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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170300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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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不和、斗争与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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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等级分明的组织,行会与一些不那么正式的工人头(bossworker)会合谋安排,使工头的利益从属业主,工人的利益从属工头(labor boss),学徒的利益从属资格老的工人。不过,强调彼此义务的家长制式的说词和做法,也使得下层等级能够质问并抵制权力的滥用。(41)工人群体间潜在的同胞意识也助涨了这些小型反抗行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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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纺织工人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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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的纺织工人在其工厂外集会,其中有不少旁观者(不是工人,这可以从他们穿着长衫,戴着毡帽或草帽识别出来)。前面竖着的小标语是“保持秩序”,表明普通工人注意维护他们的队伍。这张照片标识的年代为1925年,很可能是东城朝阳门内林记纺织厂的一次罢工。林记厂的二三百名工人在附近的茶馆里组织起来,随后要求增加工资、缩减工时、星期日休息和辞退不受欢迎的职员(《益世报》,1925年3月4日)。采自UPI/Bettmann News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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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附庇制宗旨(the clientelistic tenor)(42)在号令和代表方面的表现,行会政治往往围绕着以附从者、势力范围和附属派别认同为基础的竞争派系领导层斗争而展开。举例来说,盲人说书行会就被分成内城、外城两大派。随着1920年代都市欣赏口味的转变,行会名下500多人收入大不如前,这就使得改革和表演节目现代化的压力落到行会董事的肩上。1923年末,行会选举新会董时,(43)外城说书人提名了他们自己的领袖、在职会长张子振再度竞选。内城会员表示反对,因为张已经连任三届,所以他们推举来自他们这一派的副会长胡君昇担任会长一职。外城派不愿放弃行会控制权,是故内城派指责他们垄断行会事务。双方“舌战”不休,势将动武。最终,中立派恢复了秩序,让双方都做出了妥协,让张和胡交换职务。(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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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行会的经久不衰意味着工人中还有这么一种认识,即以传统方式行事的全市性组织还是有用武之地的。但并不是所有的行业都能成功跨过同乡、企业利益的非正式协调与正式组织、统一领导之间的门槛。在某些情况下,业主和警察的压制会阻碍工人组织全市性行会。有一次,6000名为鞋店纳鞋底的工人试图在1920年注册一家商业行会,虽然他们也卖货品给商铺,但是警察还是拒绝了这一请求,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工人只不过是工匠。最终,工人们还是秘密地组织在一起,并利用新政府从商铺订购大量军靴之际,在1925年发起罢工。(45)在其他案例中,全市性组织的障碍主要来自内部。墨行在北京及其周边有着200余名熟练工和300余名非熟练工。尽管这些工人于1925年在北京南郊的一个寺院开会讨论增加工资,但是工人们仍然说他们目前还没有行会,“因人类不齐,团体难结”。(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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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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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鲜的井水装上手推车以后,水夫会沿着确定的线路将水送到顾客家中。像粪夫一样,水夫也要竭力保卫他们特殊的地盘,抵制传统的和现代的竞争者乃至像警察这样的规范者。美国国会图书馆惠准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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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过但之后失去了行会代表的工人们,会发现自己很难再重组正式的团体。通过商人们拥有的水井和雇佣的水夫所形成的一套系统,即为城市居民运送生活用水的运水行业,早在19世纪就有了一套正式的行会组织结构(图18)。但是当现代供水系统在1909年建成时,竞争的威胁和官员对现代设施的支持,致使行会分裂成各由山东人、保定人和北京人组成的非正式同乡团体。(47)供水系统并未如期而至地占领整个城市,而只有一小部分住宅区、商铺和办公处接有自来水管道,不过这一趋势在稳步增长之中。(48)1924年,一个来自保定的井主朱兆栋与占有人数优势的山东人团体展开谈判,希望借此建立起一个行会。(49)井主商会将负责管理水夫,从而也间接地代表了他们。北京井主和水夫是三个地域族群中人数最少的一个,他们在得知了朱的计划后,断定他这是要进行行业垄断,这等于要“掐大家嗓子”。(50)当山东人和保定人团体的代表在东直门一家茶楼会面协商条件时,40名北京水夫一哄而上,指责这是一起针对他们的阴谋。双方起先恶言相加,随后推搡了起来,最终爆发了持续一个小时的斗殴。警察赶到之后试图调停争端,但不见成效,于是参加斗殴的人员都被带往警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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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全市性的行会最终在第二年得以成立,意味着这个行业将有一面更大的保护伞以及处于弱势的北京派表面上的屈服。(51)领导者所面临的政治机遇以及普通会员的待遇要求所带来的双重压力,迫使行业更加规范化并且扩大其覆盖面。可是苛捐杂税、下属单位自治权的缺失以及领导人政治上的失败,种种这些损失与合并所招致的背叛和反对相比显得微不足道。1925年初,城郊的石磨匠试图建立行会,不过东郊、南郊的“强派”和北郊、西郊的“弱派”之间的冲突使这一努力障碍重重。(52)过去,这两派每年碰头两次商讨工钱标准,却无法就共同领导和共同组织达成共识。双方的协商不欢而散。当强派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数上居劣势的那一方时,弱派就像北京水夫和井主那样想尽一切办法,包括暴力手段,阻止他们建立一个很可能会使对方派系的优势制度化的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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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争执不休的过程简直就是建邦立国的缩微版。若有人觉得一个健全的行会履行着一部分准政府职能时,这种相似性与其说是类比,不如说是对管理、控制和代表市民的大量地方职责发展的勾勒。就算工人和居民抵制并入全市性组织,导致了发展的不平衡甚或流产,这种斗争的方式也会迫使参与者产生权力意识,因为这种权力的架构超越了同乡和工厂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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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纷争并未阻止行会为了公共集体权利和利益投入到城市政治的大舞台中。(53)那些到居民家中和公厕收集粪便作为肥料卖给城外农民的北京挑粪行业的商人和粪夫,以其团结一致和勇猛好斗而闻名。在北京,人们借用“军阀”一词,把他们的领导人戏称为“粪阀”。类似的称呼还有“水阀”,这些人同样好勇斗狠。(54)当警察试图对挑粪行业实行卫生条例,或当自来水厂要来装自来水管道时,粪阀和水阀就会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营垒”,在这营垒之后,他们采取不合作的消极态度——对粪夫来说,就是拒绝来取粪;对水夫来说,就是像游击队一样四处破坏机械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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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会认为,行会团结一致的“营垒”意味着有一种有序协调的内部政治基础。但是正如运水行业的派系斗争所表明,并由挑粪行业两败俱伤的冲突所证实的那样,冲突和团结是同一块银币的正反两面。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的是,这种通常是联合业主和工人来共同对抗对手的纵向组织的派系斗争,与之相伴的还有行业内部阶层之间的冲突。就在运水行业爆发保定人、山东人和北京人之间的地域群体和势力范围冲突之后没几周,全市各区域的水夫就在东城区一家茶馆会面商讨涨薪事宜,以应对井主提高水价的决定。水夫以罢工相逼,因此井主们同意调停解决此事。(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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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水业不同的是,粪业之前有过一个正规的行会。粪厂主占据了行会领导地位,而那些粪夫则通过自己与粪厂主的关系松散地依附于行会。但当行会不能保证其成员的共同利益时,它就会被内部纷争所破坏。1925年8月,警察为公共卫生起见,命令粪厂主和粪夫将粪厂移至人口较少的地方。(56)粪夫们罢工三天以示抗议,最终无人收取的粪便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以至于公众的呼声迫使警察撤销了这一命令。不过,在这一行业内部,派系斗争也是顽疾。(57)从1918至1925年,粪厂行会会长总共易手11次。(58)一群异常挑剔的工人充满戒备地到场,成为行会会议的特点,这群人对行会领导疑心重重,随时准备并要逼迫那些冒犯自己的会董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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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7月,副会长牛常立向会内的粪厂提议,此后每个粪夫每月要交40块铜板的会费,以保证行会开支并用来扩大对会员社会公益服务的范围。(59)牛得到了一些粪厂主和为他们提供粪便的粪夫的支持。但是大部分粪夫强烈反对他的计划。他们陈述了自己的穷困潦倒,并暗示牛之所以要筹这么大一笔钱,唯一的可能就是想将之挪为己用。身为行会会长的粪厂主唐吉顺,毫无疑问非常清楚前任们的下场,他十分重视粪夫们的反对情绪,也表明了自己反对这一方案。之后,牛和唐一起商讨解决彼此的意见分歧,他们惊讶地看到,外头聚集了大约50名粪夫,声称牛行“不仁”,要揍姓牛的。唐挡在了人群和他的副会长之间,牛随即鼠窜而逃。可牛对唐不仅没有心存感激,反而立刻跑到警局控告唐会长煽动粪夫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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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夫随后聚集起来决定,如果牛不主动辞职,他们就发起罢工。(60)这表明温和主义占了上风。一伙更加激进的工人企图找到牛常立,因为他之前从他们的老拳下逃过一劫。作为回应,人们召开了一次行会大会以解决唐与牛以及牛与粪夫之间争辩不休的分歧。然而工人们却不肯妥协,大有誓不两立之势。与此同时,牛的弟弟和儿子们在会议地点外召集了自家粪厂的工人,他们手持棍棒和粪勺等在外面。(61)他们叫嚷道,就算自己被打死也要保住牛的地位。反对派工人们听到他们的叫嚣,“满肚子气没处撒”,而且他们又个个都是“脾气火爆”的山东汉子,随即夺门而出和牛的人打了起来。前来劝架的人试图将两伙人劝开,结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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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己也被打伤。(62)唐会长回应,他将辞去职务,以免承担更大混乱的责任。会董们纷纷表示支持唐会长,并要求将牛革职。一位姓于的董事指责牛“破坏行规,敛钱舞弊,种种恶行,不胜枚举”,提出了一系列强制议案,并被一一通过。当牛得知自己被革职之后,他冲入于家把他刺死了。(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