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09448
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各地对技术变革的反应
1703009449
1703009450
1703009451
1703009452
中国的有轨电车起源于沿海地区,它折射出技术革新所带来的光芒,散发着通商口岸西方文明的气息。(2)电车最基本的技术和物质要求在世界各地都相差无几。(3)它们需要空间铺设铁轨,加固过的路基和架在空中或嵌在铁轨里的电力供给系统。(4)不过,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们和制度习俗对待新技术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有轨电车这种短时间内大范围地在全球付诸应用的规格相同的技术,可为研究文化地域间的差异提供一根准绳。例如,历史学家约翰·麦凯(John Mckay)发现北美人和欧洲人在电车现代化问题上的态度就大相径庭。(5)在美国,企业家们可以自由地根据盈利需要来建造和运营有轨电车设施,不用考虑广大社区的利益。市政府势单力薄,官员则可被轻易收买,而且普通民众和各界精英本来就对电车没有抵触。与之相反的是,欧洲的市议会担心电车轨道、电线杆和电线会让广场和街道变得丑陋不堪。政府要求的安全预防措施是如此之多,以至于电车设施要不了几年都归政府所有,而且票价怎么也涨不上去。在欧洲,电车开发者们“不得不在严格的城市交通条例的条条框框内运作”。(6)
1703009453
1703009454
对于电车开发者而言,北京的环境也是相当严峻而非自由开放的。围绕着有轨电车,虽然有资金、市容、安全以及地方自治权等争议,但最关键的问题则在于生计和社会秩序。争议主要当事人们的动机也错综复杂,一方面有对其效率和发展前景的质疑,另一方面则有对城市文化和市政完整性会遭到破坏的担心,但这两点都不是最有力的反对论据。问题的真正症结,在于对剥夺大量北京居民——即人力车夫——工作的社会后果的冷漠,对传统社会经济权利和义务观念的深深依恋,以及警察和商会等全市性组织对他们处理当地事务的特权而产生的嫉妒之情。在北京电车系统最初的计划和融资阶段,收益、进度以及对公众利益和发财致富的愿景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在各个团体和阶层应对这一新技术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之时,随之而来的政治斗争将昭然揭示这些纠缠在一起的公共和个人利益。
1703009455
1703009456
1703009457
1703009458
1703009460
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北京电车公司的创办
1703009461
1703009462
1703009463
1703009464
(7)在清王朝灭亡前不久,北京高层官员们就已经提出了为城市建造电车系统的想法。(8)有轨电车早已行驶于上海和临近的天津,再加上北京已经具备了一些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因此在已有自来水、电灯以及电话服务的基础上,再用有轨电车锦上添花,也显得势在必行。晚清的改革派们为技术和政治现代化提出了各种计划,仿佛这两种变革是同根同源的。
1703009465
1703009466
辛亥革命为中国带来了一部新宪法,也使得北京电车的重任落到了民国政府的肩上。对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变革的大胆猜测,使清朝官员们乐观地觉得宪政和电车是一码事,不过要使这两种变革同时进行,则必须要具备权力和资源的集中,而这正是民国初期所缺乏的。完成首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在为起码的政治生存而挣扎的环境下瞬间化为泡影。经济发展的权利变成了可兜售的特许权,被用来为政府的短期开支买单。
1703009467
1703009468
1913年,袁世凯政府将北京电车计划作为一整套工商特许权转让给中法实业银行(Sino⁃French Banque Industrielle de Chine),以使该行投资者从中牟利。作为回报,该银行向袁氏政权提供贷款来应付急需的政治和行政开支。(9)除了有权在北京建设电车系统外,法方还通过实业银行受邀参与改建中方的自来水系统、电灯和电力公司,修复并扩展明代建造的下水道,铺设道路,以及修建博物馆、公园和政府大楼。(10)法国人将这些特许权视为把自己的文化和建筑风格印刻在中国首都的天赐良机。(11)
1703009469
1703009470
中法实业银行迅速在中国、欧洲和美国开设了20多家分行。该行之所以在中国如此受欢迎,主要是因其与政府之间的亲密关系、(12)较高的存款利率以及高额的股东红利。然而,该行在中国几乎没有做过什么建设,在北京更是毫无作为。它没能让北京变得像东方巴黎或华北河内,反而经不住民国初期骚动的金融环境的诱惑,向靠不断地借钱还债、还债借钱来维持的政府输血。投机政府公债和放高利贷要比投资北京电车系统这种工程,收益高得多。
1703009471
1703009472
中法实业银行享有北京电车开发权却无所作为。不过有轨电车作为一种有利可图的新技术,使得建造它的念头始终萦绕在中国投资家和改革者的心头。1919年,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之后又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发表了一篇名为《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的文章。(13)李抱怨北京“苦闷、干燥、污秽、迟滞、不方便、不经济、不卫生、没有趣味”。作为补救措施,李提出了20条改革方案,包括设立图书馆、医院、济良所、贫民学校、贫民工厂、孤儿院和恤老院。他还在有轨电车上发现了许多迫在眉睫的城市问题的解决方法。“赶快修造市营的电车,使我们小民少在路上费些可贵的时间,吃些污秽的尘土,作同类的牛马,膏汽车的轮皮。”(14)
1703009473
1703009474
李大钊认为电车系统可以加快报纸配送,缓解交通拥堵,使合理的城市规划成为可能。他要求妨害卫生及清静的工厂不可设在住宅区域附近,文化区域、工业区域、政治区域、住宅区域应该分开。李意识到这种居住和工作区域的分离得有一种更高效的交通方式作为保障。他还预测电车的出现会使人力车消失。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李大钊觉得根除人力车是一件好事。同时,李还要求为车夫提供雨衣、雨帽,以及口罩以防他们吸入灰尘,鼓励车夫勤洗衣物,为他们开设小饭馆和招待所。
1703009475
1703009476
根据李大钊的设想,(15)对贫民的严格监督和机构性的照顾、扩充公共设施以及运用电车这样的新兴技术能让北京变得更加干净、整洁,更宜居住。李大钊所拥护的种种改革举措都需要政府支出大量的经费,而当时绝大多数政府机关都面临着财政危机。只有电车似乎还能在盈利和改善城市生活这两方面都有所兼顾。
1703009477
1703009478
1920年秋,一群中国投资者,受到了这项新技术盈利潜力的吸引,向实业银行和政府递交了一份计划书,其中提出通过将银行降格为金融中介而非主要投资者以重启电车项目。政府和银行同意了筹集400万元资金的安排,其中一半为“官股”,一半为“商股”(私人)。商股部分将对公众开放,而官股则通过国家向实业银行的贷款筹集。(16)该行之所以自愿放弃部分垄断权,其实是由于其自身的财政问题。广大东亚股东和客户并不知道,中法实业银行在1920年已经濒临破产。(17)
1703009479
1703009480
根据1920年的协议,负责销售“北京电车公司”股票的机构在北京成立了。股票于1921年5月开始在北京和上海只向中国买家发售,每股面值100元,几小时之内,投资者们就购买了价值800万的股票,四倍于预期。(18)令北京当地投资者懊恼的是,绝大部分股票都被知名银行和官僚收购了。(19)在前一百名购得份额最大的投资者中,有一半是“直接间接与官场方面有关系者”。(20)另外有30%~40%是富有的金融家,只有20%是北京或外地的“普通百姓”。当地对这只股票发行的热情并不意味着当地人能拥有这只股票。这只股票通过惯于为精英客户提供服务的银行在全国市场上销售,而最终的所有权结构反映出的是全国和地区性的利益,而非当地百姓的利益。
1703009481
1703009482
1921年6月公司的正式落成典礼,激起了当地反对这项工程的第一轮浪潮。报纸报道说,车夫和车厂主“群情激奋”,(21)担心自己会因电车而丢了饭碗。(22)市民团体则抗议股票的销售情况以及大部分股票都代表了北京以外的利益。(23)当内城金鱼胡同的商人们得知有一段铁轨将经过他们的街坊时,纷纷表示害怕自己的铺子和住宅会被拆除。(24)不过就目前来说,由于公司是经过中外投资者深思熟虑而促成的,因此项目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巴黎。6月30日,股东们相聚北京组建公司,也就在这一天,中法实业银行的巴黎总行最终倒闭了。(25)两天之后,北京分行也步其后尘。
1703009483
1703009484
中法实业银行破产之后,中国政府对如何筹措电车公司余下的另一半资金不知所措。公司的中方股东呼吁由中国政府直接筹资,将法国人排除在外。(26)可民国初年萧条的经济环境排除了这一选项。另一条方案是对剩下的股份进行公开招募。一个当地自治团体抓住这一机会并提出这项公共事业应为“地方公营事业”。(27)这个团体认为北京电车公司曾被“抵押于外国”,现在该“稍顾市民公意”,应“归诸市民所有”。
1703009485
1703009486
法国人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最终还是成功留住了自己在电车项目的影响力,不过这时北京银行家们已经巩固了他们对这项公共事业的控制。(28)根据公司二三十年代的一位高级职员刘一峰的说法,周作民的金城银行和盐业银行是这项公共事业最主要的两个经济后盾。(29)金融与政治、国际与国内力量的犬牙交错导致了一种均势的管理结构,而公司正是靠这些势力起家乃至维持的。政府和民间股东在董事会各占5个名额。双方再挑选一名业务主管负责公司日常运作。在法国方面,他们保留了法籍员工担任一部分高级管理职务、原上海法资电车公司的中国员工担任中层职务的权力。(30)由于负责管理公司的官员通常不会在这工作上花很多工夫,因此管理公司的责任都落到了民间董事,尤其是金城银行和盐业银行代表的身上。根据刘一峰的回忆,袁涤庵是两家银行的大股东,与周作民一同列席于电车公司董事会,他费尽心机,力压群雄,终于成了公司真正的总经理,人称“皇帝”。(31)
1703009487
1703009488
公司创始人们有意将其规划成能够在国际和国内、区域和地方的大环境下都如鱼得水的企业,以此来获取资金、技术、地方认可以及客源。除了迁就法国人、政府和资本家,公司还精心挑选了担任过总理的当地名流王士珍出任董事会第一任主席,在各区当过多年警察署长的邓宇安担任营业处长。(32)相应地,邓也带来了许多前警官到公司担任中下层工作人员。上有王士珍,下有邓宇安,公司意在借助他们的声势,化解对其营运和政策的潜在反对势力。(33)
1703009489
1703009490
1703009491
1703009492
1703009494
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关乎民生的政治
1703009495
1703009496
[
上一页 ]
[ :1.70300944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