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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170302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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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第三节 行会、会馆与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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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传统中国经济型会社，不能不注意行业性的结社，这就是行会、会馆、公所与商会。将行会、公所、商会归于经济型会社，自然无疑。至于会馆这一类组织团体，固然具有同乡会与举子应试停息之所的特点，从而夹杂着诸多政治性的内容，但就其起源以及本身所具有的善会、合会等职能而言，仍与经济型会社关系颇深。至民国初建，伴随着新国家建设的需要，更基于振兴实业的目的，于是各种实业团体应运而生。（注：根据日人宗方小太郎的调查，此类实业团体，主要有“中华民国实业协会”、“中华民国实业联合会”、“上海总商会”、“农业促进会”、“中华民国盐业协会”、“中华民国工党”、“工商勇进党”、“工业建设会”、“工党共进社”、“工界同盟会”、“农工商业共进会”、“中华民国商学会”、“国货维持会”、“铁道工会”、“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中华民国铁路协会”、“中华物产研究会”、“中华实业共济会”、“中国实业会”、“民国矿政研究社”、“国计维持会”、“航业党”、“国际贸易协会”、“民生团”、“中华民国协济会”、“蒙藏交通公司”、“垦殖协会”，以及江浙改革漕粮之“革漕团”、计划垦殖江北安徽地方水利之“江皖垦殖水利协会”、“民国农圃公会”、“通国临业联合会”、“女子实业进行会”等。参见氏著《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213~22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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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行会到“墟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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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性结会的组织，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至迟在汉代就已经形成了商业性的私人结合。如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中发现题为“中服共侍约”的一块木牍。尽管研究者对约的内容的解释各有歧异，但正如许倬云所言，各家均确认一点，即张伯等七个人为了某种目的而结合，结合中有“服长”和“服吏”作为其领袖，并且在木牍上订明约束。（注：对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中服共侍约”的阐释，主要有以下三家：弘一：《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初探》，载《文物》，78~84页，1974（6）；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及其在历史地理研究上的价值》，载《文物》，66~77页，1974（6）；裘锡珪：《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载《文物》，49~63页，1974（7）。至于对上述三家解释加以梳理者，则可参见许倬云：《由新出简牍所见秦汉社会》（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26~229页，第51本2分，台北，1980）。又按：沙孟海将约名中的“共侍”二字解释为“共偫”，即“储物待用”。此说更可证此约具有商业性质。相关的探讨及梳理，可参见邢义田：《汉代的父老、与聚族里居——〈汉侍廷里父老买田约束石券〉读记》，见梁庚尧、刘淑芬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城市与乡村》，34~35页，尤其是注26，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到了唐代，更是已经形成商业性的行会组织，而且这种商业社团与民间宗教社团关系非浅。在唐代，民间流行宗教“社邑”，而有些社邑则由商业同行合力组成。如唐天宝年间，“小彩行社官冯大娘等造经十九条五十”、“绢行社官游自勖一十三人等每年造经三条”（注：《房山石经题记汇编》，83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等等，均可证明宗教性的社邑与行会的合流。根据当时各行所刻石经《大般若波维密多经》的记载来看，唐代的行会至少已有小彩行、白米行、绢行、布绢行、生铁行、大彩帛行、丝绸彩帛行、炭行、丝绢彩帛行、丝绵彩帛行、肉行、丝绵彩帛绢行、彩帛行、布行、新绢行、幞头行、小绢行、大绢行、大米行、屠行、五熟行、杂行等22行。唐代同业中的分工亦极为细密，如同为纺织业的行会，又细分为小彩行、绢行、布绢行、大彩帛行、丝绸彩帛行、丝绢彩帛行、丝绵彩帛行、丝绵彩帛绢行、彩帛行、布行、新绢行、小绢行、大绢行等，大致以买卖纺织品的不同，各自分行并立，自成团体。尤可注意者，唐代的行会不仅行内自相分别，而且自成社邑，以避免与民间其他宗教社团相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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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宋、辽时代，这种商业行会犹然存在。从唐至辽的各种社邑来看，有很多仍是由行会成员合力组织的，而其提及的行会又分别有诸行市、彩帛行、椒笋行、果子行、杂货行、磨行、油行、新货行等。与唐代相较，宋代的商业更为发达，故行会组织更趋兴盛。即以宋代杭州为例，市肆一般称作“团行”，“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各行市肆均须当行，但也有不当行者，如酒行、食饭行，不过也藉此取名。宋代城市的商业团体，名称不一：或称为“团”，如杭州城西之“花团”，泥路之“青果团”，后市街之“柑子团”，浑水闸之“鲞团”；或称为“行”，如官巷之“方梳行”、“销金行”、“冠子行”，城北之“鱼行”，城东之“蟹行”、“姜行”、“菱行”、“北猪行”，候潮门外之“南猪行”，南土、北土门之“菜行”，坝子桥之“鲜鱼行”，横河头之“布行”、“鸡鹅行”；更有称为“市”者，如炭桥之“药市”，官巷之“花市”、“融和市”，南坊之“珠子市”，修义坊之“肉市”，城北之“米市”。至于其他手工作坊与工匠，一般称为“作分”，诸如“碾玉作”、“钻卷作”、“篦刀作”、“腰带作”、“金银打钑作”等。此类匠作，又别称为“行”，如买卖七宝，称“骨董行”；钻珠子，称“散儿行”；做靴鞋，称“双线行”；开浴堂，称“香水行”。（注：吴自牧：《梦粱录》卷13《团行》，238~239页，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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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宋代城市民间开始流行举行社、会，各行除参与宗教社邑外，尚以行会为单位，组织各类社、会。每遇神圣诞日，诸行市户，均有社、会，迎献不一。如七宝行，献七宝玩具为社。此外，“又有锦体社、台阁社、穷富赌钱社、遏云社、女童清音社、苏家巷傀儡社、青果行献时果社、东西马塍献异松怪桧奇花社、鱼儿行以异样龟鱼呈现富豪、子弟绯绿清音社、十闲等社”（注：吴自牧：《梦粱录》卷19《社会》，299~300页。）。另据周密的《武林旧事》，其所列社、会名称更为丰富，举例如下：绯绿社——杂剧；齐云社——蹴球；遏云社——唱赚；同文社——耍词；角觝社——相扑；清音社——清乐；锦标社——射弩；锦体社——花绣；英略社——使棒；雄辩社——小说；翠锦社——行院；绘革社——影戏；净发社——梳剃；律华社——吟叫；云机社——撮弄。（注：四水潜夫辑：《武林旧事》卷3《社会》，377~378页，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其中如锦体社、净发社等，亦属诸行所设。又如每年六月初六日，为崔府君生辰，社火颇盛，烧香甚众，而以“金橘团最盛”（注：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119页，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这显然也是商业性团行参与民间赛社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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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城市诸行当行，虽属差役，但官府与雇主均支给钱米，甚至超过一般民间雇役之钱，所以参与当差的工役，无不欢欣而往。一至明代，“铺行”一旦当行，却已被视为一种重役。明代铺行的起源，已无可考，亦即史料所谓的“盖铺居之民，各行不同，因以名之”。明初，凡是城内外居民，根据其里巷多少，编为排甲，“而以所业所货注之簿”。遇到各衙门有大典礼，则按籍给值役使，互相更易，称为“行户”。有时一排之中，一行之物，总以一人答应，岁终践更，称“当行”。（注：沈榜：《宛署杂记》卷13《无字·铺行》，103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行户一旦当行，即成苦役。举凡科举之供应与接王选妃大礼所需，以及各衙门所需之物，如光禄寺之供办，国子监之祭祀，户部之草料，均由行户供役。起初尚令各行自以物输官，而官给其值。但行户一旦供役衙门，就会受到胥徒的讹诈需索，或价不时给，或给不偿本。（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2《铺行》，66~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万历末年，傅振商曾亲见河北各县“衙内买办诸物，时值百文，止给六七十文”；日用米谷蔬菜等物，俱差遣皂隶让铺行买办，“值十文者，止给一文，行户禀讨，即加怒责”（注：傅振商：《恒南稿》卷4、5，转引自傅衣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的考察》，见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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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明代各地陆续出现了各种行会，如手工业行会中，北京的铜铁业就分为东行与西行，尚有匠头担任对外包揽工作，独占铜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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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季直至民国，工商行业分工之细，其“行”之多，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据《清季上海地方自治与基尔特》所统计，清末上海的行业分类，已有沙船业、鲜肉业、药业、钱业、汇业、京货帽业、北货业、成衣业、花糖洋货业、油豆饼业、花业、布业、茶业、腌腊业、洋布业、木业、茶馆业、米麦杂粮业、米业、酒业、纸业、靛业、珠宝业、裘业、水果业、花树业、金银业、典业、参业、酱业、烛业、烟业、火腿业、信业、玉器业、漆业、冰业、面业、梓业、麻袋业、煤炭业、彩票业、石匠业、染业、刻字业、鱼业、皮鞋业、踹业、印刷业、水手业、报业、铜锡业、金业、书业、蛋业、保险业、梨园业、水木建筑业、砖灰业、纱业、丝绸业、报关业等62行。（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182页。）又据冼宝幹等纂《佛山忠义乡志》，在民国十五年（1926），佛山工商行业状况大体如下：其一，各行工业，共计有176行。其中细分如下：衣服类有机房行、土布行、布筘行、顾绣行、绒线行、头绳行、栏杆行、丝绒行、麻线行、红布行、制帽行、唐鞋行、革履行、布袜行、毡料行、成衣行、车衣行、新衣行、染房行、晒布行、布行、绸绫染色行、覆染行、自制颜料行、棉胎行、浆缎行、扑布行、抓布行、皮金行等29行；居住类有泥水行、打石行、蚝灰炉、髹漆行、大料行、搭棚行、天窗行、机器行等8行；饮食类有舂米行、面粉行、糕粉行、浆料行、榨油行、猪膏行、蒸酒行、酒饼行、饼食行、豆腐行、腐乳行、茶果行、榨奶行、茯苓行、蜡丸行、宰猪行、烧腊行、糖果行、酒席行、茶居行、烟丝行等21行；五金类有赤金行、打叶行、金箔行、打银行、字铜行、打铜行、铸铜器行、车（剉）铜行、铜线行、铜箔行、钮扣行、金花行、铁镬行、铸砧行、机器铁胚行、车磨铁器行、铁砖行、铁线行、铁钉行、土针行、拆铁行、打刀行、打剪（钑）行、打锡行、锡箔行、白铁行等26行；竹木类有杉料行、板箱行、皮箱行、棕箱行、床桌行、台椅行、盘桶行、长生行、造船行、拆船行、缆行、船篷（桨橹）行、牌匾行、车木行、算盘行、筷子行、漆盒行、砧板行、饼印行、雕花行、书板行、木屐行、蓑衣雨帽行、雨遮行、洋遮行、筛窝行、箩斗行、葵（椰）帚行、竹器行、藤器行等30行；纸业工类有硃砂年红染纸行、花红染纸行、杂色然纸行、礳花纸行、醮料纸行、红白（数簿）纸行、白纸（信封）行、蜡笺行、裱联行、屏幛（礼联）行、苏裱行、纸盒行、染锡纸行、油纸行、狮头行、扎作行、门神行、门钱行、蓪花行、灯笼行、爆竹行、元宝行、溪钱行23行；文具类有端砚界尺行、笔行、墨行、书籍行、刻字行、印务行等6行；杂物工作类有修钟表行、戥秤行、风炉行、油烛行、烛心行、香竹行、香粉（香料）行、香行、磨石（粉）行、火石行、鼓行、牛筋行、弦索行、车角（器）行、车玻璃器行、吹玻璃器行、牙擦（毛刷）行、毛扇行、葵扇行、苏扇行、玩具行、乌烟行、烟袋行、洋庄竹行等24行；杂工类有租赁行、灯色行、租赁（马匹）行、仪仗（花轿）行、道巫行、剪发行、挑夫行、肩舆行、鼓乐行等9行。其二，各行商业，共计有77行。其中细分如下：银业按押平码五金类有银行业、按押行、平码行、钱行、铜器行、旧铁行、新钉行等7行；竹木柴炭类有杉行、杉碌行、集木行、柴栏行、炭行、苎麻行、山货行、竹器行、葵蓬笪篾行等9行；饮食类有白米丰年行、江米行、油荳行、茶纸行、面行、海味京果行、白糖行、猪栏行、牛栏行、鸡（鸭）栏行、咸鱼行、果栏行、西土药材行、食盐行、海鲜行、蛋行、槟椰行、参茸行、药材行等19行；衣服类有花纱行、京布行、兴宁布帮、齐昌布庄、绸缎行、新衣行、故衣行、青靛行、牛皮行、洋南染料行、纱纸颜料行、品料颜料行、薯莨行、草席蒲包行、水草草席行、金银首饰行等16行；纸业杂货类有砖瓦行、磁器行、缸瓦行、渡船行、建（福）纸行、南北纸行、洋纸行、火水行、镜器行、杂货（南北）行、烟叶行、条丝（福建）行、爆竹行、洋庄爆竹行、洋货行、铸发行、香粉（香竹）行等17行；杂行商业类有火险燕梳行、田料行、租赁行、杂架（收买）行、旅馆行等5行；补遗类有玉器行、黑（白）铅行、枝圆行、土靛（木膏）行等4行。（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148~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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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牙行普遍存在。据《达忠集》卷下记载，至清初，牙行发生蜕变。一部分有资产的牙行主开始从事商业活动，直接加入商品的买卖，变成了大商人，或把自己的牙行实际上变成“屯迟卖快”的大商店。而在沿海地区，如广东广州、佛山，清初设立了金丝行、洋货行，于是一些牙行转而变成了洋行。（注：李士桢：《抚粤政略》卷6《文告》，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按：“洋行”始自明末清初以来的广东“十三行”。至清末的上海，其称更是泛滥成风，很多行业乃至店铺，无不自称洋行。姚公鹤揭示道：“其洋行之称，滥觞于广东之十三行。然彼时系指洋行为华人代销洋货之名称。今则凡外人所设置营业，统名曰洋行，此其稍异者。近时日本小商人开设之牙粉、蛋饼等店，门首亦悬挂某某洋行，则究竟洋行营业有无范围，既无法律上之规定，亦一任自由而已。”云云。参见《上海闲话》，2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关于广州的洋行，据西人玛高温所著《中国的行会》可知，在中外交往史上，“广州的公行居于突出的重要地位，它们享有贸易的垄断权，并作为关税的征收者而成为华商、官府与洋商发生联系的唯一中介。广州公行始建于1720年，直到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时，方予废止”（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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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会组织，自唐宋以来已然。至明清两代，行会开始发生蜕变，大抵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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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时至明代，商人开始摆脱传统的行会团体，成立了“墟集会”。如明正统年间，邓茂七在福建宁化县，聚众成立墟集会，成员多达数百人，邓任会长，“远近商贩，至皆依之”（注：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83《流寇·平福建寇》，明崇祯八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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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雍正年间，山东高唐州等地民间推车之车户，开始成立车会，此即所谓的“盘手会”，显然属于运输业的行会组织。根据史料记载，这些车户每年各在寺庙处所约会几次，每会纳钱数百，届期车户齐集，多者百十余辆。演戏剧饮，会毕而散。其所推之车，各会均有暗号，惟其同会者相望而识，“往往结伴在路，动辄恃众争殴”。一些市井无业之徒，招致入会，给以车辆资本，民间于是就有“投了盘手不雇家”之谚。至于会内成员，如果有人在外生事犯法，被拘执到官，就用所积会钱，“资其缠用，奔走营办”（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940页。）。清代末年，京城伶界更是出现了伶人的行会“精忠庙会”，其办事机构设于岳忠武庙，“有公守条件，违者议罚，例以老成人掌之”。先因程长庚为众人所尊敬，掌之终身，人称为“大老班”。至光绪中叶，谭鑫培为春台班主及精忠庙会首，“人以尊程长庚者尊之，亦呼之为老班而不名”（注：徐珂：《清稗类钞》之《优伶类·程长庚独叫天》、《优伶类·谭鑫培为伶界大王》，第11册，5111、5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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墟集会、盘手会、精忠庙会的出现，说明行会已非单纯的同行组织，亦非当时朝廷、官府的徭役组织，而是成为一种维护工商业自身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政治色彩的商人团体，显然已经开了清末商会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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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正如傅衣凌所言，中国的行会制，不仅存在于城市，同样也在山区开始出现。清代涌现出来的“扒”就是典型例子，它既是商业组织，也是手工业组织，属于各业的生产组织。（注：傅衣凌：《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形态及其历史意义》，附记，见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172~173页。按：关于“扒”这种组织，史料有如下记载：“山中聚业俱谓之扒（音拜，转石伐木也，俗读平声）。放树生菌耳者，统谓之耳扒。伐木烧炭者，谓之炭扒。板造器者，谓之板扒。收买药材者，谓之药扒。惟药扒见货给值，有业户赊值不能偿者。其余各扒亦如稞山者然，俱系客户给稿立券，预写木尽留山、木尽留土字样，山主贪其微值，懵然莫辨也。”（乾隆《洵阳县志》卷11《物产》，清同治九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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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按照中国传统的观念，所谓的“行”，大多是指“买卖交易之称谓”，然至清代末年，上海租界的巡捕房，亦已开始称为“行”。如当时的巡捕房一般称为“行”，四马路巡捕房称为“老行”，而大马路巡捕房则称“新行”。（注：姚公鹤：《上海闲话》，3页。）巡捕房不再列入衙署，说明商业化逐渐向衙门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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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馆、公所的崛起及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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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行会只是商人之间松散的团体，无固定的聚会场所，不过凭行以示区分而已。相对于行会而言，会馆的崛起，则使商业团体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组织结构上，都大大前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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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的出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会馆为崇祀乡贤之地，春秋祭祀”（注：《江南会馆义园征久录》卷4《公订会馆木榜条规》，清刻本。）。换言之，会馆是一种同乡会的组织，原为乡、会场寓考而设，其目的无非是“为奉祀事而联乡谊，且便于会议”（注：《江南会馆义园征久录》卷4《会馆落成公议条规》。）。明代北京歙县会馆最初设立的目的，也是“交接以道，庆吊以礼，联疏为亲，情义蔼然”，其中“敦乡谊”这一点最为突出。（注：徐世宁、杨熷续录，徐光文、徐上墉重录：《重续歙县会馆录·续修会馆录节存原编记序》、《续录》前集《经始》，13、17页。）就此而论，西人马士（H.B.Morse）在《中国行会考》中，将同乡会馆的主要特征定义为“其全部成员都是来到外地的同乡官吏和同乡商人”（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76页。），大抵把握住了同乡会馆的底蕴。二是明清时期，由于商人力量的崛起，商人为逐利而周游天下，在商业繁华之处设会馆，联乡谊，团结同行。关于此点，日本东亚同文会编《中国经济全书·会馆及公所》有详细讨论，引述如下：“盖会馆、公所者，所以固团体，重信义，为商业之机关也。且清国自古以农立国，崇本抑末之说，深中于人心。官之于商，刻削之而已，困辱之而已，凡商情之向背，商力之盈亏，置若罔闻，不有会馆公所以维持之，保护之，欲求商业之发达，岂不难哉。”又云：“然设立之初，不外保商务谋公益为目的。”（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90~91页。）这显然也是经过仔细调查之后得出的可靠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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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又是一种群体组织。它的设立，“乃依群为结合，特大群中之一小群而已”（注：《山西湖广会馆章程·序》，清刻本。）。所以，会馆又与会社团体关系颇密。在清代，京城、外省各官，通常以“同年”、“同乡”、“同僚”为纽带，在每年春初宴集一次，俗称为“团拜”。（注：清人陈兆仑以“团拜”为题，作诗一首，云：“登场傀儡漫相嗤，肃肃班行演旧仪。云路飞腾凡几辈，苔苓气谊重连枝。一舟人海欢相集，百里雷封慎所司。忽向歌筵萦昔梦，春明逐队少年时。”（潘焕龙：《卧园诗话补编》卷6，见高洪钧编：《明清遗书五种》，239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团拜之会，通常由值年一二人承办，开筵演剧（注：关于会馆中所设供团拜或祭祀演戏之用的戏台，西人玛高温有如下描述：“其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为敬神而演戏的园庭，它的一端是一个戏台，另一端是神龛圣祠；环绕戏台的围栏上，那些有身份的人边看戏，边聊天，边饮宴；下面露天场地则免费提供给一般公众享用。”（［美］玛高温：《中国的行会》，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8页）），费用多达数百两银子，稍次者亦必择地会饮。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京师地大人众，往往经年不谋一面，不过藉此得以聚晤，联络友谊。外省亦然，而且其团拜多联合商界共同举行。（注：徐珂：《清稗类钞》之《师友类·以团拜联友谊》，第8册，3594页。）在会馆中，每年亦定期举行“团拜会”、“追祭会”、“恳亲会”，联络乡情，追祭乡贤。如北京的休宁会馆，每年春秋二季，即四月与十月，分别举行团拜会，“招集正副会员，并临时来京之乡人，以共敦乡谊”；而在清明、中元节，又行追祭会，“招集正副会员，亲诣义园祭拜”（注：《京都休宁会馆公立规约》，民国十一年重订本。）。而北京的河南会馆，每年阳历四月间，开一次恳亲会，“公宴同乡，以期联络乡谊，并报告各馆所有出入款项，及筹议各馆进行整顿事宜”（注：《京师河南全省会馆管理章程》，民国元年修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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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乡、同业组织的名称，大抵可分为以下两类：一为会馆；一为公所。前者属于同乡的集合，后者属于同业的集合。同业的未必同乡，但同乡多半同业。（注：《清季上海地方自治与基尔特》，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182页。）揆之明清同乡会馆的实况，其同乡的概念，既可以是同省，亦可以是相同的府、州、县。即使是在相同县份的同乡会馆中，同样不乏来自外县之人的热心捐款。换言之，“同郡异邑”亦即同府不同县的人，允许他们加入会馆。如明代在北京建立的歙县会馆的捐款录中，列有三名外邑之人，分别为：方邦度，户部郎中，婺源人；潘怀，扬州府通判，婺源人；黄腾宇，绩溪人。为此清人徐光文专门作按语云：“以上三人皆外邑输资入馆。此同郡异邑入馆之始也。”（注：徐世宁、杨熷续录，徐光文、徐上墉重录：《重续歙县会馆录》之《续录》前集《捐款录》，21页。）这一点颇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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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尚有下面的动向需要加以注意，即商人除了是同业会馆、公所的热心支持者之外，又开始参与同乡会馆的建设。相关的例子颇多，仅引下面四例加以说明：一是北京的歙县会馆，在嘉庆十九年（1814）重修会馆时，其捐款人中，除了在京绅士、京外诸公之外，又多了茶商、姜商两类人。其中茶商在这次捐款中，共计有73人捐款，而姜店则有两家捐款，分别为锦春号、锦新号。（注：徐世宁、杨熷续录，徐光文、徐上墉重录：《重续歙县会馆录》之《续录》新集，51~53页。）二是设于广西省城的全浙会馆，其目的是“以为乡之仕宦、游幕、商旅之初莅者解鞍息肩之所”（注：董秉纯：《春雨楼初删稿》卷6《广西省垣全浙义园序》，见《四明丛书》，第14册，8742页。）。可见，商人同样可以得到同乡会馆的庇护。三是清代北京的鄞县会馆，即为鄞县商人共同筹集资金所建，进而供士人至京城参加会试，可以“解鞍息驾”，“无赁僦之劳，获如归之乐”（注：董秉纯：《春雨楼初删稿》卷1《创建鄞县会馆碑记》，见《四明丛书》，第14册，8673~8674页。）。四是会馆、公所大多附设义园、善堂，从而成为一种慈善团体。如在四川，浙江会馆就设有贞节堂，并附设恤嫠局，恤嫠名额，“官场十名，幕场十名，商贾十名，共三十名”（注：《浙江馆贞节堂恤嫠局引》，见《浙江馆恤嫠局章程清册》。）。上述四条材料说明，会馆同乡人员的组成，除同乡籍官员、幕僚以外，尚包括商贾。这足证同乡会馆与商人会馆正趋于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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