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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三 工人与帮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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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在研究近代上海工人政治后指出，政党组织发动工人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工人不是油灰腻子，党的干部不能拿在手中随意捏弄。工人自身也不是铁板一块，因地缘、祖籍、性别、文化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等不同而存有差异。[69]另外，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多为青年学生，其家庭背景、教育程度、社会地位乃至语言举止，均与工人迥若天壤。对工人而言，青年学生是陌生的外来组织者，相互之间有一种天然的紧张关系。对政治的冷漠，对陌生组织者的戒心，对政府威权和工厂老板的恐惧，均可能影响工人的政治行动决心。工人之中原有的地缘、业缘和秘密结社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代工人组织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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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工人是中共早期组织发展的重点对象。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全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自然是中共组织活动的核心地区。但中共在上海开展工运最初并不顺利。邓中夏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在上海做职工运动，但是，总做不起来，做起来一点，便又覆灭。”“‘二七’失败的消沉期中，简直没法活动。”[70]原因是：一是列强与军阀官僚的政治控制力相对较强，资本家对付工人运动的经验也相对丰富；二是上海工人中女工与童工占有很大比例，其战斗力与阶级觉悟不及成年男工；三是上海流氓帮会势力强大，招牌工会发达，革命工会初时无力与之竞争；四是因交通方便，周边地区破产农民与手工业者不断涌入，造成劳动力供过于求，减弱了工人与雇主斗争的决心与信心。[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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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上海工人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帮口帮会。工人几乎都归属某一帮口。这种帮口大多是地域性的。帮口首领一般称工头。大部分工人是工头招来的，多是工头的同乡或亲戚朋友，与工头的人身依附关系极为密切，不仅在厂内听工头的话，即使出厂也要受工头的约束。工头的规矩极严。工人每月要将部分工资送给工头。但多数工人信仰工头，因工头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中介。资本家必须透过工头控制工人，工人也必须透过工头与资本家交涉。工人如有错误被资本家开除，工头可与资本家说情，恢复其工作，也可能直接开除工人。所以工人也最怕工头，一切都要工头出面，方敢在其后面行动。工人只敢参加工头所组织的团体，而对于非工头出面组织的团体则不敢向前。[72]在这种情况下，像中共这样的外来政治团体如果不透过帮口很难将组织触角伸展到工人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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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是否要与工头、帮口建立“联合战线”，上海区委内部最初意见不一。有的认为工头剥削工人，工头的利益与工人的利益无关，故不能联合工头。也有的认为包探和工贼式的大工头必须反对，而普通小工头则可联合。而更多的人则主张只有联合和拉住工头，才能借重工头去号召组织工人；对于帮口，主张既不要排除，也不要整个联合，组织上要拉入其分子。[73]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区委不得不认可通过帮口介绍工人党员的方式，甚至认为借助帮口，拿住帮口领袖，是发展组织的一条便捷途径。[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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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区委最初感到透过帮口工头来组织工人非常容易，[75]但很快发现，这种做法大大强化了工头在工人中的权威，更使工人唯工头的话是听。工头利用工会和党组织所赋予的新的身份，由“封建”式的帮口首领，摇身一变为现代“工人领袖”或党的支部书记。他们借助新的政治身份压迫工人。另一方面，工会和党组织始终仅拿住几个工头，而没有真正深入工人群众。对工人群众的实际要求和真实意愿实际并不清楚。由工头转化而来的“工人领袖”，在党组织与工人群众之间，难免上下其手，即一面挟党的权威以令工人，一面借工人群众的名义胁迫工会和党。很多工人仍拘泥于旧式的组织形式（如帮派、弟兄、同乡等），对新式工会的功能和党组织的政治意义实际并不了解。[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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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八九月间发生的小沙渡日厂工潮，就是党组织被“工人领袖”胁迫的一个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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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工潮，涉及日厂12家，8月20日开始，9月16日以失败告终。上海区委最初无意发动罢工。罢工完全是应“工人领袖”的要求，也自始至终受“工人领袖”的操控。“工人领袖”之所以想罢工，一个重要的考虑，是他们鉴于五卅运动的经验，以为只要发起大规模的罢工，必能得到社会各方的捐款救济，他们好从中“揩油”。上海区委将这一现象称为“五卅恶习”。五卅运动期间，数十万工人之所以能持续罢工达数月之久，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来自社会各方的巨额捐款，使罢工工人的基本生活得以维持。据统计，五卅运动期间，国内外各方为支援上海工人罢工而募集的捐款超过300万大洋，[77]大约相当于中央政府全年经费开支的一半。巨额的捐款，大部用于工人的生活补贴，但“工人领袖”也从中“揩油”不少。所以这次小沙渡日厂罢工，据上海区委事后分析，“许多（工人）领袖以为罢工便是他们‘揩油’的机会来了……最初只是靠着几个（工人）领袖开些名单来，组织纠察队，没有问到真正的群众，以致纠察队很多是虚额领钱……（工人）领袖们的坏习惯太多。这些坏习惯可以说在五卅运动中养成。事情还没有做好，就以要钱揩油，视为正当。他们都说（五卅时）刘华、蔡珊好，其实刘华那时能多给他们点钱，也是一个使他们说好的原因，因为那时比较有钱。这次工会与党都没有钱，他们就常常表示不满。”[78]“根本问题，在党与工会不能在事前制止（工人）领袖的自由行动，以致我们被各方面逼到不得不罢工。在罢工期间，党与工会也是无力指挥工人领袖，不能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不能得工人群众的拥护，如纠察队等都如此。所以我们这次失败，完全在失掉群众，只是应付要钱及想法子等。”“群众要上工，而我们天天得到（工人）领袖们的报告说可以支持。如指挥处，除与（工人）领袖接洽外，对工人群众毫无接近，群众完全不知道罢工的条件与策略，以致天天发生恐慌，而我们不知道。”[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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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实际上被“工人领袖”所阻隔。所以上海区委最终认识到：“上级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往往被少数工人领袖从中隔断，不通声气，致工会不能得群众之了解，工会在群众中不能取得真实的力量。”[80]工头转化为“工人领袖”后，其原来的帮口组织实际仍存，但他们因假借C.P.和工会的名义，其组织力量比从前更大。“现在他拿C.P.工会名义去活动，我们实际尚未抓到群众。”[81]其结果，C.P.在利用帮口的同时，反被帮口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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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上海区委仍不能不通过联络帮口首领以推动工人运动。如码头工人方面，中共一直未能打入，于是决定找码头工人中的青帮领袖，请他们吃酒。[82]据1926年5月4日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码头总工会近来发展很快，青帮联络到八九码头首领。[83]11日的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已打入35码头，尚有14个未打入。[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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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员方面，也鉴于工人对工会无信仰，决定联络其“公所”，拿住其群众。据1926年6月8日的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已有5个“公所”受C.P.指挥，决定直接把“公所”转为工会分会。[85]邮务方面，也决定在信差中组织40人的“弟兄团”，以发展信差的工会组织。[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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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帮口之间经常存在利益冲突，互相械斗亦属常事。如小沙渡纱厂工人有山东帮与江北帮的对立，杨树浦码头工人有清江帮与泰州帮的对立，闸北丝厂工人则分江南帮与江北帮。[87]在中共看来，帮口之间的分化与对峙，十分妨碍无产阶级队伍的团结。上海区委虽然在工人中发布“工人是一家”、“反对地方主义”等宣传口号，但收效甚微。[88]为了化解帮口之间的矛盾，中共经常在不同帮口之间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如小沙渡的山东帮与江北帮势如水火。以前山东帮曾被日本资本家利用，后因他们太嚣张，日本资本家又转而利用江北帮排斥山东帮。中共在小沙渡组织工会时，最先在江北帮中发展。这样一来，山东帮难免对工会怀有抵触情绪。中共担心江北帮与山东帮之间矛盾激化，将直接导致山东帮反对工会和党组织。后经中共方面极力调解，设法让江北帮断绝与日本资本家的关系，并在山东帮中建立工会，两帮关系才趋于缓和。[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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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口问题在青年团内也相当普遍。如1926年7月《团上海地方各部委工作概况》中提到：“拜姊妹、拜兄弟的风气普遍及于各厂。我们尚能利用这种组织，发展我们的组织，巩固工会的基础。但是有一个很不好的影响，就是他们只知有姊妹、兄弟的关系，大家抱义气，至于工会甚至同志的关系，他们是不懂的。结果加入团体的姊妹团、兄弟团完全信仰个人，信仰姊妹，忘了团体。”“同志间姊妹、兄弟、帮口的观念还是很深，十四厂姊妹与男工冲突，部委的命令不及姊妹的义气有力。”[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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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帮口外，上海工人中的“走狗”、“工贼”和流氓、包探众多，也是中共推动工人运动的重大障碍。对于“走狗”、“工贼”，中共毫不手软地加以打击。有一个时期，工会专门组织“打狗队”以暴力对待。而对于流氓、包探，中共则采取比较灵活的手段，更多的时候是软硬兼施。据上海区委报告，他们与流氓包探的关系，大体经历过三个阶段：“最初为被绑票时期，他们要抓我们。第二时期为奋斗时期，我们都不怕。第三时期为联络时期，他们也知道我们无钱，现各工人区域、各码头、法兰西（引注：指旧法租界）都有相当进行的联络。”1926年开始，中共对流氓、包探基本上采取“联络”的策略。中共所称的“流氓”，主要指帮会头目。如1926年5月11日的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联络流氓有成绩，浦东大流氓已由顾顺章拜他为先生，范孟叔也拜他做老头子；今天再请各流氓吃饭。6月12日部委书记会议记录：小沙渡工潮，由上海总工会请酒联络流氓。9月7日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码头工人方面，要与工头、红头、账房进行联合战线；要注重找流氓、包探，要利用他们的组织。[91]10月1日上海职工运动总报告也指出：“在工人本身方面的联合战线，在小沙渡曾由上总宴请包探与流氓，结果对上总（引注：即上海总工会）表示服从，允许帮忙；在码头工人方面，也与码头包探及较有势力的流氓与工头相周旋，结果也很好。”[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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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本家也千方百计利用和拉拢流氓、包探对付工人，流氓、包探常常会在资本家与工会之间左右摇摆，待价而沽，哪边出价高，就倒向哪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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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基础，其实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传统的帮会组织之上，两者的调适既非易事，所谓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组织的有效性更难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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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四 政治力量强，组织力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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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发展，其对象和范围其实十分有限。兴盛时期的三四千党员中，80%以上是工人，小部分是学生，其他职业比例甚微。1927年初的资料显示，3630名党员中，工人3257人，学生116人，店员84人，自由职业者56人，农民14人，商人4人，兵士1人，其他98人。[93]中共在上海的基层组织支部，也主要分两类，即工厂支部和学校支部。上海区委开始不大重视在工人之外的其他行业中发展自己的组织，等到后期有意想将组织触角伸向工人之外的职业群体时，却发现并非易事。区委本想建立以马路、里弄为单位的街市支部，将自由职业者、小商人、小学教师、律师、医生、各种工匠，以至贩夫走卒都组织起来，[94]但因这些职业的党员实在太少，故街市支部最终只建立了少数几个。[95]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920年代中共在上海并没有广泛渗入广大的市民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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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观之，上海的工人党员中，又有百分之七八十集中于纺织行业。[96]上海区委自我检讨说：“上海工人运动的基础，建筑在纱厂工人及印刷工人上面，而在地位上最重要的码头、海员、邮电、铁路及城市工人，反最没有我们的势力。”[97]党内甚至有“所谓上海工人运动即是纱厂工人运动之别名”的说法。[98]在上海产业工人中，纱厂工人本来最多（大约占1/3），加之外国资本在纱厂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当时上海共有57家纱厂，其中日厂35家，英厂5家，华厂17家[99]）。外资工厂的工人显然较易接受中共的民族主义宣传与鼓动。[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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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力量，当时上海区委有一个自我评估：上海是中国第一城市，有225万人口，有上百万工人群众，在我们组织影响下的大约有10万人，而党员不过3000人。在政治上很有力量，但组织上力量薄弱。所以上海的党主要是政治的鼓动，而不是组织上真能领导。[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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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的预想中，中国工人运动有几个有利条件：第一，工人集中，现代产业工人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动员起来方便；第二，工人的生活和劳动环境极其恶劣，有利于激发工人的反抗意识；第三，大城市的工人主要在外资工厂做工，直接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对帝国主义有感性认识，有利于进行反帝国主义的宣传。但实际上，这些有利条件也同时含有不利的因素：工人集中于大城市，容易受到政府的控制和镇压；工人因生存条件恶劣、缺乏文化而没有政治觉悟；工人为了保住饭碗而不愿轻易闹事。[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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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发现，他们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程度的工人，其反应也各有不同。如闸北丝厂工人“分江南、江北两帮，江北帮很苦且礼教观念极重，所以打不进去”。[103]相对于江南工人，江北工人的生存压力更大，他们迫于生计，怕丢饭碗而不愿参加工会。另一方面，像邮务工人文化程度较高，薪水也高，也不容易接受中共的宣传和鼓动。[104]性别方面，女工的宗法社会思想较男工为重，更受家庭的压迫与家务的束缚，能力也不如男工，但上海各部委发现：“女工很勇敢，走狗男工多，女工少，即使开除了，在女工亦不成问题。”[105]20年代上海的中共党员中，女党员一般占到20%～30%。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一比例已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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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向来以“会多”著称。1925～1927年间，上海区委几乎天天有会，有时一天数场。会议名目繁多。[106]在基层组织方面，规定每个党员必须定期参加支部会议，一般要求一周一次。据上海地方组织的观察，工人党员多不愿开会，原因是：（1）每天12～14小时的做工，非常疲劳，很少有余暇来开会；（2）开会的材料太理论，议题太乏味，不感兴趣，也受不住抽象生活的约束；（3）怕开会被厂里开除；（4）受家庭的压迫与事务的束缚。[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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