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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267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1703012661]
1703014268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一 粤“二大”与沪“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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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270 按照1924年国民党党章的规定,全国代表大会应该每年召开一次。依此,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应在1925年1月召开。但当时正值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冯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二大”的召开也因此后延。孙中山北上后一病不起,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党内顿失魅力领袖及导师后,最高权力的继替成为焦点。“党统”之争亦自此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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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272 孙中山在世时,廖仲恺、胡汉民是其左膀右臂。廖、胡二人中,孙中山尤为推重廖。廖不仅是国民党内一位难得的理财专家,而且做事有魄力,有胆量,敢担当,政治眼光远大。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廖仲恺的功劳最著。不过,孙中山对廖虽然推重,但他在前方督师时,后方留守的要职,委胡而不委廖;当他北上之际,代理大元帅的交椅亦授胡而未授廖。传闻当时有好事者问孙中山:代帅职位何以交胡而不交廖?孙回答说,我如果把大权交给胡,廖可以服从;如果把大权交给了廖,则胡一定不服,广州从此多事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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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274 接班人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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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276 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最有希望成为孙中山的革命接班人。而胡之竞争对手,除了廖仲恺,还有汪精卫。廖自知非胡对手,乃将汪推到前台,自己隐身幕后。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较之胡汉民之由“留守”而“代帅”,廖仲恺之由省长而财长,略逊一筹。不过,孙中山北上时,让汪精卫随侍左右,并在北京病重期间,让汪精卫代行处理国民党与北方军政当局之间的关系。汪不仅代表孙中山对外发言,并且是总理遗嘱的执笔人。汪也因此萌生角逐接班人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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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278 角逐接班人,鲍罗廷的支持举足轻重。孙中山生前对鲍罗廷深加信任,聘他为政治顾问,并请他参与高层决策;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在国民党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张国焘描述当时鲍罗廷的特殊地位称:“他在国民党中,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也不过是政府顾问,但其发言却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他以中央政治委员会顾问的身份,运用其高超的个人手腕,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广州几乎肩负着实际领导责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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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280 鲍对胡早有成见,认胡“难以相处”。[5]而对汪则认为“有野心,无宗旨,可利用”。[6]鲍罗廷在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有意抑胡抬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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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282 据闻,胡汉民为人刻薄,气度狭隘,城府太深,消极方面多有得罪,积极方面又不得党内同志信仰。武人如粤军之许崇智固与之势不两立,湘军之谭延闿与滇军之朱培德对其亦恶感多而好感少;文人方面,“胡戴(季陶)交恶”“胡廖交恶”更早有传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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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284 汪精卫遂在鲍罗廷、廖仲恺等人支持下,拉拢许崇智、朱培德、蒋介石等军人,私下达成政治联盟,共同孤立胡汉民。[8]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在鲍罗廷的支持下,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胡汉民被推选为有名无实的外交部部长。因此时的国民政府尚未为列强所承认,“外交部”是一个徒有其名的空头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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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286 胡汉民不甘失落,想通过与党内“右派”结盟,反击汪精卫,未料因8月20日廖仲恺被刺事件,不仅计划落空,反遭汪精卫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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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288 对于廖案的起因,两岸史学界多从国共党争的角度加以解释,认为是廖氏左倾“亲共”而导致党内右派分子不满。实则“廖胡交恶”才是主因。参与刺廖的嫌犯胡毅生、赵士觐、林直勉、林树巍等人均是胡汉民的追随者,胡毅生更是胡汉民的堂弟。有资料记载,“当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内部纠纷迭起,最重要者,即为‘廖胡交恶’,盖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虽属汪精卫,但在政治上居最重要地位者,实为廖仲恺。胡氏之被推为外交部长,亦系廖氏之意。……廖氏之所以推胡任外长者,实欲暗示胡氏自动去职也”。廖案前夕,外报已有谣传说“胡氏另有企图,将不利于广州当局,尤不利于廖氏”。[9]故廖案发生后,胡汉民难脱干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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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290 廖案发生后,汪精卫、许崇智与蒋介石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主持缉凶事宜,并“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时局”。[11]汪精卫认为,胡汉民虽不负法律责任,但须负政治责任,遂派胡汉民赴苏俄“养病”及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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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292 西山会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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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294 汪精卫利用廖案排胡,在一批国民党“老同志”中激起波澜。《邵元冲日记》载:廖案发生后,在上海的戴季陶、孙科、叶楚伧、刘芦隐和邵元冲等人均对汪精卫的做法及其为人甚表愤慨,认为“此次之大狱,实系精卫欲掊去展堂(汉民),故罗织种种罪名而成之,以便自代,其阴贼险狠,振古所希,季陶痛人心之狡刻,为之大恸,同座相对,俱为唏嘘”。随后几天内,邵元冲又获悉广州方面对林森、邹鲁、谢持、许崇智等亦有排挤倾向。他在日记中感喟道:“粤中相煎益急,始作俑者其责任将如何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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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296 当时聚集在上海的国民党“老同志”有谢持、叶楚伧、茅祖权、邵元冲、沈定一、戴季陶、覃振、孙科等人。这批人之汇聚,除对“联俄容共”政策持有异议外,共同对汪精卫不满,是他们结盟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对汪氏不满,并非因汪氏如何“左倾”,而更多是从“友道信义”上指责汪氏人品。如戴季陶致广州通电中,大谈“友道信义”,认为汪精卫“不应苛遇展堂”,谴责汪氏为人“狡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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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298 本来汪、胡两人在国民党内的口碑,一“长厚”,一“刻薄”,对比十分鲜明。孰意廖案之后,形象完全颠覆。其实谴汪者未必均“同情”胡,内中难免存有一己之私。以邹鲁为例,其时刘震寰与杨希闵的滇桂军控制广州的财税,邹主持广东大学,依靠与刘的私谊而分得几项税捐。国民政府成立后,力图统一财政,广东大学所包办的税捐也被一并收归财政部。邹因此而对汪精卫深怀不满,四处散发言论攻击汪,汪乃免去邹的校长职务。两人于是交恶日深。[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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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300 廖案后不久,许崇智又被蒋介石逼迫离粤。此事本来与汪精卫没有直接关系,但许崇智在痛恨蒋介石的同时,对汪精卫似乎更不能原谅。在许氏看来,汪之当选国府主席,他立有“拥戴”殊勋,而蒋之敢于驱许,势必先得汪之同意。[15]汪不仅没有制止,反而投井下石,因而对汪极为愤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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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302 这些不满汪精卫的人,很快聚集起来,并于1925年11月下旬集会北京西山,形成所谓“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的诉求主要有三:一是对汪精卫个人不满;二是对“联俄容共”政策不满;三是对中政会的“僭越”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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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304 按照国民党改组后的新党章规定,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孙中山有意削减中执会内一批保守的国民党“老同志”的掣肘,于1924年7月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简称“中政会”)。中政会在国民党党章中缺乏法理依据。孙中山在世时,党内虽有人对中政会的设立有所质疑,但因是孙中山亲自主持,质疑者不敢公开反对。孙中山逝世后,中政会实际成为党的最高权力中心。随着中政会集权的强化,中执会的权力大受侵蚀。一批受到冷落的“老同志”尤其心怀不满。反对中政会的声音亦随之而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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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306 由于西山会议派以“分共”相号召,以往学术界对西山会议派的认知,多专注其“分共”“反共”的面向,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和遮蔽了国民党内权力斗争的一面。西山会议除决议取消共产派在国民党之党籍外,还决议取消中央政治委员会、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弹劾汪精卫。其中指责鲍罗廷与汪精卫的主要“罪状”,是“利用政治委员会而驾驭中央执行委员会”;[18]鲍罗廷在政治委员会内大权独揽,汪精卫则遇事听命于鲍,以致“不见了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见了国民政府,只见鲍罗廷所包揽的政治委员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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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308 西山集会的名义,是另行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议案,宣布与共产派实行分离,取消共产党员之国民党党籍;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迁移中央党部于上海;开除汪精卫党籍6个月,解除其中执委职务;解雇鲍罗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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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310 广州中央获悉“西山会议”的消息后,立即通电国民党各级党部,宣布西山召开之“一届四中全会”为“非法”,其组成分子为“反动派”。西山会议派亦不甘示弱,于1925年12月14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央党部机关。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的举动,造成了国民党改组以后的第一次正式分裂。一时间,广州、上海两个“中央”互争“正统”,相互指摘对方为“非法”,为“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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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312 粤“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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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314 1926年1月1~20日,广州中央举行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民党历史上,广州“二大”具有其独特的地位。一是此次大会由汪精卫主持;二是鲍罗廷在幕后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三是中共党人在此次大会上甚为活跃。此次大会是国民党历史上最为激进的一次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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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316 国民党“二大”前后,是汪精卫在党内之黄金时代。作为广州中央的领袖人物,此时汪精卫的左倾化程度亦达到了鼎盛。而鲍罗廷则可以说是整个大会的幕后指挥。广州“二大”通过的宣言和决议案明显受到了苏俄和中共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从语言和修辞上都可看出其影响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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