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17762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1703012701]
1703017763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二 派系、代际冲突与体制内的自省
1703017764
1703017765
4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政权已是颓象大露。在这一背景下，当时的中共党人、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国际方面（主要是美国）均对国民党的表现做过种种评判。由于这些评判大多偏于负面取向，长期以来一些对国民党怀具“理解之同情”者难免质疑这些评判的客观性和可信度。鉴此，有必要考察当时置身体制之内的国民党人面对政权崩溃前的危局是如何认知和评判的。这种自我认知和评判，当能有助于揭示国民党政权的历史面貌。
1703017766
1703017767
1944～1947年，在国民党内部，曾发动过一场“党政革新运动”。虽然这场运动对发起者而言没有取得多少具体的和实质性的成果，但在今天的研究者看来，即使是一场流于清议的运动，亦具有重要的历史认知价值。正是这场运动为我们考察4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的政治面相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视窗。[38]
1703017768
1703017769
派系之争与代际冲突
1703017770
1703017771
这场名为“党政革新”的运动，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44年初至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为第一阶段；1946年3月至1947年8月为第二阶段。
1703017772
1703017773
在此之前的1941年，在陪都重庆，部分国民党人曾发动过一场“健党运动”，可视作这场党政革新运动的前奏。当时国民党各地党部纷纷举行各种“健党座谈会”，报纸杂志也做了大量有关“健党运动”的宣传，一时间也有些蓬勃之象。只是这场运动未持续多久即销声匿迹。[39]到1944年前后，国民党政权日趋衰竭，政治上贪污腐败日益暴露，经济因通货膨胀而急剧恶化，国际舆论指责有增无减，党内人心呈现涣散之态。在这一背景下，国民党内一批少壮中委和中层干部起而寻求振兴之策。侍从室幕僚唐纵在日记（1944年3月21日）中写道：
1703017774
1703017775
现在有许多人不满意现状，而同情共产党，如孙夫人、孙哲生、冯玉祥、邵力子等。还有许多人不满意现状，而又顾虑统一局面创业艰难，与委座关系，如黄埔学生等，一方面不满意现状，一方面反对共产党。另外一派是保守现局，为政府中负责的人。还有一些人一方面保守现局，一方面又自己破坏现局，为自己掘坟墓！[40]
1703017776
1703017777
倡导和发起党政革新运动者，正是一批既不满国民党现状，又反对共产党的国民党少壮中委和中层干部。他们对党和政府的腐败无能感到沮丧和痛愤，要求从党政军各方面，展开一场全盘和彻底的革新。
1703017778
1703017779
革新集团是一个跨派系的松散结合。革新运动的最早倡导者主要是一批CC分子，其核心成员有萧铮、潘公展、余井塘、程天放、谷正鼎、赖琏（景瑚）、齐世英、胡健中、萧吉珊、姚大海等人。他们最初不过是一个小圈子的聚会清谈，后逐渐扩大成为一场以革新党政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他们的最初矛头主要指向孔祥熙、翁文灏及其他政学系成员。孔、翁当时主掌财经大权，而政学系成员亦大多盘踞要津。如张群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吴鼎昌任国民政府文官长、熊式辉任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吴铁城任中央党部秘书长、王世杰任外交部部长（1945年8月接任）等。这自然引起CC分子的嫉恨。长期以来，CC虽把持垄断了国民党党务，但政府部门的高位肥缺少有染指。一些CC分子虽位至中委，亦自认为只是一个闲散的角色。
1703017780
1703017781
另一方面，CC分子在国民党内一向以党性原则最强的“忠实党员”自居，而贬斥政学系成员是一帮毫无政治原则和政治风骨的政客，是党内官僚主义的代表和象征。政学系确实多是行政实务人才，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薄；而CC分子则以意识形态见长，被人称作“党老爷”“党棍”。故CC系与政学系的冲突除了争夺政治资源外，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国民党内“红”与“专”的矛盾，即“意识形态派”与“务实派”的斗争。
1703017782
1703017783
为了扩大革新运动的政治影响，CC分子向外寻求盟友，首先争取到与孙科和胡汉民派有渊源关系的梁寒操、马超俊和黄季陆等人的加盟，继而又与黄埔/三青团派的贺衷寒、康泽、萧赞育、郑介民等人达成联合战线。[41]后者本与CC派积怨甚深，最初对CC分子主导的这场革新运动不无戒心。但双方在对政学系的态度上具有某些共识。因为政学系势力在40年代的急速蹿升也引起黄埔/三青团派的不满。
1703017784
1703017785
参与革新集团的各派系成员的年龄大多在三四十岁，均属党内的少壮派。这种年龄结构的同一性不仅意味着这批人在国民党内还有些血气方刚，也缘于国民党内权力分配的代际冲突。他们多是北伐时期加入国民党的知识青年，现在人近中年，而在党内的地位尚处中流。他们对党内“老同志”长期占据高位愤愤不平。在他们眼中，“老同志”思想早已落伍，只求守住既得权益，对新政几乎不能接受。故他们认为党内“老同志”应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承担相当责任。正是这种代际冲突，使这批人能跨越派系的鸿沟而暂时组合到一起。
1703017786
1703017787
抗战后期，国民党内要求民主的呼声时有所闻。唐纵1944年4月13日日记称：“孙（科）近在中训团讲演，公然指斥党内之不民主”；又4月25日日记称：“苟能在党内开放言论，党部自由选举，县议会选举，总裁对于事权放松，如此亦可平抑人心。布雷先生云，今日中央党部开会，各中委言论与孙科之言论异曲同工，殊为可虑！”[42]除了批评“老同志”，对蒋介石领导方式不满的声音也开始出现。唐纵1944年5月19日日记载：“徐恩曾、潘公展、叶秀峰，晚上邀约程天放、张道藩、余井塘、贺君山（衷寒）、康兆民（泽）、萧化之、张镇等会谈，大家都痛恨党无能，希望此次全会有些成就。兆民对于组织无法施展，颇为痛愤，甚至希望总裁对于领导方式有所改革。至此，潘公展提出双方必须合作。”[43]
1703017788
1703017789
在运动的第一阶段，革新分子主要以国民党中全会和全代会为其政治论辩场所。1944年5月下旬，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二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革新分子首度出击。5月21日，十二中全会检讨党务。革新分子纷纷提出批评，并向蒋介石面呈要求革新党政人事的意见书。但这次出击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成果。大会期间，蒋除了像惯常那样发表一通道德训诫外，无意接受革新分子的改革要求。蒋声称：“改革方案并不难，可是一定要顾虑到革命的环境、本党的人才和我们的民族性。”这使革新分子大为失望。唐纵在日记中写道：“这三个原则就把革命的本身受了大的约束，而不能有阔步前进的机会了。”在全会召开前夕，唐纵与陈布雷私下议论时，即对蒋能否在此次全会上对于政治与重要人事有所变革以餍服人心表示疑虑。[44]革新分子认为，孔祥熙思想保守，翁文灏能力薄弱，孔、翁不去，政治革新无从谈起。[45]而此次全会除由陈果夫取代朱家骅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外，在人事方面别无变动。
1703017790
1703017791
十二中全会后，革新分子继续大力做革新之宣传。其时党内党外要求革新隐然已成一股思潮。“党之无能”在国民党内部几成共识。蒋介石自己对党亦非常失望。据陈布雷、唐纵等人的观察，蒋虽有意改组党，但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蒋“对各情报机关与治安机关寄以最后之期望”。换言之，蒋对党几近绝望后，更加倚赖中统、军统等情报特务机关。唐纵日记载，1944年10月6日，黄埔系十数人聚会，商讨时局对策，“都赞成要有一个核心组织，才能应付这个局面”，当即决定推康泽、贺衷寒、郑介民、邓文仪、滕杰5人起草。[46]5人均是前力行社的骨干分子，所商议要成立的“核心组织”可能是一个与前力行社相似的法西斯组织。这个组织后来未见成立。其间内情不得而知。
1703017792
1703017793
在国民党各派系之间，随着时势的推移，其合纵连横的互动格局诡谲多变。各派之间往往既相冲突又相交融，既相互依存而又彼此制约。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黄埔/三青团派的主将贺衷寒即表示：“CC与政学系二者比较，CC在思想上比较与我们接近，但其关门主义，吾人不能容忍；政学系可与联络，而非合作，吾人不能为政学系而打倒CC。吾人应有独自之立场。”[47]
1703017794
1703017795
贺衷寒所称“CC在思想上比较与我们接近”，也是黄埔/三青团派能参与CC所发起的党政革新运动的原因之一。因为黄埔/三青团派与CC系一样，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诉求，对国民党政权的颓疲之象亦深怀忧患，同时在反共问题上与CC系具有高度共识。抗战末期，蒋介石倚赖政学系处理和主持国共关系谈判。黄埔/三青团派与CC系均对主张采取政治途径解决中共问题的政学系颇持异议。1946年1月10～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在这次为中外瞩目的跨党派会议上，政学系主导了国民党方面的和议立场，而CC和黄埔/三青团派均未能与闻。当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同年3月1～17日）审议政协决议时，以CC为首的革新分子向政学系展开猛烈抨击，指责政学系不惜牺牲党的利益以谋与共产党达成妥协，主张坚决拒绝政协决议，并要求将政学系要员罢免和开除党籍。[48]
1703017796
1703017797
六届二中全会不仅成为革新分子集中抨击政学系的清议论坛，也为革新分子提供了一次向元老当权派公开挑战的机会。在这次全会上，革新分子极力要求恢复党内民主制度。由于革新分子的核心成员在国民党六全大会上均已当选为中央委员，他们想进一步晋升到中央常委中去，于是主张中常委不由总裁提名，而由全体中委选举产生。同时，他们还要求修改党章，对蒋介石行使领导权的方式施加限制，如主张一切党政大计应先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和决议，总裁的最后决定权只能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常会的会议席上行使，不能在会外以手令或面谕的方式变更中执会的决议。这种对蒋介石权威的公然挑战，使蒋介石对革新分子渐感不耐。会议期间，蒋接见中级干部革新运动代表11人，听取其意见。蒋认为他们的意见“多以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之浮词也”。[49]蒋批阅革新运动宣言，也认为“毫无内容”。[50]蒋告诫他们：“本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权制，你们主张民主固无不可，但不要因民主而忘了集权。”[51]不过蒋最终勉强答应了他们选举产生中常委的要求，结果革新分子推举贺衷寒、梁寒操、赖琏、萧铮、刘健群、邓文仪等人进入中常委。这些新当选的中常委，年龄一般在40岁上下。在党内前辈眼中，他们显然能力资望均不够。王世杰即在其日记中写道：“有众多资望能力薄弱之委员，趋附党中所谓CC派者，均当选。党内党外均不免失望。”[52]矛头所指，正是这批新当选的少壮革新派。
1703017798
1703017799
革新分子承认，他们的行为确有代际之争的意味。如赖琏日后回忆，革新派票选中常委的举动，在年轻中委和年老中委中曾激起截然不同的反响。赖称：“我们尊重前辈中委的意见，但是我们也应该当仁不让的负起承先启后的责任。我们便用民主投票的方式，增加了中央常委的名额，互推了几个年纪在三四十上下的中委，参加中央常会和中央政治会议。这一个含有严重意义的非常举动，年轻的中委无不热烈支持，年老的中委就有不少人怀疑那是一种近乎推翻传统的行为，甚至有人说是中央委员内部的‘革命’。日理万机的蒋总裁，也因为我们‘下情上达’的技能太笨拙，而对我们十分不谅解。”[53]赖琏所称的代际冲突显然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派系与代际交相杂糅的冲突格局，更使革新运动的面目复杂难辨。
1703017800
1703017801
体制内的自省
1703017802
1703017803
正是在六届二中全会前后，党政革新运动正式发展成为一场有组织和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政治运动。1946年2月27日，革新派在陪都重庆中央党部举行了一次公开的党政革新座谈会。在此之前，他们也曾举行过相关的座谈会，但参加者局限在革新派十余名成员的小圈子内，此次却吸引了上百人参加。在这次座谈会上，革新集团通过了一个题为《我们的呼声》的宣言，公开揭示党政革新运动的主要目标。4月3日，革新集团又通过了一个《党政革新运动暂行纲领》，对其发动革新运动的宗旨态度、组织机构、工作方式以及近期目标等做了详细规定。
1703017804
1703017805
值得注意的是革新集团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名称。由于革新集团自始即是一个跨派系的松散联合体，而且自身又以反对宗派主义相标榜，故当有人提议成立一个正式的组织时，即遭到多数集团成员的否决，最后决定以经常召开座谈会的形式来运作，组织亦以“党政革新运动座谈会”名之。但“座谈会”并非毫无组织机构，“座谈会”推举13名召集人，并聘用1人为总干事，下设4个部门（总务、编辑、出版发行、通讯）和4个研究小组（党务、政治、经济、国际和特别问题）。“座谈会”声称对全体国民党党员和三青团团员开放，凡党团员有从事革新运动之志趣者均可参加，参加者无须履行组织手续，但必须参加每次会议，无故连续3次不出席者，以自动脱离论。除在首都设立“党政革新运动座谈会”外，在地方也设立同样形式的“座谈会”。首都的“座谈会”一般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地方上的“座谈会”一般在各省市党部举行。首都与地方的“座谈会”之间互通信息，但没有组织上的统属关系。
1703017806
1703017807
到1946年秋，地方一级如湖南、浙江、山西、四川、甘肃、贵州、福建、河南、广东、湖北、东北各省以及上海、重庆等地均举行过革新运动座谈会。[54]除了召开座谈会外，革新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活动是出版宣传刊物和小册子。1947年7月，革新运动总部创刊《革新周刊》。另外湖南、广东等地的“座谈会”也发行了相关刊物。[55]
1703017808
1703017809
六届二中全会后，革新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革新运动由过去以少数国民党少壮中委为核心的小圈子的活动，扩大为一场波及国民党全党的政治运动；运动的场域亦由国民党全代会和中全会上的抨击论辩，扩大为全国各地的座谈会之研讨和言论宣传。随着革新运动辐射面的扩大和参加人员的大幅增加，革新运动的派系色彩明显淡化。一些普通国民党员亦借此机会表达甚至发泄自己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其矛头所指不再局限于个别派系和个别人物，而是针对整个国民党党政体制的各种弊端，其运动方式也突破了前一阶段的派系攻讦和人身攻击，而提出了一系列全局性的政策建议。
1703017810
1703017811
《革新周刊》是这个阶段革新运动的重要言论阵地，亦可视作4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体制内革新思潮的代表刊物。《革新周刊》创刊于1946年7月，终刊于1947年8月。梁寒操为发行人，杨幼炯任编辑。值得注意的是，该刊作为革新运动总部发行的机关刊物，其重要性甚至可视作第二阶段革新运动的主要事功，然而那些在前一阶段发起革新运动的核心成员却很少在该刊上发表言论。除了梁寒操作为发行人在创刊号上撰写了一篇《发刊词》外，几乎见不到贺衷寒、康泽、程天放、萧铮、余井塘、赖琏、潘公展、马超俊等运动发起人的踪影。这更使人怀疑他们发起革新运动的动机如同蒋介石所指责的那样，不过是为了攫取中常委位置之类的现实权谋。当时即有人嘲讽：“革新运动只在二中全会中闹一下子，二中全会过了，革新运动便完毕了。其甚者则以为是为了选举。他说常委当选，革新成功，还运动甚么？”[56]这些讥讽性的言论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第二阶段革新运动的主力已发生了变化。前一阶段的革新分子大多“功成身退”，第二阶段积极倡导革新的人多是一些中下层普通党员。
[
上一页 ]
[ :1.70301776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