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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170303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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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5.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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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和天然倾向均使得中国人以自然主义者著称。他们的医药知识基于大量的细致观察和原始药方之上，如今西方还可从这份遗产中获益，而中国的医生们时至今日也还在努力将其与现代医学结合起来。然而，在宋代的传统医学中，那类观察和药方的整体框架却被强行以当时的哲学概念来表达：人体被认定为宇宙的一个副本，健康状态只是反映了阴阳平衡的一般状态，而疾病则是阴阳失调的表征。任何事情都要通过它与普遍有效性的对应而获得解释，——既然是普遍有效性，就势必对物质宇宙和人体同样适用。在这里，理论优先于观察，即使当一项观察是原始的并且构成了某种发现时，也从不会追问它的缘由，而总是将之纳入原有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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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医生们认识到了五种重要的人体器官（心、肝、脾、肺、肾）。他们认为，上述五脏一一对应于五种元素或五种基本的性质（水、火、木、金、土)。这些被称作“五行”的元素按照预定的顺序相克相生。五脏则与身体的五窍相连，比如肾与耳相接、肝与目相接等等。人体是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因此，人们在针灸术中便可以在距离患病部位或患病器官很远的穴位下针。健康缘于循行全身的“五气”（温、寒、燥、湿、火）处于良好的调适状态，而“阴阳”亦处于良好的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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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又可由七情（喜、怒、哀、惧、爱、恨、欲）过强所致。此种观念提供了诊断和治疗的理论基础。通过望、闻、问、切，一位有经验的医生可以马上确认病情。在切脉这门学问方面中国人是老练的行家。人们记录下了种种不同的脉象，其中每一种均表示一种具体的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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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医炙艾图（南宋·李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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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轴 绢本淡设色 68.8cm×58.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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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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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看12世纪的庄绰有关一种疾病的说法——“疮发于足胫骨傍，肉冷难合，色紫而痒者，北人谓之臁疮，南人呼为骭疮，其实一也。然西北之人，千万之中患者乃无一二，妇人以下实血盛，尤罕斯疾。南方妇女亦多苦之。盖俗喜饮白酒、食鱼鲞，嗜盐味。而盐则散血走下，鱼乃发热作疮，酒则行药有毒，三物气味皆入于脾肾，而足肝之间二脉皆由之，故疮之发必在其所。鱼盐之地，海滨傍水，民食鱼而嗜咸鯺，使人热中，盐者胜血，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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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治疗方法，它们包括按摩（通常只是施行于身体的一个小部位，如掌心、指尖等）、艾叶炙烤、在固定穴位的针刺，以及各种各样的成药和汤药。外科手术还处于相当幼稚的阶段，除了阉割太监和治疗溃疡、骨折之外，难得一用。针灸和按摩似乎也不及中药更常用。这类药物通常取材于植物，其成分极其复杂。比如，一副汤药所包含的药材可达25种之多。人们有时也会将动物或矿物入药，比如大量应用的犀角、形形色色的玉石和研成粉末的珍珠等等。昆虫亦可以用来伐柯治病：蟾蜍（其药效与洋地黄相同）、蚯蚓、蜘蛛、蜈蚣等均被烘焙加工成末。这类的药方中有一种是治疗疟疾的，据说要使用狗身上的苍蝇。“抓住一只狗身上的苍蝇，将其腿、翼去除，再裹以蜡制成药丸，待打摆子那天用冷米酒送服。”另外，将蛇皮塞入患者两耳或令其双手握持之，亦有治疗功效[25]再有，“西域雪山有万古不消之雪，冬夏皆然。中有虫如蚕，其味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治积热。”[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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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年前后，官方的医学教育把流传到当时的三大医学分支即脉科、针科和疡科再细分为9个专科。专科的增多表明中国的医学在当时达到的高度专业化水准。这些专科为：医学大经和医学小经、风湿麻痹科、眼科、妇科、牙科和喉科，以及疡科、针灸科，还有借巫术咒符治病的专科。[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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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医学分科中包括巫术治疗法，这充分表明中国医学无论在其理论方面还是在其治疗方法方面均不具备科学性。不过，尽管在医生和巫师之间有彼此的谅解，但主要还是道士和和尚们擅长于驱邪伏魔，据说其中有些人真能治病。他们使用涂写上神秘标记的咒符，或者让患者随时佩戴护符，要不就利用佛教密宗经籍中的一些具有魔力的处方。根据各派的医学，人们对于每一种疾病皆可运用远为不同的理论和医方，而病人为了求治也会在同时尝试不同的疗法，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会经常乞助于巫术性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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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根据当时通行的理论，疟疾的病因可能是因为鬼魂缠身，也可能是因为当地瘴气，或者温寒失调、体内五行紊乱，还可能是为了疟神娘娘的缘故。医生们根据外表症状的差异区分出了16种不同的疟疾，而他们便借助于多种不同的治疗方法来克服它们。这其中包括针刺、艾炙、按摩、小剂量的砒霜、草药、昆虫制成的药，最后还有咒符（有些必须要口服下去)。无论病情发展到何种地步，服药的确切时刻都是至关紧要的。这种时刻要视太阳的方位和发病的缓急而选定。如果在不当的时刻服药，其危险性甚至比疾病本身还要大。[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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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教育所包括的种种医学专科中，有一门中国医学的分支未被提到，这就是法医学。中国司法特别热衷于寻找物证，所以法医学在中国的发展就远比在西方为早。因此，13世纪中期在旧有的此类著作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专供官吏使用的法医论著，至今尚有留存。而在欧洲，则直至17世纪初才出现了由Roderic de Castro所写的同类著作。这部13世纪的中国法医著作——《宋提刑洗冤录》，提供了开具死亡证明的案例典型，要求对尸体的所有部位都极详尽地予以检查。它开列了探明不同死因的一系列正确方法，其中包括勒杀、溺水、中毒、殴死等等，同时，它还指导人们在特定的场合下如何区别他杀、自杀或偶然事故。除此之外，它还告诉人们如何急救濒于死亡的自缢者、投水者、中暑者、冻僵者或营养不良者，而且，它还提醒说，对于溺水的垂死者，除了其他的急救方法之外，还应施以人工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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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由国家来组织施行，而为官方认可的药物清单则在官廷太医的监督下制订成册。缘此，一份官方的索引列举了850种药物，其中有656种是在唐代就实际应用过的。到10世纪末，又对之进行了修正，增补了133种药物。不过，在官定的983种药物中，实际上只有789种被普遍使用。在政府的鼓励下，有关使用这些药物的论著被刊布出来。其中之一在公元990年至994年间问世，全书共100卷。另一种不太重要的论著则刊行于11世纪中期。1080年前后，皇帝颁发敕令征求各地名医贡献最有效的药方。这类药物由太医局进行验证，其制作方法也广为传播。[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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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剧眼药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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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轴绢本淡设色 23.8cm×24.5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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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是散册，作者佚名。其所画内容，据周贻白先生考证，应即周密所著《武林旧事》官本杂剧段数内所记之“眼药酸”，以滑稽唱念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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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清楚地表明：当时存在着临床医学的两个流派，其一是私人的，其二是官方的，而后者会从前者的传统和发现中汲取营养。官办的医学教育是由太医局提供的，该机构始建于1076年。我们曾经提到过，这所学院后来迁移到杭州，并于1270年前后招收了250至300名学生。创办这所学院的宗旨在于培养能够为皇帝、皇族和上流社会治病的医官。而普通百姓则求医于私人医生，他们的医术通常是祖传的。按照他们的观点，只有行医世家才会出好大夫。流行的说法是：“非三代行医者，慎服其药。”大多数医生为专科大夫。有些人只给小儿看病，孩子们的常见病是肠道寄生虫和腹部胀满。另一些人只行针灸术，比如在杭州河街桥处就有一位。每位医生都在其诊所门口挂上标明其专长的招牌，有时候夸口自己可以“手到病除”。在一幅绘于12世纪初的画卷中，我们便可以看到这样的招牌。[30]从上海博物馆的一件藏品中，我们势必要推定作广告宣传有利可图，——那是一小块宋代的印刷铜版，它显然是被一位针灸医师用来作广告的。在其上端刻着：“济南刘大夫针灸铺”。在其中部则刻着：“门首以白兔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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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除了医生的诊所之外，还有大量不同种类的药铺，其中有的出售生药，有的出售成药（这类药铺大概为数最多），有的专售治疗小儿闹肚子的草药，也有的专卖杭州地区出产的草药。这些药铺沿袭传统做法，均在门首悬挂干葫芦为记。我们已提到过，除了这些私营的药铺之外，还有一些公立的药局，由于官方的补贴，此处的药价仅为市价的三分之一。不过，由于官吏和这些药局所雇人员的欺骗性经营，公立药局对于它们原本为其设立的穷苦人家毫无助益，而且到1270年时，我们甚至不能确定这类机构是否还存在。最后，在每个州府都设有由国家经营的安济坊，贫困、老迈和残疾者均可在那里免费得到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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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6.亡故