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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1703007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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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第五章 珠宝商、银行家和饭馆掌柜：京师商会的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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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治安人员,警察们在街头和毗连的公私地带勤勉地工作,为的就是在大北京城区建立一个“警治社会”。他们在这一目标上所获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那些与社会治安休戚相关的人们公开或默契的相助。虽然支持度各有不同,但是城市居民还是承认了警察的权威和仲裁,还交了一笔“警捐”。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城市治安都有迫切需求,自然而然地对政治表达、家庭冲突或劳工骚乱等问题依据何种规定或采用何种标准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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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秩序领域,警察与北京社会其他团体共同分担仲裁者和执法者的角色。传统做法是把处理地方事务的大部分权力转让给非官方精英阶层,而现代观念又主张让商会这样的有政府特许状的团体享有自治权,两者都支持分享治安职责的观念。在警察试图管辖整座城市之时,分别代表商人、律师、银行家、学生、工人和其他阶层的团体组织都尝试过进行自我管理,从而影响其他团体甚至警察的行为。(2)在这一段错综复杂、纷争不断的政治进程里,京师商会在从福利政策到城市规划这些与公共秩序有关的事务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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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和商会,两者同为清末新政的产物,且都代表了官方和公共事务的结构重整。警察制度将官治领域延伸至了城市公共生活以及私人机构的边缘地带。通过加入商会,个人与集体的利益才能在官权所达的边缘地带与之分庭抗礼。新政所成就的地方性机构不仅在辛亥革命以后幸存下来,并重塑了1920年代的城市秩序,而且它们还造成了利益冲突和治理之道上的分歧。在如何对待学徒工这样的问题上,警察与店主个人之间的冲突和合作,不亚于警察局长和商会会长之间在全市规模上的冲突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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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和利益代表并非水火不容。就连身为街头法官的警察都可能代表了某一个人或团体的利益。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商会的理事们有时也会不顾会员反对而强推其决策。一般来说,行政管理和利益代表可通过民选的市议会或市长协调而沟通。在1920年代的北京,由于不存在民选政府,集体利益的代表显得更为重要。商会和其他类似的组织,从银行协会到学生联合会,都可以声称自己代表其他那些未被代表的人们和广大群众说话。获取全市范围的权力和势力的目的,可以通过控制市一级的非政府组织来达到,比如坐上商会第一把交椅。因此,商会政治以及其他专业协会(法团)、联合会、工会内部的类似斗争,也就是整座城市政治的体现,对许多人来说,这与警察成为政府化身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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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京师商会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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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商会成立于1907年,早在五年前,清代的一位改革家和实业家就在上海率先实现了这一想法。(3)而此时全国已有超过150个市县效法此举。(4)清政府显然期望一个全国性的商会网,既能使官商利益一致,也能使自己在经济事务上握有更大的控制权。(5)作为扩大行政管理领域的工具,商会似乎确实很划算。商人们会自我管理,政府提出发展经济且给予指导时,他们也会鼎力相助,而且若政府具有合法性,他们还会积极协助维持治安。正如曼素恩(Susan Mann)最近指出的,如果不知道中国自古就有商人自治和群众参政的传统,这种既授予权力同时又想加以控制的做法确实“有些令人不解”。(6)罗威廉(William T. Rowe)在其关于19世纪商业中心城市汉口的研究中指出,财富、社会关系、市民意识以及行会组织实际上已经赋予商人们和政府官僚等同的城市管理权。(7)理论上来说,商人们为获得合法性和指导性而强化对官僚机构依附性的同时,也将这种管理城市的权力正当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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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商会起先确实是把自己当作“政府机器的一部分”来运作的。(8)但是在上海这种逐步现代化的城市里,商人们很快就利用这种新兴组织来为自己谋利。在内地的小城市里,商会摆脱政府控制的进程就相对比较缓慢。(9)玛丽-格莱尔·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注意到：“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商人们总是不遗余力地去讨好官员,这对他们的生意来说至关重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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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北京商人也倾向于迁就甚至是服从官权。作为身处内陆行政都城的商业精英分子,他们在形成阶层意识和迈向政治独立的过程中要比在上海、广州和汉口的同伴慢得多。商人社区之所以对官方和士绅们的领导如此顺从,或许是因为京师商会的创建者中不乏拥有功名、仕途有望之人。(11)早期在为建造新的商会大楼而募集资金时,多家现代银行,包括交通银行和中国通商银行,以及政府新近出资创办的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12)加入到了丝绸、服装、制鞋、糕点和其他既有行会的行列,一同为其投入大量资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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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成立不到一年,会员们即同意建造一座内含32个房间的总部大楼,其中包括一间中央议事大厅和多间供各行会使用的会议室。(14)该计划之所以获得通过,是因为临时栖身于某家旅店或某个行会,“无以系众(有别于官方和私人)望,亦且无以壮观瞻”。(15)新的商会大楼坐落于外城,位于北京闹市前门大街(南北向)和珠市口西大街(东西向)的交叉口。(图11为北京前门外商业区。)这一选址,与各大现代银行和公共事业公司纷纷落户靠近政府机关的前门内、使馆区或内城东区的趋势形成鲜明对比。商会意在成为政府和各行各业之间的桥梁,起到协调现代和传统商业模式的作用,不过这两点都没有使它脱离北京传统的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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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领导性团体通过确立法团地位而使自己正规化和职业化,使地方绅士的地位不那么确定了。他们一直是依靠政府而获取正式权威,同时也得听命于官府的监督。(16)不过,随着清政府的衰弱,再加上地方绅士加入了行会等既有团体或商会等市级或省级组织,这种依附关系就日趋松弛和动摇了。在辛亥革命中,汉口和上海的商会积极地站在革命者一边。(17)在其他地方,商会则斡旋于革命军和清政府之间。(18)而在大多数地方,当地商会则致力于快速重建革命后的社会秩序。(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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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辛亥革命给官员和商人之间带来的不是冲突而是和解。随着10月武昌起义在各大城市蔓延开来,清政府垂死挣扎的行动之一,就是通过商会办事处贷给北京商人总共115万两白银,以平息由恐慌造成的货币和商品市场混乱。(20)民政部召集商会领袖,商讨如何恢复秩序,(21)再由度支部拨款。正当其他兄弟组织为推翻清朝出钱出力时,京师商会却借着自己和行将就木的旧政权的政治关系,发起了横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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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两地的商界人士,在面对清民鼎革之际的政治机遇和风险时所采取的应对方式截然不同。但总而言之,不论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起义者、中间人还是政府的特许代表,商会都显示了法团作为城市各界精英——尤其是商界精英——代表的重要性。而商会和其他法团力所不及的,就是和新旧当权者讨价还价。辛亥革命之后的数月乃至数年,当初新政权曾许诺给予地方精英更大影响力的承诺,却因商人和政客之间在财务问题上的争执而不了了之。商人们愈发觉得他们的势力只能局限在当地了。就连受到上海商界资助的南京临时政府,也把商人排除在高级公职之外。(22)其北京的继任者袁世凯针对法团争取成为利益集团的压力采取的手段更加严厉。在北京,商人们遭受了最残酷的打击,使他们意识到了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忠告,即在政治问题上,“大棒才是王牌”。1912年,袁世凯为了获任总统职位而指使兵变,纵兵在城市商业中心焚烧抢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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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1703007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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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安迪生的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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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10年代,京师商会都与当局保持着一种被动依赖的关系。袁世凯及其政权的迅速更替,并没有为商界利益集团留下多少生存空间。当1915年袁世凯企图称帝之时,京师商会会长扮演起了拥袁称帝的丑角。(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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