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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二 军队政工与党务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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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国民党政工人员龙家汾撰文指出，国军政治工作经历了三个时期：北伐时期为政工新生期，国共军事时期为政工消沉期，抗战时期为政工复兴期。他还指出，第一期的对象是军阀，因军阀没有政治头脑，没有政治眼光，没有政治技术，故政工朝气蓬勃；第二期的对象是共产党，因共产党“颇著政治头脑，颇有政治眼光，颇富政治技术”，政工乃消沉衰微；第三期的对象是日寇，因全民同仇敌忾，政工又复兴迈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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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政工之所以朝气蓬勃，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政工人员绝大部分由共产党员充任。这一格局也潜伏了日后国民党政工因清党反共而衰微的危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军委会政治部于1927年8月被撤销。不久另成立政治训练部主导军队政治工作，但其职责仅为宣传与联络，沦落为“替军队贴标语”的地步。济南惨案发生，怪罪政工人员贴标语惹祸，遂将军以下之政训机关一律撤销。其后新军阀混战不断，各军离合向背无常，政工完全停顿。[18]30年代初，为配合“剿共”，先后设立海陆空军总司令部“剿匪宣传处”、训练总监部“剿匪训练处”、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等机构，但国民党军队政工一直处于衰微低落状态。[19]1929年2月，蒋介石曾对军队党务和政治工作的废弃过程及其原因与影响，作过下一番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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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民革命军军队里的党务和政治工作，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了……军队的政治工作不能做，甚至党务也有名无实，或毫无党务可言。这是什么道理呢？其中的原因：第一，从前做党代表和政治工作的人员差不多都是共产党，或受了共产党理论和宣传影响的人，后来……因为反对共产党，就对政治和党务工作人员也不信任了！第二，是军队里带兵官长，本来就对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怀有成见，只是没有机会来反对，自从有了反共的机会，他们不仅是对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要反对，连党代表的制度以及政治工作的计划也要全部取消了！……所以后来的政治工作没有一点效力，并且在军队中发生不好的影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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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1927年以后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则继承发扬了北伐时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并取得很大成绩。抗战爆发后，国民党重新重视政治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中共合作竞争之战略互动的产物。国共十年的较量，使国民党高层深切认识到政治工作是中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利器。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即直截了当地说：“共产党赖政治工作以生存、以扩大，阎先生（锡山）赖政治工作以防共、以整军，中央何至不能用政治工作以抗倭、以蹙共？”[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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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政治部，总管军队政治工作，以陈诚为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下设秘书处、总务厅、第一厅（掌军队和军事学校的政治训练）、第二厅（掌民众运动及国民军事训练）、第三厅（掌宣传）。贺衷寒、康泽与郭沫若分任三厅厅长。抗战初期，第三厅引用了不少共产党员和左派知识分子，既体现了国共合作精神，也有借重共产党人之处。但与北伐时期不同的是，中共党员没有直接参与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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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军事委员会通令：陆海空军各部队一律设置政治部及团连指导员，并规定政工人员的职责为主持军队政治训练，督促军民合作。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政工机构多次改制：开始是按部队层级，自战区、行营、集团军、军、师、团、营、连，逐级分设政工机构。后鉴于层级过多，分工过细，人员经费缺乏，乃以师政治部为重心，师以上的军、集团军不设实级的政工机构；其后军、师两级的政工机构又多次调整，或军实师虚，或军虚师实，只有战区设政治部和团、连设指导员则基本未变。故战时国民党军队政工系统大体为：军委会政治部→战区政治部→军政治部→师政治部→团指导员室→连指导员。人员编制，战区政治部一般有上百人；军政治部七八十人，师政治部十多人，团、连数人。[22]随着政工机构的扩大，国民党军队政工人员的数量亦迅速增加。抗战前夕全国军队政工人员仅三千多人，到1940年初即增至三万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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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复兴之后，军队党务也重新恢复。北伐时期，党务与政工，如车之两轮，相辅并行。除中央设有军人部外，各军师团连均设有党的组织和党代表。党代表与部队长官平起平坐。国民党清党后，中央军人部被取消，党代表也不复存在，仅在中央组织部之下设军人股，后改设军人组织科。新军阀混战中，军队党务也卷入旋涡，实际工作无法开展。1935年12月，国民党中央鉴于“军队本身为有组织的行动集体，若再加一重党的组织，徒紊乱其本身组织而毫无实益”，乃撤销军队（陆军）各级党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提出“政治重于军事，训练重于作战”，于1939年3月又通饬恢复各级军队党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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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军队党部的建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军队党务处，下设战区特别党部、军特别党部、师特别党部、团党部、连党部。连党部之下分设小组。[25]小组为训练党员的基层组织。蒋介石对战时军队党务训示三点：（1）军队政治工作“应与党配合，以党为基础、为中心”；（2）所有官兵员生，尽量吸收入党；（3）军队党务工作由各级政工人员兼办。[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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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党部的职务，规定由军事长官与政工人员共同兼任。具体兼任办法是：特别党部设特派员和书记长各一人，分别由该部队军事长官和政治部主任兼任；其他如总干事、科长、干事、助理干事、录事等，则由该单位政工人员兼任。如军特别党部由军长兼党部特派员，军政治部主任兼党部书记长；团党部由团长兼党部指导员，团政治指导员兼党部总干事；连党部由连长兼党部指导员，连政治指导员兼党部干事。[27]名义上，军队党务由部队长官和政工人员共同负责，而且规定由特派员综揽特别党部一切事宜，书记长位居特派员之下，副署特别党部一切命令。[28]但实际上部队长官对党务大多轻视而不大负责，具体党务工作专委之于政工人员兼办。[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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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党部成立后，吸收官兵入党是其基本工作。抗战初期，“部队长官及政治部主任，颇多无党籍者，须先办理入党手续。”[30]蒋介石指示：“全体官兵员生，均须集团宣誓入党”；“军队党务经整理一年以后，凡军官之无党籍者，概无铨叙之资格。”[31]据统计，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共有党员688万，其中军队党员423万，占总数的61%。更值得注意的是，士兵占军队党员的77%，占全国党员总数的47%。[32]在某种意义上说，战时国民党党员的主要成分是士兵。按规定，士兵集体宣誓即为党员，[33]不收党费，也不发党证，几乎没有政党组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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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三 文武关系的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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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军队政工史上，北伐时期有“黄金时期”之称。[34]这一说法主要指当时的政工与党代表具有相当高的权威：在法理上有与军事指挥官平起平坐的地位；军队中的所有命令和法令规则，均由党代表副署；党代表对军事指挥官具有监督制衡的作用。[35]这一制度后来在中共军队中得到很好的继承、发扬和完善。抗战时期，八路军的各级政治部与各级司令部，其相互关系是平行的；各级政治委员与其同级军事指挥员，在军务和行政上有同等的权力。“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发生争执时，属于作战行动方面的，由军事指挥员决定，其余由政治委员作最后决定。”[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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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蒋介石及国民党高层将领对军队中的二元领导十分反感。1939年3月，蒋在下令恢复军队各级党部的同时，也训诫政工人员不得与部队主管长官采取对立或监察形态，而应服从部队主管长官受其指导。[37]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亦极力主张“军队政工人员应重政治工作，不应重监视部队，应加给部队长以督饬政治工作之责。”[38]据蒋介石解释，他反对军队“二元制”是基于以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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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二元制”，就是军官与政工人员二者并立，互相监督。但我们中国古人说：“权出于一者强，出于二者弱。”我们既然委任了一个将领，就应该绝对的信任他，而不要用其他的方法来牵制他，所以我们在北伐之后，就取消党代表制度，采取一元制，把一切事权集中于带兵者。我认定一元制必定比二元制要好，这是无可置疑的事。[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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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官与政工人员的紧张关系在“二元制”的北伐时期确曾存在过。[40]但当蒋介石易为“一元制”后，政治工作实际成了军队的附属品，政工人员的地位由部队的监护者，一降而为部队的宣传员。政工人员甚至被人戏称为带兵官的“姨太太”，部队里的“清客”。[41]陈公博谈到，有一次他与白崇禧讨论军队政治工作。白崇禧即认为，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不过“贴标语，叫口号”而已，无足轻重；“天下事都可以武力了之”；“无论民众怎样凶，有一连机关枪便什么都完了。”[42]政治工作几乎受到军事将领的普遍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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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政军关系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并无一个明晰的制度规定。政工人员在部队中亦无明确的法理定位。[43]军队政工自成系统，人事、经理独立。政工人员的考绩升等，经费的领发报销，均受上级政工机构直接领导和管理。政工人员与部队长官没有隶属关系。在法理上，部队长官管不着他。[44]“在阶级方面，政治人员与部队长官不相上下，在职权上确定政工人员有参加命令通告意见、军法会审、以及经费审核特权。”[45]但另一方面，蒋介石又明令训诫政工人员应服从带兵官的指导，导致政工人员对自我角色定位感到困惑：似乎既不是与部队长官平起平坐的党代表，又不是完全听命于部队长官的纯幕僚。[46]也有人将政工人员定位为带兵官的帮手，好比带兵官是一家的家长，而政工人员是他所需要的家庭教师。[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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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即将出任政治部副部长的梁寒操，对军政关系定位的两难性，作过如下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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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立场，本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站在党代表的地位，对部队采取监督指导的态度，但目前这个方式是行不通的；第二种是绝对秉承部队长官之命，办理部队政训，也因为政工另有系统，人事经理都独立的原故，不能实行。[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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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战时国民党政军关系既非军主政从的“一元制”，亦非政军制衡的“二元制”，而是模棱于两者之间。其结果，部队长官与政工人员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互相歧视者有之，互相倾轧者亦有之，弄得猜忌丛生，自相纷扰。”[49]在部队长官一方，大体表现为：（1）否定政治工作的效用，轻视政工人员；（2）对政工人员不信任，戒备政工人员监视；（3）担心政工人员与自己争权夺利；（4）视政治工作为点缀，利用政工人员为自己摇旗呐喊。[50]而在政工人员一方，则表现为：（1）视部队长官为落伍军阀、封建势力；（2）以改造军队为使命，监视检举部队长官的言行；（3）文职背景的政工人员鄙夷行伍出身的带兵官愚莽和粗鲁；（4）利用士兵与部队长官抗衡。[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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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军关系紧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战前政工延续下来的特务传统。自1930年代初开始，国民党军队政工系统为以黄埔系为核心组成的力行社所经营和掌控。由于力行社的法西斯主义组织特征，政工系统也成为他们用来对付异党异派的特务工具。很多政工人员同时也是力行社及其下层和外围组织的成员。[52]在战前，力行社的工作对象主要有二：一是对付共产党；二是对付地方实力派。抗战初期，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背景下，共产党尚不遗余力地谴责国民党政工的特务性质。[53]同样，地方实力派在全面抗战的情境中仍对南京中央所派遣的政工人员深怀戒惧。据一位少将级的资深政工干部忆述，为了同化或吃掉“杂牌”部队，政工人员除了进行一般的宣传教育工作外，主要是调查掌握部队的实力消长，侦察部队长官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的真实态度，以及了解部队内部相互之间的联系和矛盾。[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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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国民党体制内的一位政工干部在埋怨政工人员“技术拙劣”时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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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理军队前提下，政工人员既由最高统率部派遣，工作而外，附带作些兵力装备的调查，人事思想的分析，自属应有之义，不足为奇。不幸当时一部分将领，见不及此，认为政工人员是统率部派的侦探，含有检举监视意味，发生普遍的恐惧与不安，歇斯底里的惶恐戒备。在此种情况下，政工人员自应先行设法取得部队官兵之信任，调查工作自可从缓。最低限度，也应审慎与极端秘密。而一般政工人员，为博取部队的尊重，常有意无意的半公开的进行，似乎是藉此表示权威。这真是不可饶恕的错误。影响所及，有许多军队，竟派人对政工人员暗中监视，一举一动，都逃不出部队长官的耳目侦察。于是尔诈我虞，愈演愈烈。在彼此提防戒备的情形下，政工功效乃打消无余。[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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