斗争的决心与信心。[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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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上海工人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帮口帮会。工人几乎都归属某一帮口。这种帮口大多是地域性的。帮口首领一般称工头。大部分工人是工头招来的，多是工头的同乡或亲戚朋友，与工头的人身依附关系极为密切，不仅在厂内听工头的话，即使出厂也要受工头的约束。工头的规矩极严。工人每月要将部分工资送给工头。但多数工人信仰工头，因工头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中介。资本家必须透过工头控制工人，工人也必须透过工头与资本家交涉。工人如有错误被资本家开除，工头可与资本家说情，恢复其工作，也可能直接开除工人。所以工人也最怕工头，一切都要工头出面，方敢在其后面行动。工人只敢参加工头所组织的团体，而对于非工头出面组织的团体则不敢向前。[72]在这种情况下，像中共这样的外来政治团体如果不透过帮口很难将组织触角伸展到工人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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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是否要与工头、帮口建立“联合战线”，上海区委内部最初意见不一。有的认为工头剥削工人，工头的利益与工人的利益无关，故不能联合工头。也有的认为包探和工贼式的大工头必须反对，而普通小工头则可联合。而更多的人则主张只有联合和拉住工头，才能借重工头去号召组织工人；对于帮口，主张既不要排除，也不要整个联合，组织上要拉入其分子。[73]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区委不得不认可通过帮口介绍工人党员的方式，甚至认为借助帮口，拿住帮口领袖，是发展组织的一条便捷途径。[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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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区委最初感到透过帮口工头来组织工人非常容易，[75]但很快发现，这种做法大大强化了工头在工人中的权威，更使工人唯工头的话是听。工头利用工会和党组织所赋予的新的身份，由“封建”式的帮口首领，摇身一变为现代“工人领袖”或党的支部书记。他们借助新的政治身份压迫工人。另一方面，工会和党组织始终仅拿住几个工头，而没有真正深入工人群众。对工人群众的实际要求和真实意愿实际并不清楚。由工头转化而来的“工人领袖”，在党组织与工人群众之间，难免上下其手，即一面挟党的权威以令工人，一面借工人群众的名义胁迫工会和党。很多工人仍拘泥于旧式的组织形式（如帮派、弟兄、同乡等），对新式工会的功能和党组织的政治意义实际并不了解。[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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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八九月间发生的小沙渡日厂工潮，就是党组织被“工人领袖”胁迫的一个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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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工潮，涉及日厂12家，8月20日开始，9月16日以失败告终。上海区委最初无意发动罢工。罢工完全是应“工人领袖”的要求，也自始至终受“工人领袖”的操控。“工人领袖”之所以想罢工，一个重要的考虑，是他们鉴于五卅运动的经验，以为只要发起大规模的罢工，必能得到社会各方的捐款救济，他们好从中“揩油”。上海区委将这一现象称为“五卅恶习”。五卅运动期间，数十万工人之所以能持续罢工达数月之久，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来自社会各方的巨额捐款，使罢工工人的基本生活得以维持。据统计，五卅运动期间，国内外各方为支援上海工人罢工而募集的捐款超过300万大洋，[77]大约相当于中央政府全年经费开支的一半。巨额的捐款，大部用于工人的生活补贴，但“工人领袖”也从中“揩油”不少。所以这次小沙渡日厂罢工，据上海区委事后分析，“许多（工人）领袖以为罢工便是他们‘揩油’的机会来了……最初只是靠着几个（工人）领袖开些名单来，组织纠察队，没有问到真正的群众，以致纠察队很多是虚额领钱……（工人）领袖们的坏习惯太多。这些坏习惯可以说在五卅运动中养成。事情还没有做好，就以要钱揩油，视为正当。他们都说（五卅时）刘华、蔡珊好，其实刘华那时能多给他们点钱，也是一个使他们说好的原因，因为那时比较有钱。这次工会与党都没有钱，他们就常常表示不满。”[78]“根本问题，在党与工会不能在事前制止（工人）领袖的自由行动，以致我们被各方面逼到不得不罢工。在罢工期间，党与工会也是无力指挥工人领袖，不能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不能得工人群众的拥护，如纠察队等都如此。所以我们这次失败，完全在失掉群众，只是应付要钱及想法子等。”“群众要上工，而我们天天得到（工人）领袖们的报告说可以支持。如指挥处，除与（工人）领袖接洽外，对工人群众毫无接近，群众完全不知道罢工的条件与策略，以致天天发生恐慌，而我们不知道。”[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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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实际上被“工人领袖”所阻隔。所以上海区委最终认识到：“上级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往往被少数工人领袖从中隔断，不通声气，致工会不能得群众之了解，工会在群众中不能取得真实的力量。”[80]工头转化为“工人领袖”后，其原来的帮口组织实际仍存，但他们因假借C.P.和工会的名义，其组织力量比从前更大。“现在他拿C.P.工会名义去活动，我们实际尚未抓到群众。”[81]其结果，C.P.在利用帮口的同时，反被帮口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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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上海区委仍不能不通过联络帮口首领以推动工人运动。如码头工人方面，中共一直未能打入，于是决定找码头工人中的青帮领袖，请他们吃酒。[82]据1926年5月4日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码头总工会近来发展很快，青帮联络到八九码头首领。[83]11日的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已打入35码头，尚有14个未打入。[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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