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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170302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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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第四节 宗教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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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社会，宗教的影响力不可小觑。宗教一旦社会化以后，其教义深入到士大夫、平民百姓各社会阶层，就会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波及人们的社会生活。换言之，宗教已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士大夫的游戏人生，与僧人相交，民间百姓的宗教信仰生活，互助结会，还是民间秘密宗教团体所进行的反抗朝廷的斗争，无不以结社结会作为其组织的团体。当然，宗教结社的崛起，显然是以佛道二教尤其是佛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为前提，而宗教结社团体的大量涌现，反过来又使宗教更趋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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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坛兼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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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是走在前列的。他们为人楷模。在乡村，他们可以是乡贤、名宦，也可以为豪强、恶衿。他们游戏人生，结成各种消闲的团体，甚至不乏与僧人结交，互相结社。明人袁宗道诗中“诗坛兼法社”一句（注：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4《结社二圣寺》，37~3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就是士大夫宗教结社生活的最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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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与僧人交往，其中所反映的就不仅仅是一种清闲雅致的生活，而是宗教世俗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在正统士大夫的心目中，佛道是异端，是洪水猛兽，所以必须予以排斥摒弃。但至少自晋以后，士人与僧道相交的例子已是不胜枚举。此风至唐犹存，至宋稍盛，及明大盛，入清仍不绝如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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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信佛、崇佛甚至佞佛的士大夫中，却并不将佛教视作异端，而是极力提高佛教的地位，进而主张儒、佛、道三教合一。宋人苏轼与佛印相交，一直为后世士大夫所津津乐道。又如金代李纯甫，本为儒家子，官拜翰林，却崇信佛学，甘为居士。他在《重修西壁庵记》一文中，说及自己为学而信佛的经过：“偶于玄学似有所得，遂于佛学亦有所入。学至佛则无可学者，乃知佛即圣人，圣人非佛；西方有中国之书，中国无西方之书。”（注：刘祁：《归潜志》卷1，附录，见《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5913页。）这位李居士，对佛教极力颂扬。他的《释迦赞》云：“窃吾糟粕，贷吾秕糠；粉泽丘、轲，刻画老、庄。”并认为，宋代程颐诸儒，虽明性理，但“皆窃吾佛书者也”（注：刘祁：《归潜志》卷9，见《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5986页。）。在明代以前，士大夫称颂佛教能做到如此大胆、坦率，李纯甫堪称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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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尤其是中期以后，由于禅悦之风在士大夫中间的流行，明人对佛教更是百般称赞。士大夫自仕宦罢归以后，除了陶情声伎、肆意山水、求田问舍之外，就是“学仙谭禅”（注：陈弘绪：《寒夜录》卷上，《豫章丛书》本。）。顾起元《参禅》诗云：“晏坐团蒲上，瞒盰白昼长。西来意何似？薝卜逆风香。”（注：顾起元：《懒真草堂集·诗部》卷17。）此诗所反映的，就是士大夫闲居参禅的生活。至明末，在士大夫中形成了一股“狂禅”之风。他们标奇选异，炫耀世俗。据张尔岐记载，他有一好友，就曾为佛书所惑，作有《中庸说》一卷，“皆极力辩驳朱子之失。大率引佛氏之说，以解《学》、《庸》、《论语》”（注：张尔岐：《蒿庵闲话》卷2，见《笔记小说大观》，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在士大夫中就形成了喜与僧人结交的习俗。明人叶权对此习有如下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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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名贤多与僧徒往返，然必通禅理、有戒行、知文翰者方与交。如今俗僧治家供役，酒色无赖，比常人尤甚。士大夫喜其应接殷勤，遂与相狎。且不论其深意莫测，但默睹其炎凉体态，桀傲形状，已极可厌恶矣。谚云：“不交僧与道，便是好人家。”此言有感而发。（注：叶权：《贤博编》，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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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明代士大夫与僧人相交，本身导源于僧人的世俗化乃至无赖化。而“不交僧与道，便是好人家”云云，则堪称警醒之语。清醒之士固然存在，但士人与僧道相交却依然故我。对此，明人张凤翼也有如下记载：“近来士夫谢病，多挈一僧出游，以表见其高。人见之，便谓是苏长公、佛印作用。”（注：张凤翼：《谭辂》，见《说郛续》卷20。）这样，礼佛、饭僧也就成了士大夫生活的基本内容。如顾起元《礼佛》诗云：“长日空斋里，和南绣佛前。仍惭滥巾客，未了世因缘。”说的就是士大夫在空斋绣佛前的礼忏生活。《饭僧》诗又云：“为饭莲花僧，伊蒲馔还具。若遇赵州来，且教啜茶去。”（注：顾起元：《懒真草堂集·诗部》卷17。）对此，明人蒋德璟一语道破：“故今世士夫无不礼《楞严》，讽《法华》，皈依净土。”（注：蒋德璟：《理学经纬十书序》，见黄宗羲编：《明文海》卷229，第3册，2368~2369页。）说的就是当时士大夫皈依佛教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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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士大夫喜与僧人交游，僧人也乐意与士大夫结交，使自己的宗教生活增加几分世俗的情趣。如苏州竹堂寺僧福懋，文墨标雅，诗画兼工，于是，“吴之名公巨卿，皆折节与之交，而郡使一方之尊，亦礼遇之，缁衣莫不啧啧称羡”（注：万表：《玩鹿亭稿》卷3《送天池山侍者行山还山卷引》，见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27册，16848页。）。又如僧人冷云过柳浪时，曾拿出张茂才的时艺若干篇，请求袁宏道品评。（注：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35《张茂才时艺小引》，下册，1115页。）显然，这位冷云也周旋于文人学士之间。此外，明代僧人喜读儒书，同样反映了儒、佛合一之风。如释戒征，“喜读儒书，而词翰俱妙，有前人风”（注：吴宽：《匏翁家藏集》卷42《雨庵宗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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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与文士交游，最终必然导致由二者共同参与的宗教结社的出现。考宗教结社的起源，当推晋、宋间慧远在庐山结成的“白莲社”。此社亦属僧俗合一，可谓源远流长（详见附表23）。此后，齐时竟陵文宣王“募僧俗行净住法”，结成一个“净住社”。梁时，僧祐曾撰《法社建功德邑会文》。（注：释赞宁：《结社法集文》，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39，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此外，梁时士大夫沈约等与僧人结成“千僧会”，共聚会10次。前八集“仰凭上定林寺祐法主”。第十会，沈约又集“百僧于所田庐”（注：沈约：《千僧会愿文》，见《全梁文》卷32，收入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可见，历代以来，一些文人雅士均与寺僧结成法会、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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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隋代，在士大夫中流行请僧人作法会的习俗。如陈渊，“仰胜化道无方，随缘济物，卫护国土，级行天人”，于是在崇正殿设“千僧法会”，奉请僧人智为“菩萨法师”（注：陈渊：《请释智为戒师书》，见《全隋文》卷15，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在唐代，白居易与东都圣善寺钵塔院长老如满大师交好，后又与长老振大士结成“香火之社”（注：白居易：《圣善寺白氏文集记》，见《全唐文》卷676，第7册，690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1。）。另白居易《长庆集》卷17《与果上人殁时题此诀别兼简二林僧社诗》云：“本结菩提香火社，为嫌烦恼电泡身。”取名香火，则是因为结社时需要香烟灯烛供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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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士大夫与僧人结成的宗教性会社则更多。如李遵勖、杨亿、刘筠常聚集高僧谈论宗性。遵勖让画工各绘其像，图成后，名为“禅会”。（注：王铚：《国老谈苑》卷上，见《说郛》卷43。）可见，宋代此类禅会比较普及。又如西湖昭庆寺僧今常，慕慧远结社雅风，“贻诗京师，以招卿大夫”。于是，士大夫“咸寄诗以为结社之盟文”（注：丁谓：《西湖结社诗序》，见《全宋文》卷208。）。此社虽可归于诗社一类，但其诗“悉置意空寂”，再加之主持其事者为僧人，显然亦可与白莲社并称。此外，宋代还有僧人主持、士大夫参与其事的“白莲社”。此社设于钱塘昭庆寺，社主为圆净大师，“预白莲之侣者，凡一百二十三人”。在这些社侣中，有很多人就是宰衡名卿、邦伯牧长。（注：释智圆：《故钱塘白莲社主碑文》，见《全宋文》卷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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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明末，士大夫与佛教僧人所结的佛社很多，著名者有“金粟社”、“胜莲社”、“月会”、“放生会”、“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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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粟社起初的本意不过是“二三净侣结参禅念佛之社”，一旦成立，参加者却多达10余人。此社不论沙门及宰官居士，只要真心办道，又愿意加入，就可列名于册，以入社早晚作为排列的次序，“愿久住者听，愿暂住者听”。社中僧人以雪照为主，而宰官居士则以云浦居士为首。（注：袁中道：《珂雪斋前集》卷18《金粟社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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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莲社实际上是杭州士大夫成立的一个放生会。此社一般逢“每月六斋日”，就在西湖上方池、净慈寺万工池、昭庆寺香华池，醵金放生。每当会日，专食素斋。放生毕后，“各念阿弥陀佛号千声，或静坐默念，毋竞谭俗谛，以溷静众”。此社亦立有清规戒条，如果社中人违反，就要罚银赎生。（注：虞淳熙：《胜莲社约》，见《说郛续》，清顺治三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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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会是杭州士人群体的一个集团组织。会日一般是在每月六斋中“随卜一日”，参加者为邹、严、闻等四姓子弟。月会的宗旨是“要以究性为先，不则五伦当晰；又以文会为切，不则六艺可游”。显然，这与真率会大致相同，是一个儒家士人群体立社会文的组织。但值得引起关注的是，月会还戒杀，而且持斋吃素，故又具“莲社之风”（注：严武顺：《月会约》，见《说郛续》。）。由此可见，月会是儒佛两家的结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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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杭州之俗，崇尚释老，梵刹林立，是士大夫荟萃消闲之地。一些士大夫纷纷与佛教名僧交游，儒佛趋于合一。西湖的放生社、澹社，同样是这种儒佛合一的宗教结社。放生社由冯梦祯创设，参加者有僧人莲池与邵重生、虞淳熙、朱大复、徐桂、屠隆等人。（注：万历《钱塘县志》之《纪献·冯梦祯》，《武林掌故丛编》本。）澹社成立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究其实也是士大夫与僧人的结会。此社由冯梦祯主席，参加者有僧人佛石禅师，以及吴之鲸、黄汝亨、胡仲休、卓去病、吴允嘉、卓尔昌、钱孟玉、沈鼎新等人。一般每月一会，每会选择湖山最胜处为集会之地。会中除喝茶驱除寂寞之外，还“随意谈《楞严》、《老》、《庄》，间拈一题为诗”。为此，冯梦祯专门作有《澹社》一诗，云：“寒随早梅放，春气动林泉。到此入青眼，相期社白莲。清音茅屋下，明月竹窗前。澹意息心在，都忘俗虑牵。得与远公在，无将陶谢分。去喧聊避俗，习苦自逃群。曲涧移时汲，深松静夜闻。空山门不闭，遥度九溪云。”（注：吴之鲸：《澹社序》，见吴之鲸：《武林梵志》卷3，收入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22册，69~70页，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翟灏等辑：《湖山便览》卷9《南山路·澹社》，24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赋诗与谈禅合而为一，使澹社大有清趣，符合晚明士大夫的生活情趣。在谈禅风气的影响下，至明末清初，也就出现了“《金刚经》会”。如祝锡文，其人慷慨好义，急士之穷而忘己之穷。正是这样一个信奉儒家学说之人，却在后来也好善而皈依释氏，受《金刚经》，每天与宗人之好善者“为《金刚经》会”，“早晚呶呶不辍”（注：陈确：《陈确集》之《文集》卷15《金刚会问》，370~3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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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仍有“放生会”的存在。钱大昕记苏州放生会事云：“吴郡向有放生会。每月朔望，诸善士各携水族，纵之石湖。”（注：钱大昕：《潜揅堂文集》卷21《放生池古泉记》，《四部丛刊》本。）后来考虑到石湖距城太远，“渔者嗜水，恐仍不免网罟”，于是就“议于白莲泾同仁堂左凿池四亩，以为滋育之所”。在北京，每年四月八日，也有“放生大会”，“豪商妇女、显宦妻妾凝妆艳服，蜂屯蚁集”（注：阙名：《燕京杂记》。）。可见，其参与者主要是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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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间的宗教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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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士大夫与僧人结成的宗教会社以外，还广泛存在着以民间佛道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宗教结社。细分之，民间的宗教结社尚可分为三类。下依次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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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僧人主持下的宗教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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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僧结社，起源颇早，至唐代而达到极盛。唐开成五年（840），会稽禹寺请释玄英法师在余姚平原精舍讲《金刚经》，会众达1250人，结成“九品往生社”，“挹其遗踪，施有等差，阶陈九品”（注：处讷：《结九品往生社序》，见《唐文拾遗》卷50，收入《全唐文》，第11册，10939页。）。唐僧人处讷所结“九品往生社”碑刻，埋于绍兴大禹寺中，故金石家皆未见及。至清道光末年，“寺中僧人始地得之，遂为方可中所拓，碑复发见”（注：陈去病：《五石脂》，386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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