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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1703007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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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安迪生的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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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10年代,京师商会都与当局保持着一种被动依赖的关系。袁世凯及其政权的迅速更替,并没有为商界利益集团留下多少生存空间。当1915年袁世凯企图称帝之时,京师商会会长扮演起了拥袁称帝的丑角。(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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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安迪生与周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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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宝商人安迪生(左)佩戴政府颁发的勋章,显示其在帝国和民国两个时期对于公共事业的贡献。他有关政治的言论表现了他的直率性和原则性。银行家周作民(右)是安在商会政治中的对手。他比安小一辈,作为一朵在更趋复杂的民国财政金融结构中的“幸运玫瑰”,周作民以其政治手腕的精明和圆滑而左右逢源。采自Who’s Who in China (Shanghai：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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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京师商会似乎一改以往卑躬屈膝的姿态,在一位名叫安迪生的珠宝商领导下,凭借内政外交的政治形势以挑战当局。商人们参加了由学生主导的五四运动,抵制扰乱金融的政府财政政策。(24)在商会作为全市性组织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安迪生不仅摒弃过往取悦政府官员的策略,还将商会内部赞成全市大联合并代表经济精英的支持者与对这种动员方式感到恐惧的人彼此间的紧张关系表面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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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安迪生初次当选商会会长,此时他已50岁(见图12)。安迪生出生于北京东南的香河县,自幼习得儒家经典教育,曾通过科举考试,1902年供职于颇有清誉的翰林院。(25)两年后,(26)被清政府以候补知县分发到有20个州县的顺天府。辛亥革命之后,他当选或被任命而供职于多个部门。1918年8月,他就任商会会长的同时,还获选进入县议会。他在离京回乡的第七年,也就是1934年,还被选任为香河县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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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生是京师商会的创立者之一,还担任京师劝工陈列所董事。通过与新政拉上关系,他安稳地度过了清民鼎革,地位和职务毫发无损。加入晚清从商会、警局到新设国家各部乃至军队的现代化事业的人数颇多,安迪生也非例外。在他的领导下,珠宝行会的规模在10和20年代得到了增长,而其他贵金属行业,例如金铺,则在数量和重要性上都有减无增。(27)他运用其独创的宝华蓝工艺制造了大量精美奢侈品,受到了洋人和民国新贵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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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迪生的领导下,商会向政府和两家与政府关系颇近的金融机构——中国银行(前大清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施压,要求他们采取行动以监管当地货币市场的纸币发行。北京多家银行都有政府颁发的纸币发行执照。1916年,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单方面停止兑现所发行的纸币。在由此导致的金融恐慌中,农民们担心收到不稳定的货币,而不把粮食运往城市。(28)1918年,京师商会恳请政府用国家债券兑换纸币,并把这些贬值的纸币在天安门外公开销毁。(29)到1919年12月,纸币贬值已超过50%。政府将之归咎于投机倒把分子,商会则将之归咎于银行官员。在一次商会特别会议上,商人们通过决议,威胁说要起诉两家银行的顶层官僚,除非他们采取措施兑换纸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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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与此同时,安迪生领导商会,抨击政府在巴黎和会的毫无作为。就在五四学生运动开始的第二天,安迪生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商讨外交危机对策,并且通电各地商会,呼吁组成爱国统一阵线。(32)两周后,商会开会商讨抵制日货,安迪生提议应进行经济制裁,并对违反禁令者进行处罚。(33)根据自己在景泰蓝生意上与日本人和洋人竞争的经验,安迪生提出在北京成立一个支持国货的社团。那些和安迪生持相同政治观点的商人们,对洋货竞争有着很高的商业敏感性,他们期待并热烈响应了五四运动所激发起来的爱国热潮。和安迪生一样,绅商精英们出于谨慎和地位相近的缘故,曾追随清朝和民国政府的领导,现在他们发现,北京官员原来鼓励的民族主义方针,已经被当权者的政策所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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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2.5万多家商业机构中,只有17%作为个体会员或因从属行会而隶属于商会。(34)虽然在1920年代,商会组织在规模和包容性上不断扩大,但它依然只代表了商人社区的冰山一角。因为商会所代表的是远远大于其实际会员数量的商人群体,所以像安迪生这样的商会领袖在制定政策时所要面对的受众,会从具有共同利益取向的行会成员、专业商业人士扩散到人数更多的各色小商小贩(见图13和14)。每个入会的行业、行会或机构派1至8名代表参加商会会议。某些特定行业,如银行和一些公司的代表人数可超过这一约定俗成的名额。只有这几百名代表才有资格投票选举理事或担任职务。而只有理事才能选举会长和副会长。原定两年改选一次,然而,由于主动辞职或丑闻,1920至1929年总共举行了10次选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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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杂货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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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粮食和蔬菜小店。夜晚店的前面会上板关闭,而白天开店时,货品可以陈列到街上。车夫在外面下载大豆,伙计则在没有窗户的阴暗的店里工作。像这种典型的商店,从一些特定的掮客那里批货,再转卖给零售小店或小贩,最后卖给普通民众。结果,一桩蔬菜、粮食、猪肉或其他货品的交易,要经过几道批发和零售的手续,各有其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美国国会图书馆惠准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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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会中,行会或其他组织的会员身份,(36)并不意味着能保证获选理事。就算某组织代表团人数众多,甚至采取分组投票的方式,也无法保证其代表能在理事会获得一席之位。每次选举,理事当选的起码票数虽略有不同,但从未低于40票。1918年,新式银行家们拥有30个代表席位,但无一人当选理事。如要当选,代表们必须寻求本团体或本行会以外代表的支持。若要蝉联席位,他们必须能孚众望或声誉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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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2月,安迪生轻松连任商会会长,在理事会的劝说之下,(37)他同意连任。(38)对停兑风潮和五四运动的应对使他在商会中的支持度一跃至顶峰。安会长还对商会人事结构进行了现代化调整,修缮了总部大楼,创办了商业图书馆,为会员开了夜校,进行了价格调查,并利用媒体来宣传商人们所关心的问题。(39)安迪生作为民间领袖和城市管理者的一言一行以及他作为商人政治家的表现,看上去简直无懈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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