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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背离者——不能回家的农村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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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才能的人是分布在地方社区的。最近，潘光旦教授和我分析了915位通过高级皇家考试（高于省级）的人（译者按：中文上是说“915个清朝贡生、举人和进士”。见《乡土重建》，《费孝通文集》第4卷，第356页）。他们所在地区分布如下：52.5%来自中国传统城镇，41.46%来自农村，6.43%来自中间的小城镇。如果我们按照省籍来分，在中国北方四省：山东、安徽、山西和河南，农村的比例超过城市的比例。这些统计显示出，即使是需要经过长期文字训练的领域，仍有半数学生来自农村。更有意义的是不管他们的父亲有没有文化，中举人数的城乡比例大体相等。其中，父亲有文化的人比例较高，城市比例为68∶32，农村比例为6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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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示了在中国，有才能和学问的人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集中在大城市。按照索罗金的理论，在西方，除非一个人变为城里人，否则他将永无出头之日。但在中国，传统是“叶落归根”，这似乎有助于保持农村人口的较高质量。跳了龙门的人并不忘记他们的故乡，至少当老了的时候，他们会回来，并尽最大努力，利用在外面得到的特权和好处为家乡谋利。因此，地方上出了一个杰出人物，就会有更多的人出头，因为他会帮助其他人起步。过去，有能力的人不会永远离开他们的“草根”。结果不仅是知识分子享受了农村生活，而且也鼓励了同一地方的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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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情况完全变了。现时出身农家在外求学的人并没有回乡发挥作用。近年来，我们欢送了一批面临失业威胁的大学生。一位教师叫他们回家乡。所有的人都赞同说这是一件好事，但现实地说，他们是回不去了。实际上，我没有听到一个毕业生回去的例子。相反，他们最终还是在城里谋职或者失业，有时只能靠朋友救济为生。他们之所以不回家乡，不仅是由于他们自己不愿意，而且对他们来说，在那里生活也是不现实的。离家时，是有一股力量推他们出走的。他们的父母、兄弟和其他亲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实现去城里的梦。为了实现这个梦，一些家庭甚至不惜卖地和借钱。然而，当年轻人从学院毕业时，发现几年不在家乡，已经切断了与家乡的联系。在乡下，大学生无事可做。在现代大学里，学生学到了西方科学和技术，而且也习惯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体系，这是完全不同于乡下的。这种变化足以使他觉得自己与过去不一样了。因此，今天的大学生经常感到在乡下无人可交谈，没有人理解他，甚至感到和自己的家人也疏远了。如果他回去的话，他会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工作来应用在学院里所学到的知识。因为中国的大学不是为在农村工作的人准备的。他在大学里学到的是从外国输入的一般性知识。的确，知识是没有国界的，今天中国的迅速现代化是需要引进外国知识的。但关键是今天的大学生在大学所受到的训练，通常不能使他们找到一种作为过渡手段的桥梁，以便把他们的知识应用于家乡。没有这种桥梁，现代知识只能是无效地悬在空中。结果是农村不断地派出它的孩子，又不断地丧失了金钱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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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不仅中国的大多数大学生是这样，而且中学生也是这样。在云南，我研究过一个靠近城镇的村庄，离村庄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农业学校，而这个村庄是靠种植蔬菜、水果和花卉为生的。村里的农民指着学校的农场，笑着对我说：“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种大白菜像是种花，这是不合算的。”另一方面，受到现代农业方法训练的教师告诉我们，村民种的白菜是需要改良的，并把改良的品种给我们看。双方都是有理的。不幸的是学生们离开学校后，不能继续用现代技术或实验方法，因为他们的家庭供不起或不愿这样做。在学校和农民之间似乎有道无法跨越的鸿沟，农民并不打算从学校学到什么东西。结果，这个农业学校的毕业生不是做小学教师就是进军事学校当官，还有的人什么也不做，只是在县城里闲逛，消磨他们的时间。把孩子送到学校的家长相信教育会使人做官的传统思想。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钱使他们的孩子完成一个年轻人能在城里找到工作的必需教育。另一方面，对已经受过几年教育的年轻人来说，回去种田是家庭的耻辱。因此，他们被逼得进退两难。大约近几十年里，军队和党组织（国民党）里吸收了这种人；我相信，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现代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倾向。记得日本战前，从农村来的年轻人找不到其他工作，结果沦为政治和军事机器的工具，导致了极端主义思想，有时甚至是不负责任地企图夺取政权。以前，传统教育体系是照顾到这种人的，他们可能通过考试做官，并成为社区里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小绅士。同时，他们还可以继续工作，并有望通过更高级的考试。但是现在的教育体系以及现代化城市与内地教育的差距加起来，使这种雄心完全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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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在城市里比中学生更容易找到工作，这是肯定的。但是他们问题的本质是一样的。首先，他们很少有机会用他们所受的现代方法的训练去改革传统做法。其次，他们无法靠生产谋生，而必须在政治上争权夺利。因此，一个穷苦社区的行政单位总是负担了大量的政治“官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一些行政机构无效率。因此，我担心现在的教育体系不能成功地承担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功能，相反的，它吸尽富裕的农家子弟，把他们带到城镇，却又不教之以有用的职业。这就是我说的“社会腐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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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寄生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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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可能认为，现代化总是意味着城市化。现代文明是城市的产物，城市人口必然来自农村，因为城市人口不可能自我补充。在农村，有能力的人没有机会发展，但是一旦到了城市，就可找到许多发展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是人类能量可以发挥的地方。我们可以说，农村的潜在能力只有通过城市化的过程才能发挥。但是，这条原则在中国不一定完全站得住脚。前面我提到过李林塞尔的工作。我怀疑，即便对美国来说，他所说的原则也不一定是对的。特别在美国南方似乎有一种相似的社会腐蚀。像中国一样，有机循环过程已被破坏，人和财富也不断地被抽空。我理解的TVA目标是建造我上面说过的桥梁，引进现代知识，恢复有机循环，恢复繁荣。为了造这样的桥，不仅需要现代技术知识，而且还要利用人的因素，这就是说，那些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将能够回去，并为他们自己的家乡服务。没有这样的桥梁，城市的发展将会是社会机制的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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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城市中心的发展像是一个肿瘤，中国正在吃它的苦。在前一章里，我已经解释了城市和乡村不利关系的经济方面。这里我仅是用文化的观点来补充这张图画。在我的头脑里，并不认为现代城市可以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而农村则是作为中国传统文明的代表。我的意见是现代中国城市是西方和东方打交道的产物。那些和西方文化打交道的人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方式，是不能再生活在农村里了。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将进入新发展起来的城市企业。但因为企业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有一些人游离在外，毫无依赖。因此产生了一种新类型的人，他在城市和农村都躲避劳动，而更愿意去争夺政治权力。这种新型的人，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是来自农村。在和西方打交道之前，考试制度是会照顾到这种人的，他们会作为绅士在农村或小城镇继续生活。用古代孔子的话来说，他们的功能是“知人”。的确，这些人是寄生虫，他们依赖劳动人民为生，主要生活来源是地租。但是至少农村财富不大规模外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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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现代化城市的工业企业很快地发展起来，已经从农村来的人可能会很快地找到他们的位置。虽然农村还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腐蚀”，但可以被城市的繁荣所补偿。像美国的TVA一样，中国可能反过来把城市的好处带给农村。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不幸的是中国还处在半殖民地状况。发展大规模的工业是不容易的。西方文明的本质——工业主义还没有真正地引入。现在引进的是这种文明的比较表面的一些因素，如追求物质的舒适和享受。但是中国还没有这些感官享受的物质基础。没有这种基础就产生了一种生活在表面的西方文化中的人，这些人既没有西方的，也没有东方的传统基础。这些人是中国悲剧的受害者和引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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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洪流冲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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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土地被腐蚀时，土地是赤裸裸的。没有草和树的覆盖，土地就不能保持水分，就会有洪流，给人民带来祸害。同样，社会腐蚀导致了人口流失。在社会腐蚀的过程中，首先是上层被带走，那些经济上较富裕，受过较好教育的人也不愿再待下去了。但是当有钱的和有能力的人这样被冲走后，还有城市工业的压力，压得农村里的人进一步地穷下去，留在农村的富人也变穷了，而且，真正的穷人留不下来，他们只能抛弃土地。洪流冲走了上层和下层，留下的是农民的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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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上面提到的那些脱离了生产劳动的人，他们形成一种新型的寄生阶级。因为农民是很纯朴的，又没有很好的组织，所以很容易被这些人欺诈。我在一个村子里的时候，一个二流子企图敲诈我的房东。他说，我房东的儿子已经离开了军事学校，是一个逃兵。实际上，这个孩子没有做错什么，二流子只是想敲诈。我对他说：“你自己是从农村来的。如果有一个人像你一样到你的村子里去骗人，你能高兴吗？”他回答不出。我觉得这种无事可做的人相当可怜。但这样的人激起了农民的仇恨。名目繁多的招募也是一个难题。政府把农村里所有强壮的人都拉去当兵了。但是当这些人退役后，没有人会理睬他们。农村人说，这些当过兵的人将不会回来种地，一当过兵，他们就会无法无天，不再驯服，而且掠夺成性或做出其他兽行。因此，招募加重了社会腐蚀的过程。河岸崩溃，河水泛滥的结果便是农民造反。中国面临着生活、经济、政治和道德的瓦解，她需要新的领导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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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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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有思想而没有偏见的中国人来说，特别在1946—1949年的战后年代，他们追求了多年的新的领导和改革，不是来自因采取镇压手段而丧失信用的右派，而是来自“左派”。而且，很明显，费孝通正在寻求的共产主义的“解放”、领导和学说，是以中国为本源的，而不是来自俄国或西方的。费孝通于1947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发表了一个演说，提出了一个观点：在解决中国问题时，中国的爱国者欢迎所有外来的合作而不是统治。行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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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西方在现在的技术发展阶段上，已经达到一种新的整合，即一种统一的社会体系，那么，东方的问题似乎会简单得多。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学习从海外移植这种新事物。但是如果要求这种新整合能提供更多的物质进步以及社会的需求和幸福；反抗只是因为不熟悉，是可以用较好的制度来解决的……要做到这些是有困难的。……很明显，孔子主义的缺陷是否定人和自然关系的重要性，使我们不能和西方文明竞争。然而，片面地强调西方的物质丰富，不适当地考虑社会关系的相应发展，同样是危险的。因此，很清楚，中国的社会变化过程不应仅是对西方文化的移植，而应当是重组社会结构，使之与传承的和谐与统一的精神相一致。问题是这两种发展如何能并驾齐驱，这是解决中国目前混乱状态的关键。中国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和政治的骚乱之中。这些骚乱的第一个症状是无确定目标的变革。除非中国将要灭亡，否则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继承的数千年的历史经验中，找出自己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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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附录 农民和绅士：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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