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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增大差距的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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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铁路建成，把中国南方和北方联系了起来，三个大河流域的自然区域间的距离逐步缩短了。我们相信，中国将很难再次分为南北两方。但是近百年发展起来的城乡区域间的隔绝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分裂源泉。抗日战争期间，中国部队打游击战，占领了内地，把铁路线和关键地区留在敌人手中。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这样的游击策略是有经济基础的。但是，作为这些战时策略的结果，城乡之间的经济关系愈加趋于破裂了。从这种情形的短期效应来看，农村没有吃苦，因为一旦农村人民和城镇的联系被切断，他们的许多产品会被保留下来，没有流失，结果是他们将有足够的粮食来生活。然而，这似乎并不是一条很好的出路。一旦农村区域和城市中心分开，农民就必须完全地依赖自身。自足导致了某种安全，但是所付的代价是低下的生活水平，并且退回到更原始的生活方式。这似乎并不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正确解答。当然，村庄如何决定完全取决于它自身，实际上农民已经极为低下的生活水平不会下降很多。但他们创造出来的城镇和城市已经失去了它们的腹地，这的确是一种非常紧急的情况。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农民们倾向于选择自足的较低的生活水平，而和城镇保持关系就意味着他们会被城镇上的人剥削，并且很少有机会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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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城市的工业和商业没有受到农村生产者消费力的支持。现代产品的市场是城市和镇上的居民，他们的购买力主要取决于从农村得来的以租息为形式的收入。城乡间的隔绝直接威胁到那些以乡下来的收入为生的居民，并且影响了城镇经济的传统组织。为了继续保持城乡的传统关系，对于食利阶层来说，就有必要来打破封锁，为此甚至不惜采用暴力。这一点，我理解为是目前内战的真实原因之一，这种战争是传统的特权阶层向拒绝执行传统义务的人民的战争。当冲突继续时，这种已经积累了几个世纪的对抗变得愈加剧烈，看来，除非中国经济结构有一个真正的变化，城镇间的适当关系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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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不可能在这样一种情景下维持下去，即城镇破产，村庄降低到更加原始的条件中去，中国经济整体衰弱。问题是：城乡关系如何恢复？这种恢复的方向应该是十分明确的：努力实现前面曾提到的原则，即农村和城市应该在生产和消费两方面互相补充。但实现这个目标要比相信它更为困难，问题的本质是如何把城镇和城市变为能维持它们自身的生产中心，而不是继续去剥削农村。从农民的观点来看，问题在于如何提高他们的收入，同时，发展农村工业和特殊的农村经济作物。城市和农村是同样重要的，它们应该在一起。但是，主动性的变化必须来自于城市。最根本的是要把由一群寄生的消费者控制的传统城镇变成一个生产社区，人们在这里能够找到一些其他的收入来源，而不是靠高额土地租息和高额贷款利息。换句话说，主要的问题是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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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第7章 农村社区的社会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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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土地的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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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塞尔在他的《TVA在美国》（“美国在前进”）一书里，用过“采矿”一词来描写在南方疲乏的农田里种植棉花的方法。这种办法是只为了一季庄稼，就用完土地的肥力，耗尽它的财富。即使加了化肥，也不能抵抗土地腐蚀的破坏作用。洪水再一次加剧了这个过程，它至少直接减少了部分覆盖土地的庄稼，破坏了森林，结果使土壤缺乏有机成分来保持水分。正是这种腐蚀使原本十分肥沃的田纳西流域土地变成了荒芜的不毛之地。李林塞尔的TVA工程就是要恢复自然界的有机平衡，因为人不应该蔑视自然，而是要理解和配合它，要把一年一度泛滥的洪水治理成为人服务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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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提到TVA，不是为了过细地弄清李林塞尔的思想，而是为了在李林塞尔阐述的土地物质腐蚀和今天中国的社会进程之间加以比较。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有兴趣促进土地保护的原则。但是我们也应该适当地把这个概念扩展到一般的农村生活，也就是说，保护和鼓励人才和人力资源。我在思考TVA的实验时，愈来愈清楚地发现中国农业不仅是一种技术问题，而且是一种风俗、制度、道德和领导的体系，这些东西至少在过去是纠缠在一起维持着中国生活的。但是近百年的中国，在我看来，发生了好似田纳西流域的一个社会腐蚀过程，结果导致了贫困、疾病、压迫和苦难。在传统社会组织里，似乎有一个体系使我们大多数人能依此而生活。生活水平的确很低，但生活中没有危险和骚扰。那时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组织，大多数人不会过分地挨饿和吃苦。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小心地保护土地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保护了肥沃的大地母亲不被破坏，因而人民能够继续靠土地为生，而不破坏它的肥力。中国人的态度不是一种剥削资源的态度，而是和自然做伴并适应它。我是理解李林塞尔著作的，他似乎是朝着一个很接近中国人的目标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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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访问者如有机会观察一个中国农民的生活，就不能不感到他和土地的密切联系。这个农民小心地用着那些从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并小心地使之回到土地里去。在这种方式中，人类生活不是一个对土地的盘剥过程，而只是有机循环中的一个环节。事实上，当人失去生命后，只有入土才能为安。这里存在着一种人和土地的密切联系。这种密切关系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快死的时候，就应该回到家乡——他出来的地方。每个人的生命之流只是人生长河的一部分，它是和土地的生命之流相平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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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土社会中，人和土地有强烈的感情纽带，中国人称这种感情为“桑梓之情”。“桑”和“梓”是两种树的名字，在中国古代是种在家宅边上的。这使人想到人像植物一样，从土地里得到营养。但是当生命的春天过去，来到了生命的秋天的时候，他们必须回到土地里，如落叶归根，按时施肥。这样一种承认人和自然的真正联系的观念，强调了生命的基本统一。但是当这种感情走到极端时，可能会不合理，甚至是荒谬的。当海外劳工日夜劳作，寄钱回家，又一便士一便士地积攒下来，只是为了实现死后棺材可从远方运回家乡的遗念。这种死后还要回乡的眷念是难以被外国人理解的。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样一种感情是极为重要的。在我的祖先中，有一个人通过了高级考试，被政府派到云南监督采盐。那时云南是一个偏远的边防，而且更危险的是疟疾流行。事实上，我的这位祖先到了不久，就染上疟疾很快地死了。他有一个年轻的弟弟听到这个消息，下定决心要去云南把哥哥的棺材运回来。他工作了几年，赚够了旅费，开始出发，一路上经过了很多荒山老林，遭遇无数困难，最后成功地将棺材运回来。在现代人看来，完成这个任务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他不仅牺牲了他的前途，放弃了中举的机会，而且冒了生命的危险。然而，这件事写进了我们的家谱，因为它是这个家庭里做过的一件真正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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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如果一个人看不到这种强烈的重要的亲情已被延伸到人和土地的象征亲情中去，那么是不能理解这种感觉的。一个人最好不要离开家乡，如果走了的话，也必须回来。战时，我从欧洲坐大船的统舱回来，遇到一些中国小贩，他们在法国多年，靠卖一种玉石为生。他们除了中国话外，不会说别的话，不能介入异地的生活。他们艰难地省下每一个便士，为的是寄给他们的亲属盖好房子。当纳粹封锁了边界时，他们冒了生命危险把钱转走，现在老了累了，他们正在回家，但不是回去享受生活，而只是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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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上农民的第一个行动：上街拾粪肥，到睡棺材，埋入地下，所有这些行动都属于自然和人对土地的眷念的大循环。我以为，正是这种关系的力量，年复一年地保存了中国文化。然而，我希望，读者不要误解我在提倡这种态度。我只是强调中国人生活中的这种精神的存在，特别是现在发生的与之有关联的变化：“社会腐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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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家乡的孩子中，最常见的名字是“阿根”。人是有“根”的。人像树枝一样，是从根上长出来的，有赖于根的发达。人的根得到的是社会物质福利和教育：家庭、村庄、宗教和民族。这些“根”像是李林塞尔说的美国生活的“草根”。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不管是人或植物，最后都是一定要回归的。如果在“采矿”过程中，基本要素被耗尽了，经过一段时间，这个社区就会破产。兴亡的循环可能是非常复杂的。TVA代表的是较复杂的循环过程，而中国农业的循环较简单。这个圈子发展得愈大、愈茂盛，生活水平就愈高。但是不论简单或复杂，它都必须保持一种相互作用的循环过程。采矿无疑是自杀，虽然它暂时有收益，但最后消耗尽了所有的有用资源后，采矿镇就成了一个鬼镇。很显然，只有当社区从环境中汲取到足够的营养时，它才会变为一个健康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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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背离者——不能回家的农村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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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才能的人是分布在地方社区的。最近，潘光旦教授和我分析了915位通过高级皇家考试（高于省级）的人（译者按：中文上是说“915个清朝贡生、举人和进士”。见《乡土重建》，《费孝通文集》第4卷，第356页）。他们所在地区分布如下：52.5%来自中国传统城镇，41.46%来自农村，6.43%来自中间的小城镇。如果我们按照省籍来分，在中国北方四省：山东、安徽、山西和河南，农村的比例超过城市的比例。这些统计显示出，即使是需要经过长期文字训练的领域，仍有半数学生来自农村。更有意义的是不管他们的父亲有没有文化，中举人数的城乡比例大体相等。其中，父亲有文化的人比例较高，城市比例为68∶32，农村比例为6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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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示了在中国，有才能和学问的人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集中在大城市。按照索罗金的理论，在西方，除非一个人变为城里人，否则他将永无出头之日。但在中国，传统是“叶落归根”，这似乎有助于保持农村人口的较高质量。跳了龙门的人并不忘记他们的故乡，至少当老了的时候，他们会回来，并尽最大努力，利用在外面得到的特权和好处为家乡谋利。因此，地方上出了一个杰出人物，就会有更多的人出头，因为他会帮助其他人起步。过去，有能力的人不会永远离开他们的“草根”。结果不仅是知识分子享受了农村生活，而且也鼓励了同一地方的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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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情况完全变了。现时出身农家在外求学的人并没有回乡发挥作用。近年来，我们欢送了一批面临失业威胁的大学生。一位教师叫他们回家乡。所有的人都赞同说这是一件好事，但现实地说，他们是回不去了。实际上，我没有听到一个毕业生回去的例子。相反，他们最终还是在城里谋职或者失业，有时只能靠朋友救济为生。他们之所以不回家乡，不仅是由于他们自己不愿意，而且对他们来说，在那里生活也是不现实的。离家时，是有一股力量推他们出走的。他们的父母、兄弟和其他亲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实现去城里的梦。为了实现这个梦，一些家庭甚至不惜卖地和借钱。然而，当年轻人从学院毕业时，发现几年不在家乡，已经切断了与家乡的联系。在乡下，大学生无事可做。在现代大学里，学生学到了西方科学和技术，而且也习惯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体系，这是完全不同于乡下的。这种变化足以使他觉得自己与过去不一样了。因此，今天的大学生经常感到在乡下无人可交谈，没有人理解他，甚至感到和自己的家人也疏远了。如果他回去的话，他会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工作来应用在学院里所学到的知识。因为中国的大学不是为在农村工作的人准备的。他在大学里学到的是从外国输入的一般性知识。的确，知识是没有国界的，今天中国的迅速现代化是需要引进外国知识的。但关键是今天的大学生在大学所受到的训练，通常不能使他们找到一种作为过渡手段的桥梁，以便把他们的知识应用于家乡。没有这种桥梁，现代知识只能是无效地悬在空中。结果是农村不断地派出它的孩子，又不断地丧失了金钱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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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不仅中国的大多数大学生是这样，而且中学生也是这样。在云南，我研究过一个靠近城镇的村庄，离村庄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农业学校，而这个村庄是靠种植蔬菜、水果和花卉为生的。村里的农民指着学校的农场，笑着对我说：“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种大白菜像是种花，这是不合算的。”另一方面，受到现代农业方法训练的教师告诉我们，村民种的白菜是需要改良的，并把改良的品种给我们看。双方都是有理的。不幸的是学生们离开学校后，不能继续用现代技术或实验方法，因为他们的家庭供不起或不愿这样做。在学校和农民之间似乎有道无法跨越的鸿沟，农民并不打算从学校学到什么东西。结果，这个农业学校的毕业生不是做小学教师就是进军事学校当官，还有的人什么也不做，只是在县城里闲逛，消磨他们的时间。把孩子送到学校的家长相信教育会使人做官的传统思想。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钱使他们的孩子完成一个年轻人能在城里找到工作的必需教育。另一方面，对已经受过几年教育的年轻人来说，回去种田是家庭的耻辱。因此，他们被逼得进退两难。大约近几十年里，军队和党组织（国民党）里吸收了这种人；我相信，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现代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倾向。记得日本战前，从农村来的年轻人找不到其他工作，结果沦为政治和军事机器的工具，导致了极端主义思想，有时甚至是不负责任地企图夺取政权。以前，传统教育体系是照顾到这种人的，他们可能通过考试做官，并成为社区里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小绅士。同时，他们还可以继续工作，并有望通过更高级的考试。但是现在的教育体系以及现代化城市与内地教育的差距加起来，使这种雄心完全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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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在城市里比中学生更容易找到工作，这是肯定的。但是他们问题的本质是一样的。首先，他们很少有机会用他们所受的现代方法的训练去改革传统做法。其次，他们无法靠生产谋生，而必须在政治上争权夺利。因此，一个穷苦社区的行政单位总是负担了大量的政治“官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一些行政机构无效率。因此，我担心现在的教育体系不能成功地承担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功能，相反的，它吸尽富裕的农家子弟，把他们带到城镇，却又不教之以有用的职业。这就是我说的“社会腐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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