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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二 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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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5月26、27日，日军第十一军各部队兵分三路向鄂南、湘北之国军发起攻势，揭开湖南会战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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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战伊始，重庆军事委员会内部在战略指导方针上存有分歧，主要有两派主张：一派认为粤汉路势必失守，不如主动放弃，退守湘桂路，在湘桂边区或广西桂林与日军展开决战；另一派则主张在粤汉路沿线及两翼组织抵抗，以狙击日军的野心和消耗其有生力量。前者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为代表，后者以军令部长徐永昌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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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重庆军事委员会举行最高幕僚会议，军令部长徐永昌在会上报告鄂南敌情，认为“此番最显著之迹象，敌军质的方面虽不见甚精良，而量则普遍俱有增加，中国战场（除滇西、滇南外）现约有敌军34个师团，为武汉会战以后之最高峰。而以此次北战场战役观之，我指挥与战斗能力均见减低，此层至堪忧虑。”蒋介石对徐永昌的分析表示认同。次日，军委会最高幕僚会议继续讨论湘鄂战局。据徐永昌日记，与会诸人“咸认粤汉线势且必失，多主张于湘桂线准备，并以北战场反攻为不可能，与其徒作牺牲，不若抽撤整理”。徐永昌独排众议，认为湘桂路地形易攻难守，应先于粤汉路部署抵抗和苦斗；北战场方面，仍须积极反攻，否则节节败退，抗战前途实堪忧虑。徐永昌日记载：“余气极发言，诸人皆无语。”[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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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的与会人员包括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各部部长（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政治部、后勤部等）、侍从室主任、海军总司令、航空委员会主任、军法执行总监、军事参议院院长等。[18]他们大多主张放弃粤汉线的抵抗，显然已对粤汉线的仓促防守失去信心。退守湘桂路，可赢得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在此期间从各方调集兵力，在桂林附近组织决战，或有制胜的希望；鄂北与广西桂林相距约七百公里，对攻者来说，如同橡皮带一样，拉得愈长，就愈薄弱，超过了极限，就可能绷折。退至广西境内与日军决战就有这样的优势。白崇禧力持这一主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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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徐永昌主张于粤汉路节节抵抗，一方面是激于义愤，同时也有他的战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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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6月3日徐永昌日记，军事委员会内部多数认为日军的战略意图是欲打通平汉、粤汉至湘桂线迄镇南关。而徐永昌对日军欲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西南空军基地的说法不以为然。他判断日军的企图是“欲打击我之野战军，杜我反攻或转用”，认为日军的进退程度，全视国军的反击力度如何。如前所述，打击重庆国军与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西南空军基地，均是日军“一号作战”的战略意图。徐永昌之所以对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企图认识不清，乃因为他低估了日军的作战能力。他认为日军“欲攻犯两路或三路而确保之，恐彼亦不易抽出如此巨大兵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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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第一战区蒋鼎文和汤恩伯在北战场抵抗不力，迅速败退，已引起国内舆论的纷纷指责和国际舆论的讥评，徐永昌认为，若粤汉线也不战而退，“抗战前途尚堪问乎？”徐的主张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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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欲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有三个要地必须攻克，即长沙、衡阳、桂林。按当时中国战区的划分，鄂南、湖南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是薛岳；广西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是张发奎；广东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是余汉谋；鄂西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是孙连仲。这四个战区中，第九和第四战区是此次湘桂战役的正面战场；第七及第六战区处于战场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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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预定的作战路线是穿过第九战区的西侧，然后冲向第四战区的中枢，以第九、第四战区国军为主敌。日军在制订作战计划时考虑到：“攻克长沙是这次作战的关键，自应全力以赴。但我方此次的兵力比前几次作战都大得多，长沙一举可破。因此，战局的关键乃在于衡阳长沙之间敌军进行侧攻时的决战，估计攻下长沙后不致立即出现侧攻，而在进攻衡阳时，当前重庆军将会全力展开。”日军预测，衡阳地区位于国军第九、第六、第四、第七4个战区之间，主要决战肯定将在其周围进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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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从一开始就动用强大兵力，第一线部署5个师团并列于湘北、鄂南之华容、岳阳、崇阳一线，另以3个师团部署于第二线监利、蒲圻和崇阳一线，共约15万人。5月26、27日，日军兵分三路南攻：右翼渡洞庭湖趋沅江、益阳；左翼从通城分趋平江、渣津；中央沿粤汉路向汨罗江推进。日军号称在东西约120公里、纵深约50公里的地区展开规模宏大的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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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重庆军委会电令第九战区准备在长沙、浏阳之间与敌决战。由于对日军的强大攻势估计不足，重庆当局开始除从第六战区抽调1个师增援外，没有从其他战区调集兵力。薛岳请求蒋介石从第三、六、四、七战区抽调兵力增援，而蒋介石要求第九战区以现有兵力应战。直至战役开始一段时间后，重庆当局感到日军来势凶猛，才陆续从周边战区抽调兵力参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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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部署的战区防卫战略是：在湘江东、西两岸，步步阻击，消耗敌军，而将主力部署于两翼，诱敌深入后，在长沙附近围歼日军。但薛岳的这一战略部署是沿袭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法，日军早有防备。日军一反过去惯用的孤军深入的战法，以战斗力最强的骨干兵团部署于两翼，致使薛岳的外侧作战难以成功。另一方面，日军使用优势的第二线兵团保持纵深阵势，对战略要点实施重点突破。国军总体参战兵力虽超过日军，但在要点的防守攻略上，兵力反居劣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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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岳的外侧作战不利，沿湘江两岸南下的日军很快进逼长沙。日军以两个师团约3万余人围攻长沙，而薛岳仅以1个军（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守备，战斗兵员不过1万余人，守备的兵力与阵地极不相称。日军进攻长沙的计划是：“为了攻取长沙，必须攻占其西方的岳麓山。为此，派遣有力兵团在湘江左岸进攻该山，与直接担任进攻长沙的兵团相互策应。”而薛岳在防守长沙的兵力布置上，令张德能以第四军的2个师守长沙城，以1个师守岳麓山。岳麓山位于湘江西侧，与长沙城隔江相对。在地理位置上，岳麓山居高临下，俯瞰长沙城，为长沙整个阵地之锁钥，欲守长沙必先守岳麓，岳麓一旦失守，长沙绝守不住。守备岳麓山的第九师除缺员外，战斗兵不过3000人，而防区竟达50里之广（岳麓山周围设防），实属防广兵单。迄岳麓形势危急，张德能临时转用兵力，从长沙城抽调兵力增援岳麓山，由于在战斗激烈之时仓促调动，渡江船只准备不足，反而自乱阵脚，动摇军心，导致长沙迅即失守。长沙决战计划落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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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会战自1944年5月26日开始，至6月18日长沙失守，第一阶段湘北的战役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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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重庆军令部直至6月10日，亦即长沙失守一周前，才拟出作战指导计划，并经蒋介石批准。在这个作战指导计划中，军令部拟定的作战方针是：以巩固重庆、昆明，确保抗战基地及国际交通为目的，进行战略持久战，控制有力兵团于六盘山、秦岭、巴山、鄂西、湘西、桂东、滇南各要隘，严防“敌奸”之侵入，见机再转攻势。[25]从这一作战方针看，军令部主要担心日军西进，威胁重庆陪都和西南国际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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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王世杰日记称：“一般推测，以为敌军企图攻占衡阳、桂林，俾免该地成为盟军空军根据地。”[26]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日军的战略意图已有相当准确的推测。从徐永昌日记可知，军令部内对敌情的判断存有分歧。如军令部第一厅认为，中战场敌人将会师衡阳，并窥伺桂林。而军令部长徐永昌则持有不同看法。据他的推断，中战场敌人进至渌口（株洲以南）或即停止，即使窜据衡阳，亦绝不至西入桂林。“敌人完全无深入企图，不过一意打击吾人反攻力量”，坚持认为日军没有打通粤汉、湘桂路的意图。[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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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亦即长沙失守之当日，军事委员会举行最高幕僚会议，军令部副部长刘斐认为敌人必乘势进攻衡阳，并可能入桂林。徐永昌仍以为“敌兵力不足，尚不至企图入桂”。而军令部所属的“作战研究会”则得出结论曰：“此次湘北敌军蠢动，以目前情报判断，其企图似在打通粤汉交通，求击破我野战军，仍为守势作战，但根据前述倭既有从事决战准备之余裕时间及兵力，则仍有增加兵力来华之可能，敌能否进一步攻战西安、昆明及重庆等重要据点，企图乘机解决我国战场，实不能不深加警惕。”[28]可见军令部内对敌情的判断甚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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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徐永昌称，蒋介石对他的敌情判断将信将疑，但对他所提努力打击日军的主张则表示同意。长沙失守后，白崇禧主张放弃在长沙、衡阳之间拼命抵抗，将防守衡阳的兵力调往桂林，着手桂林防卫战。徐永昌则主张，下一阶段仍要在长沙、衡阳正面作持久抵抗，两翼则相机与日军展开决战，以消耗日军，打击其侥幸心理。徐永昌的意见被蒋介石采纳。[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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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6月下旬至9月初是湖南会战的第二阶段。日军总结第一阶段的战果称：“自开始作战以来，第11军虽力图歼灭第九战区军的主力，但敌军大部回避与我决战，尤其是敌军退避到了东面山岳地带，如不将其歼灭，对第二期作战向桂林、柳州方面进攻，则很难保证不留有后患。”为此，日军的战略构想是：为了下一阶段攻取桂林、柳州，要在这一阶段的作战中尽量歼灭中国军队，为此，设法引诱中国军队采取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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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地处粤汉与湘桂铁路交会处，是进入桂、黔、川、滇四省的门户；湘江连接长沙与衡阳，是南北交通之要道。日军估计进攻衡阳时，中国军队将会全力展开攻击。为此，日军计划在攻取衡阳的同时，以主力搜索围歼对日军侧攻和前来增援的国军，重点击溃湘东山区的中国第九战区主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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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在第二阶段的战略是：中间防堵，两翼夹击，置主力于湘江之东西两翼，实施正面阻止，侧背猛攻，战略上与前一阶段没有大异。在此期间，国军只以1个军用于衡阳防守，而东西两翼则先后投入了约13个军以上的兵力。[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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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蒋介石电令各兵团以阻敌深入、确保衡阳为目的，从东西两翼夹击日军。具体的战略部署是：中央以一部于渌口、衡山地区持久抵抗，东翼主力由醴陵、浏阳向西，西翼主力由宁乡、益阳向东，夹击深入之敌而歼灭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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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军迅速突破中国军队的阻击，6月23日即兵临衡阳附近。日军在兵力布置上，以2个师团进攻衡阳，以3个师团进攻湘东地区，以1个师团进攻湘江以西。6月25日，重庆军委会电令方先觉的第十军死守衡阳。6月26日，第九战区拟具于衡阳与日军决战计划，并向衡阳周围调集兵力。同日，蒋介石指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前往桂林，协调指挥衡阳一带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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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蒋介石主持军事会报，获悉广东之敌已向清远与从化方向分路进犯。蒋认为日军“打通粤汉路之计，已不可遏阻矣！今日惟一要图，为如何能固守衡阳，增强湘桂路兵力，以确保桂林空军基地，如能粉碎其犯湘桂路之企图，则此次作战当不失为成功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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