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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三 国民党二大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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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月，在汪精卫主持下，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民党历史上，广州二大是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最为激进的一次。作为广州中央的领袖人物，此时汪精卫的左倾化程度也达到了极致。作为政治委员会顾问的鲍罗廷实际上是整个大会的幕后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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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二大修正《中国国民党总章》时，增列“中央执行委员会遇必要时，得设立特种委员会（如政治委员会等）”一条，[69]从而使中政会的设立在党统党规上具有合法性。随后举行的二届一中全会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政治委员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特设之政治指导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责任；政治委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任之；政治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在某地方组织分会；政治委员会设委员和候补委员若干人，并聘任顾问，候补委员和顾问只有发言权；政治委员会由委员互选一人为主席，并设办事机关。[70]这是国民党中央第一次对中政会的性质、组织、人事及职能作出正式规定。该规定明确了中政会与中执会的隶属关系：中政会为中执会所特设，并对中执会负责，其委员亦由中执会推任。其次是将中政会的职权限定在“政治指导”方面。这一条例适度纠正了此前中政会凌驾于中执会并过度集权之倾向，亦可能有回应西山会议派攻击之考量。检阅此后半年（北伐前）之中政会记录，其议决事项基本上恪守了“政治指导”之原则。以往有学者认为自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一直到1927年宁汉合流以前，中政会始终是国民党的“党政最高机关”，其地位基本上没发生过变化。[71]这一看法显然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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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二大选举产生新一届国民党中委80人，其中中央执行委员36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4名，中央监察委员12名，候补中央监察委员8名。在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时期，虽有常务委员，却无常务委员会之组织；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鉴于人数增加，召开中央委员全体会议并非易事，乃正式设立常务委员会（简称“中常会”），选举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蒋介石、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9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接着，又推定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伍朝枢、孙科、谭平山、朱培德、宋子文等9人为政治委员会委员，陈公博、甘乃光、林祖涵、邵力子4人为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9名政治委员会委员均是第二届中执委委员；4名候补委员中，陈、甘、林亦是中执委，只有邵力子是中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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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常会与中政会均为9名委员，其中有5人兼任两会委员。按规定，中常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代行中执会的职权。既如此，中政会亦应对中常会负责。但在实际运作时，中常会主管党务，中政会主管政治。两会似各独立，不相上下。[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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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后，汪精卫仍被推选为中政会主席。自廖案以后至中山舰事件以前（1925年8月至1926年3月），中政会主席一直由汪精卫担任。[73]这一时期经常出席中政会的委员只有汪精卫、谭延闿、伍朝枢等数人。这是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权力之巅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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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一大时，蒋介石没有当选为中央委员。二大上，蒋介石首次当选为中委，随后又相继兼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革命军总监。一大之际，蒋介石因未获党中高位而倍感失落，而二大后，蒋又因“高处不胜寒”而深感危惧。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以其校长座舰中山舰出现“异动”迹象，误断为有一个汪精卫、苏俄顾问季山嘉与中共联手的倒蒋阴谋，于是宣布紧急戒严，是为有名的中山舰事件。事件发生后，汪精卫负气出走海外。广州政局从此为蒋介石所掌控。[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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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走后，中政会主席一职，初由谭延闿代理。[75]4月16日，正式推选谭延闿为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76]二大推选的9名政治委员中，因胡汉民与汪精卫流亡海外，经常出席者只有谭延闿、孙科、伍朝枢、宋子文、朱培德等人，其次则为甘乃光、陈公博、林祖涵等候补委员。令人诧异的是，中山舰事件后掌控大局的蒋介石，却甚少出席中政会和中常会。[77]蒋日记显示，蒋更多地让张静江、谭延闿等人在前台替他打理。张、谭于幕后多与蒋协商。这无形减削了中政会与中常会的实际决策职能。1926年7月北伐出师前夕，蒋介石甚至试图取消中政会，或将中政会归并于中常会。蒋的这一想法，表明他对中政会的存在心存疑虑。最后蒋与张静江、谭延闿等人商议的结果，决定将政治委员会停开，将中政会与中常会合并为一“政治会议”，[78]并指定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胡汉民、甘乃光、陈公博、邵力子、林祖涵、伍朝枢、孙科、朱培德、谭平山、张静江、于树德、丁惟汾、王法勤、吴稚晖、陈友仁、何香凝、顾孟余、宋子文等21人为政治会议人员。[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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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组织精干、权力集中的政治委员会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政治会议。有学者认为，此次中政会改组，“其意义在将中央常务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合并为一”，因而权力更大，甚至超过中常会。[80]实际上，两会并非完全合并为一，中常会仍然独立存在。而中政会改组为政治会议后，意味着中央常务委员均可参加政治会议，而一般的政治委员却不能参加常务委员会议。而且人数增多以后，政治决策的机密性与运作的灵敏性均将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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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组后的政治会议没有常设主席，[81]其会议次数不再赓续以前的中政会。1926年7月9日第163次会议是政治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7月15日，政治会议召开首次会议。统计第1～52次政治会议（1926年7月15日至12月9日）的出席情况，26名政治会议人员中，[82]实际经常出席者只有一半左右。蒋介石仅出席过两次。[83]这个时期蒋之甚少出席，显系北伐出征的缘故，但出席者不踊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解读为该时期政治会议之职能与地位明显下降的表征。中共中央看到，北伐出师告捷后，蒋介石顿时声势煊赫：“党权、政权、军权皆集中于总司令一身，蒋所在地，就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国民政府所在地；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威福之甚，过于中山为大元帅时。”[84]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会议有可能沦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橡皮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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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伐军事的节节推进，南方革命队伍的分裂之象日趋显露。矛盾主要在国共两党之间展开，同时也牵涉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倾轧。迎汪复职运动、迁都之争、提高党权运动等，均是国共之间和国民党内不同派系之间激烈冲突的反映，而矛盾的焦点则集中于蒋介石一身。在军事方面，势力日涨的唐生智对蒋介石的总司令地位构成挑战和威胁。在政治方面，蒋介石极度忧虑鲍罗廷、中共和国民党左翼亲汪势力对其权位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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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言之，在北伐出师初期，苏俄和中共力图使国民党内的权力格局恢复到中山舰事件以前的状态，争取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重新联合执政。[85]为此，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联合发动了迎汪回国复职运动，意在抬汪抑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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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9月6、7日，国民革命军相继克复汉阳、汉口，武昌也指日可下。革命势力正向长江中下游推进。武汉因其地理位置重要，有望继广州之后成为新的革命中心。蒋介石担心这一中心可能落入唐生智之手，故而主张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以就近监控唐生智。但中共有意将广东建设成一个左派革命中心，趁蒋介石不在广州而对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中心施加影响，如国民政府北迁，则有可能失去这一基地，因而最初反对迁都。11月7日，北伐军攻克南昌。9日，蒋介石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移设南昌。在这种情况下，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率先改变了对国民政府北迁的看法，同意蒋介石先前的主张，理由是：江西战事结束，孙传芳已失败，国民政府必将向全国发展，要以武汉为中心进行第二期北伐，巩固广东省的基础已不是当前主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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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国民政府派外交、司法、交通、财政四部部长和顾问鲍罗廷北上，前赴武汉做政府迁移准备。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正式作出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北迁武汉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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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四部部长及鲍罗廷等一行于12月10日抵达武汉。13日，在鲍罗廷的提议下，在武汉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并正式对外宣告：“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鄂开会以前，执行最高职权。”[86]1927年1月1日，临时联席会议宣布，国民政府在武汉办公，财政、外交、交通、司法四部开始行使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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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于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设置可能带来怎样严重的权力变局，最初并未十分警觉，虽有所不满，却未公开表示反对。经过几天短暂的思量后，他越来越觉得由以左派为中心的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有可能在鲍罗廷操纵下架空自己。鉴于此，蒋于1927年1月3日乘张静江、谭延闿等中央委员途经南昌之机，宣布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会议，劝说与会者同意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于他所直接掌控下的南昌，迁都问题以后再议。[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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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本来设想利用蒋介石与唐生智的矛盾，削弱蒋的权力，将党权和政权转移到国民党左派之手。他乘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北迁之机迅速成立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即含有此意。未料蒋介石将中央政治会议留驻南昌，与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呈对峙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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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后，鲍罗廷俨然成为武汉方面的领军人物。武汉与南昌之间的对峙迅速升级。南方国民党政权实际分裂成两个中心：武汉一方坚持以临时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88]南昌一方坚持以中央政治会议行使最高权力。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也一分为二：武汉方面掌握宣传部、农民部、工人部、妇女部和海外部，南昌方面则掌握组织部、青年部和秘书处。双方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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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2月21日，武汉方面决定即日结束临时联席会议，宣布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正式在武昌开始办公。23日，增选唐生智、蒋作宾、宋庆龄、彭泽民、吴玉章为政治委员，在武汉另行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同日，南昌方面召开临时政治会议，议决国民政府仍在南昌照常办公，以纠正武汉方面宣布在武昌办公之通电。[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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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方面想通过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来限制蒋介石的权力，乃决定于3月1日前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并大造声势，呼吁提高党权，指责蒋介石操控二届二中全会变更党章规定，设立中常会主席，中常会主席差不多成了一国的大总统和一党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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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致电共产国际，请其撤回鲍罗廷。3月1日，武汉国民党中常会议决二届三中全会展期一周召开，希望南昌之中央委员赴汉出席。3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第66次会议。会上，蒋介石发现谭延闿、何香凝、陈公博等人均已动摇，有意赴武汉参加二届三中全会，只好表示同意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90]这意味着持续两个多月的南昌中央寿终正寝。据统计，南昌中央政治会议自1月3日至3月4日，共开会17次，出席较多者有蒋介石、张静江、谭延闿、丁惟汾、陈果夫、陈公博、朱培德、何香凝等人。[91]与此前不同的是，南昌时期之政治会议，蒋几乎每会必到，并亲自担任主席。出于与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抗衡的考虑，南昌时期政治会议的地位显然得到了蒋介石前所未有的重视，又一度成为行使最高职权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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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10～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会议由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势力掌控。会议决议：（1）中央常务委员会对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取消主席制，由9名常务委员组织之；（2）政治会议恢复为政治委员会，置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以9名中常会委员及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6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组织之，指定其中7人组成主席团，不设主席：（3）政治委员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之最高政治指导机关，对于政治问题议决后，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执行之。[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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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决议，政治委员会的角色定位大体是：位居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常务委员会之下，直接受中央常务委员会节制；虽是最高政治指导机关，但对于政治并不能行使最终议决权；对于国民政府，可以行使政治决策权，但不能直接指导国民政府执行，而必须透过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一定位，意在限制中政会曾经过于膨胀的权力，也是针对前一阶段蒋介石在南昌挟政治会议以自重而进行的调整。在二届三中全会上，蒋介石原来的职位如中常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等，或被撤销或被替代，只保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而总司令的权限，亦由全会通过条例加以限制。二届三中全会的结果，基本上恢复到了中山舰事件和二中全会以前左派掌权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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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大大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但亦因此成为蒋介石大踏步走向清党反共的契机。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16日，蒋在南京另行召开政治会议，接续南昌之政治会议，议决18日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开始在南京办公。[93]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于是再次一分为二，形成宁汉对峙的局面。[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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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方面，二届三中全会以后，至宁汉合流以前，共计召开了46次政治委员会会议，议决案共约780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外交、财政、交通、司法、教育、劳工等10类。[95]武汉中政会的权限实际并无明显降低。这与武汉中政会的人员构成有关。因为按照二届三中全会之相关规定，中常会委员同时也是中政会委员。中常会委员规定为9人，中政会委员规定为15人。就影响力而言，9名中常会委员显然在中政会内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政会主席团7名成员中，有6名是中常会委员。[96]人事的高度重叠，使本属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两会，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几乎难分上下，有时在职能分工上也难免混淆。如1927年4月5日武汉中政会第9次会议，收到军事委员会给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呈文，请求明令讨伐张作霖，并将军队编制改为集团军，废除总司令。会议主席提示，呈文是给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是否适合在政治委员会内讨论？孙科当即回答说：“中央执行委员会还不是这几个人，大家同意就可发表。”又如4月13日中政会第12次会议，吴玉章提出要让四川代表报告万县惨案的情况，会议主席提示说：“这一类的事，是在常务委员会报告的”。吴玉章回答说：“政治委员会跟常务委员会差不多的。”[97]可见在当事人认知中，中执会、中政会、中常会实在难分彼此。按规定，中政会虽然是最高政治指导机关，但政治问题的最终议决权掌握在中常会。不过，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中政会通过的决议即使提交中常会复议，也很少被否决。因为就人员构成而言，武汉时期的中政会几乎是中常会的扩大会议，中执会又像是中政会的扩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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